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共產黨威權政府領導一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體時，會發生什麼？它們是否能一直彼此相安無事，抑或是一方毀掉另一方？
最近一次北京之行，加之閱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美籍華人學者裴敏欣一本發人深省的新書*，促使我提出了上述問題。事實上，自從拜讀了芬納(S. E. Finer) 有關中國政府史的頗有啟發的探討**後，這些問題就一直在我的腦海中徘徊。按照這部傑作的說法，今天這個一黨制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另一個20世紀版的王朝。
秦朝與古希臘的差異
芬納認為，就意識形態而言，與西方的鼻祖希臘及羅馬共和制國家相比，兩千兩百年前取得中國統一的秦朝，可總結出如下特點：「集體及相互的責任，而非個人主義；威權主義、家長制與專制主義，而非自決自主；不平等與等級制度，而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臣民，而非公民；責任，而非權利。」讀了這個列表之後，誰能否認這些差異依然存在呢？
不錯，1911年以前，在中國，權力是以某個統治者的個人名義行使的。而今天，則是以共產黨的名義。然而，這兩種政體的共同點是官僚機構的權力。在中國的帝制時代，強勢的統治者能讓官僚們屈從自己的意志。這在每個朝代的初期最容易做到。然而，官僚們早晚會把君主推向一種象徵的角色：隨之而來的就是僵化。（見圖表）
相同的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是共產主義王朝的「君王」：前者發起的「文化大革命」是對官僚機構的打擊；而後者則終止了這一政策，並將中國帶入了全球經濟體系。毛澤東和鄧小平擁有自行決策的權威。而目前，統治中國的是一種集體領導。這與控制著軟弱君主的官僚統治相比，其區別當然不大。
「山高皇帝遠。」這句中國諺語道出了司空見慣的情形。如果君主較弱，決策就難。官員們只關照自己和家人。隨之就會出現意志渙散、腐敗、無力保衛國家的情況。或早或晚，這個王朝就會垮掉，並由另一個王朝取而代之——其間往往會經過一段混亂期。
裴敏欣運用政治學的分析方法，描述今天的「王朝」正處在這種官僚僵化期。他指出，如今中國出現了「權力分散、弱肉強食的」狀態，官員們以國家、經濟和人民利益為代價，追求一已私利。
世行：中國反腐敗表現退步
相關的症狀包括行政成本和腐敗行為呈爆炸式增長。在一個疆域廣袤、經濟不斷擴張的國家，意識形態趨於衰落，機構間又缺乏制衡，腐敗行為因而劇增。世界銀行(World Bank)稱，1998年至2004年期間，中國的政府治理質量嚴重下降。在控制腐敗方面，中國的退步尤其巨大。（見圖表）
此外，裴敏欣還提到正走下坡路的中國公共教育及衛生質量、環境退化的規模，下滑的財政能力（包括不能從政府擁有產權的國有公司那裡獲得收益），以及共產黨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削弱。他提出，政府和社會間的緊張正在加劇。
裴敏欣頗具說服力地論辯說，中國的漸進改革經常被視為優於前蘇聯嘗試的激進改革，但這一改革既是經濟策略，也是政治策略。其目的也是為那些擁有政治權勢的人，加上那些支持政治權貴的人「尋租」——權勢人物要保持其地位，就需要這些人的支持。按照這種國家觀(vision of the state)，政府並非中國傳統思想和當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所宣揚的那樣，是實現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工具，而是一種競爭性的「尋租」工具。漸進式改革通過保留有利可圖的市場扭曲，創造了「租金」。經濟越有活力，「租金」就越多。但市場扭曲越嚴重，經濟越發可能失去活力。中國政府正在走鋼絲。
中國的現狀與過去明顯存在一個巨大差異：活力四射的經濟。通過向世界提供廉價且勤懇的勞動力，以及高達國內生產總值(GDP)近一半的投資額，使中國成功地脫離了長期貧困的狀況。中國社會正日益城市化，更文明開化，對世界更開放。
四種未來情景
這一切對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前景意味著什麼？對於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又有何影響？我為此設想了4種可能的情形。
第一種可能，改革繼續進行，經濟繼續增長，政治改革重新啟動。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在未來數十年內平穩地形成。
第二種可能，在一個不斷改革的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成為一個繁榮的市場經濟體。屆時，一個威權的超級大國將改變世界的政治平衡。(見圖表)
第三種可能，事實證明中國無法推行必要的改革，最終阻礙了這一經濟體的進步。中國變得更有壓制性，中國成為發展失敗的傷感案例。
第四種可能，經濟增長放緩導致政治危機。動盪隨之產生。不過，最終誕生一個民主制度。
我發現，很難相信會出現第一種情景中的平穩過渡。同樣，要相信共產黨威權政府會帶來一個先進的、國際化的經濟體，也很困難（儘管願望可能成為思想之源）。第三種情景看起來也難以置信：很難相信中國人會容忍任何東西阻止他們繼續致富。最後一種情景倒是更容易想像。
我並沒有預測中國近期內會發生政治危機或者經濟驟然滑坡。中國經濟可能將繼續快速增長很多年。不過，市場化的經濟與官僚威權的結合，看來並非長久之策。不可抗拒的市場力量將會與黨的不可動搖的立場碰撞。有朝一日，肯定有一方要作退讓。
*《中國轉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哈佛大學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政府的歷史》(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牛津(Oxford)，1999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最近一次北京之行，加之閱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美籍華人學者裴敏欣一本發人深省的新書*，促使我提出了上述問題。事實上，自從拜讀了芬納(S. E. Finer) 有關中國政府史的頗有啟發的探討**後，這些問題就一直在我的腦海中徘徊。按照這部傑作的說法，今天這個一黨制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另一個20世紀版的王朝。
秦朝與古希臘的差異
芬納認為，就意識