安全回到家人身边后，卡罗尔在媒体上发布连载文章，讲述身为人质时的遭遇。这一特殊的经历让卡罗尔更加深入地了解伊拉克危机，也带她走进了对伊拉克反美武装组织不为人知的世界。
4月2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女记者卡罗尔获释后，平安回家与父亲紧紧拥抱。
尽管卡罗尔常戴头巾，但她西方人的相貌还是被绑匪识别出。
致命的采访
这原本是一场预约的采访，但没有预料到的是，提前预约可能给我们招来杀身之祸。
2006年1月7日，巴格达，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因为采访已经预约好了，今天将是轻松的一天。这并不是说我在巴格达的生活轻松，作为自由记者，在哪儿日子都不好过。但是我不想呆在美国安全的家里，给农业部的食品政策写文章。在这里，我正在实现成为国际报道记者的梦想，即使条件艰苦。
采访完伊拉克政客后，我还要把笔记本电脑交给我的翻译艾伦·恩维亚的一位朋友去修理。在过去两年中，艾伦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和工作伙伴。我们一同在巴格达街头采访，为意大利安莎通讯社、《今日美国报》和现在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提供第一手的新闻。当然，我们一同经历了不少危险：被武装分子威胁、遭到抢劫、甚至看到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在采访的间歇，我和艾伦常常拉家常，他总是提起自己的女儿和小儿子的趣事，感叹他们长得太快。我则会开玩笑说，如果他偷看漂亮女孩，我会向他老婆告密。
我们将要采访的第一位政客是逊尼派的阿丹纳·阿杜拉米。虽然他的办公室并不在巴格达的危险地带，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做了一些安全准备。我戴上黑色的面纱，这样西方人的相貌和衣着就不会被轻易发现。之前我曾几次拜访过阿杜拉米，也从未出过什么问题。最近的一次是在两天前，是为了预约今天的采访。
但回想起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绑匪有48小时等待我的再次到来。
和往常一样，《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司机阿丹纳·阿巴斯驾驶丰田车把我们载到采访地。阿杜拉米的助手让我们在接待室旁边一个单独的房间等候。坐定后，助手不停地打着手机，我用基础阿拉伯语听出，这是在和其他人说，有一位记者等着要见阿杜拉米。但是，预约采访的10点钟过后，助手却对我说：“对不起，阿杜拉米先生现在有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不能和你谈。你可以在12点回来吗？”虽然我很奇怪为什么事先没听说有新闻发布会，但还是同意两小时后再来。
遭遇绑架
车门关上前的最后一刹那，我看到自己的好友、翻译艾伦被打死。
这是卡罗尔被绑架后藏身的一间屋子。
回到车上，我像往常一样坐到后座。阿丹纳发动车子准备离开。正在这时，一辆蓝色的大卡车从我们前面的车道倒车出来，把路完全堵住。旁边还有几个人在帮忙倒车。但突然间，这些人转身把枪对准我们，并很快靠近我们的车。
阿丹纳刹住车子，和艾伦一起举起双手。这样的状况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些私人安全公司的保安常常挥动武器为客户开辟道路。但和以往不同，这些人没有把枪放下，而是继续前进。最前面的一个留短发的壮硕男子把枪口对准阿丹纳。我还在疑惑不解时，阿丹纳和艾伦打开车门走了出去。我正要推门出来，但一个男子猛地把我推了回去，我跌落到座位上，眼镜镜片都掉了下来。在这些持枪者把车门砰然关上的最后一刹那，我看到艾伦被他们开枪打死。
短发男子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其他的人也坐了进来，我被夹在中间。汽车飞驰上主路，这些武装分子激动地喊道：“圣战！圣战！圣战！”
在我刚刚成为人质的几十分钟里，绑匪不断用阿拉伯语向我提问。但由于害怕他们知道我了解得太多会杀了我，我完全装聋作哑。
绑匪把车开到巴格达西郊，似乎是为了打发时间，车在农田周围打转。汽车行驶在颠簸的乡村道路上时，我想：“他们会把我带到野外，然后把我杀了。”绑匪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他们用不熟练的英语问道：“你为什么担心？不，不，不，这是圣战，我们是伊拉克圣战者，你为什么担心。”
在伊拉克境内进行人质绑架活动的多为逊尼派武装组织，他们当时都听命于“基地”头目扎卡维。但外界对这些组织知之甚少，因为他们不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不会在政治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他们仍然是伊拉克一股强有力的势力。这些组织就像幕后的黑影，我们能看到大致的轮廓但却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有着怎样的想法和动机。最近几个月来，艾伦和我一直希望对伊拉克的逊尼派团体有更深的了解，如他们是怎样支持身后的武装分子。这也是明白伊拉克暴力活动的关键。现在，我终于得到了了解这个团体的机会，但是代价让我无法接受———艾伦的死。
漫长的审问
我的名字，宗教，雇用我的媒体，我的电脑值多少钱，是不是可能向美军发信号，巴格达有多少美国记者……无数个问题等着我。
最后，我被带到巴格达郊外一处破旧民宅，在那里绑架者让我换上了新的长袍。他们还向我解释，不会拿走我口袋里的100美元。其中一人举着钞票说：“当你回到美国后，带上这个。”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抢钱非法，绑架却合法？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他们才把艾伦杀害，现在似乎表示要放我走。
之后，我被带到另一所房子。这里是其中一个绑匪的家，他告诉我自己叫阿布·拉沙。在二楼主人卧室里，一名翻译和拉沙对我开始了“审讯”：我的名字，宗教，雇用我的媒体，我的电脑值多少钱，是不是可能向美军发信号，巴格达有多少美国记者，我的家人是不是饮酒等等无数个问题。
等到问讯终于结束后，翻译告诉我现在的处境：“你是我们的姐妹，我们和你没有瓜葛，而是要和你的政府做交易。我们要把你关一段时间，交换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妇女，也许4到5个。”当时媒体报道，联军和伊拉克政府关押了约1.4万名伊拉克人，其中10人是妇女。翻译还警告我不要试图逃跑，靠近窗户也不行。否则就会把我囚禁到地下室。
“审问”过后，我得到了一盘拌着鸡肉的米饭，我知道，这在伊拉克是用来招待贵客的。
饭后，我被带到楼下客厅认识拉沙的家人。客厅很小，但是以伊拉克标准而言家具还很新潮，两个沙发、一把盖着金丝绒毯子的靠椅，角落里是电视和卫星接收器。拉沙斜躺到沙发上，他的妻子和孩子则坐在旁边的靠椅上。
和绑匪一起看电视
当你和绑架自己的“圣战者”一起看电视时，会选择看哪个频道？
拉沙把电视遥控器递给我，说：“随便你想看什么。”
当你和圣战军在一起的时候，会选择哪个频道？我这样问自己。
不能看政治，新闻也不行，任何有裸露肌肤的节目都不能看。最后，我找到了迪拜1台，正在转播奥普拉脱口秀。
我想，太好了，奥普拉，不会有裸体女人出现。那一期的节目是关于那些曾经遭受苦难并重燃希望的人。其中一位嘉宾是曾经名噪一时的名模，后来患上了乳腺癌，现在则成为一名著名摄影师。节目的内容感染了我，我想，这也许是某种预言吧。
看完电视，拉沙问我平时什么时候吃早饭，喜欢吃什么，他似乎极力想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都是好人。
我告诉他们我想睡觉，他们把我带到楼上的卧室。我躺在床上，听见墙上钟表的声音，接着下雨了，我喜欢下雨，也许这是个好兆头。
但是一天下来，我一直都在掩饰自己的情绪，现在它们终于全部涌了上来。“上帝啊，他们杀了艾伦！”极度的愤怒和悲伤几乎让我崩溃。但是我不能，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对不起，艾伦。但是我知道，现在他的家人应该知道了这个噩耗，艾伦的妻子一定悲痛欲绝。有一天，我会为艾伦的死感到愧疚。
被疑为美军间谍
美军得到情报后对关押我的楼房的附近地区发动了袭击，我却被怀疑是携带有通讯装置的间谍，他们以为我把手机藏在头发里。
被绑架后的头几天，我都呆在这栋民宅的二楼房间里，周围枪声不断。我想，这里应该是巴格达。傍晚，阿布·拉沙走进了我的房间。“我很累，整天都在和美军作战。”他坐到床边，叹了一口气。“他们就在这儿，非常近，吉尔。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我意识到，他是在问我怎么会告诉美军自己所在的位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带着手机，也许在你的头发里。”我立刻把头巾扯掉，把头发散开。这样一个动作在平常绝对是冒犯之举，但现在我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他在我的头发里搜过一遍后，离开了房间。我瘫倒在椅子上，低声哭了起来。害怕他会听到。
但拉沙突然回来了，他冲过来抓住我的手说：“对不起，别哭，我很抱歉。不，我很抱歉，我是你的兄弟。”他的紧张让我有些不解，我只是他的人质。他为什么要关心我的喜怒？
后来我知道，根据线人提供的消息，美军和伊拉克士兵袭击了附近的地区，这也是后来3个月的数次袭击中，美军最接近我的一次。在我被绑架的头两天里，绑架者似乎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他们似乎都没有下一步的打算。但不久我发现，并非这么简单。
拟好措辞录像
绑架者要求我在录像中指责美国政府，我却偷偷强调“海军”一词，希望得到救援。
半岛电视台播放的一段卡罗尔被绑后的录像。
1月9日，星期一下午，我被带到客厅，一个头戴阿拉伯头巾的男子靠墙坐着。他的脸全被蒙上了，只露出一对黑色的眼睛。他用英语问道：“你在这儿愉快吗？还好吗？”这个声音有些熟悉，我想起来，是第一天的翻译。“黑眼睛”告诉我，他不仅仅只是个翻译，而是这群绑匪的头目———阿布·诺尔。
诺尔说，他的人曾在去年绑架了一名法国女记者，那名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对她那么好。弗洛伦斯·欧伯纳！她是在2005年1月被绑架的，但至少最后获得了自由。诺尔说：“我们要给你拍一段录像，我们想让你的家人看见你处境糟糕，这样他们才会很快采取行动。”
这时，一个熟悉的画面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作为人质坐在一群持枪蒙面人的中间，这是我一直害怕的。看到我吃惊的表情，诺尔说，如果我不愿意可以不拍。我立刻表示自己愿意，因为我不愿看到，如果说不会有什么结果。
吃完饭后，他们把我带回客厅，10多个手持AK-47冲锋枪的男子走了进来。他们拿着一张毯子，想找一个光线最好的地方挂起来。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意见：“不，不，这儿。”“不，还是那边。”诺尔已经写好一段简短的讲稿，但是宣读它的将是阿布·拉沙。录像前，拉沙一遍又一遍地大声联系，其中大部分我都听不懂，除了能听到“CIA”。
诺尔走过来，告诉我该说什么。我的台词是：他们是保卫国家的圣战者，他们希望阿布格莱布监狱里关押的伊拉克妇女得到释放。美军却在谋杀他们的妇女，毁掉他们的家园。而且我在说这些的时候必须哭。拉沙和另外两个男子用头巾遮住脸，我坐到他们前面，摄像机开始拍摄。正对着我，诺尔用手指在脸上做手势，示意我哭。我说了一会儿才哭出来，但等到录像拍完，我却真的哭了。后来我才知道，半岛电视台只播出了这段4分钟录像的前30秒，外界根本没看到我哭的那一段。
当我抱头痛哭的时候，听到身后拉沙叹了一口气，好像很同情我的处境，其他的人也似乎在窃窃私语。但是，诺尔却一点也不为之所动，他要再拍一次，要我痛斥美国海军陆战队是如何毁坏他们的家园。
他们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尤其憎恨，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曾经和海军陆战队相处过两个月。当时，一位上尉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被绑架，将会有一个排的士兵来救我。所以，在重拍录像时，我故意明显强调“海军”一词。希望他们知道我在等待救援。
新闻发布会
“如果你是客人，所有的家庭都会欢迎你。但如果你是敌人，我们会喝光你的血。”
卡罗尔向外界讲述被绑架的经过。
身为人质的经历给我最独特的方式了解伊拉克武装分子。一方面，在几次被转移的过程中，我了解了几个武装分子的家庭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还和他们的小孩一起玩耍。
另一方面，这样的接触让我懂得他们的想法，他们对自己，对美国怎样看。我希望他们看到我活着的价值，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记者，如果我获得自由，会写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反应让我有些意外，晚饭后，一些人搬着椅子聚拢过来，他们要开一个临时的新闻发布会，我是惟一的记者，发布会上也没有任何提问。他们说自己并非恐怖分子，而只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不憎恨美国人，他们的敌人是美国政府。“如果你作为一位客人访问我们国家，所有的家庭都会欢迎你。但如果你是敌人，我们会喝光你的血，让你们一个不留。”我希望这样的发布会让他们习惯我的存在，也许这样就不会杀我。
乌姆的儿子、3岁的巴克，常常和我一起玩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游戏，他和我鼻子对鼻子，头对头，窃窃私语，只是他用阿拉伯语，我用英语。
每次看着他的小眼睛，抱着他胖胖的身子，这对我是很大的宽慰。但是，被囚禁的生活每一个小时都是考验，每一天都显得太漫长。虽然阿布·阿里和他的妻子对我不错，我也尽力表现得正常，但是心里总是对自己说：“不要被愚弄了，他们杀了艾伦，不要动摇。”
等不到的结局
有时我肯定他们一定会杀了我，有时又觉得他们会放了我，但不管是什么结局，我都希望早点结束。
美国海军就是在巴格达郊区的这所房子将卡罗尔救出
卡罗尔被美军送回国。
那天早晨，绑匪头目阿布·诺尔来看我，像往常一样，诺尔身上浓重的古龙香水气味预告了他的到来。为了不看到他的脸，我死死地盯着地面。“我们要给你拍一段新的录像，”诺尔说：“上一段录像告诉他们你很好，但也让你的政府行动缓慢。”但在另一起人质事件中，当英国政府看到女人质马格丽特·哈桑处境不妙时，反应很快，哈桑希望也这样做。马格丽特·哈桑！那位拥有伊拉克国籍的爱尔兰援助人员。她在2004年10月遭到绑架，不到一个月后就被杀害了。
“所以，这一次要不一样。”诺尔说完就离开了。“上帝啊，我的上帝，他们要杀了我，会的。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但他们会的。”我完全陷入了恐惧之中。监视我的两个青年看守中，阿布·哈桑看起来更成熟一些，也更有同情心。
我爬到哈桑跟前，用阿拉伯语说：“你是我的兄弟，我真正的兄弟。答应我，你要亲手用这把枪杀了我，我不想被刀刺死。”想到我的命运可能和很多美国人质一样，我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痛哭。
如果要死的话，我希望速死，因此，我爬到阿布·哈桑面前请求他用枪结束我的生命。
但显然，阿布·哈桑和他的同伴阿布·卡拉拉都没有预料到我会情绪失控。“我们不会杀了你的。你为什么会这样？”哈桑冷静的声音并不能让我信服。我又向阿布·卡拉拉请求：“卡拉拉，你会说英语。你要告诉我的家人，我爱他们，我真的很对不起。”
在这所不知何地的房子里，我坐在墙角，泪水止不住地流。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被伊拉克武装分子挟持6周了，他们给了我一幅面纱，一个新的名字———艾沙，还试图让我放弃基督教。他们给我伊拉克人用来招待客人的饭菜，让我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耍，却又怀疑我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间谍。我的心情也随着每次的变动波动。有时我肯定他们一定会杀了我，有时又觉得他们会放了我，这只是早晚的问题。但不管是什么结局，我都希望早点结束。
每天晚上在睡梦中，我都会重获自由。但醒来后的现实又让我无法接受，每天早晨都好像是刚刚才成为人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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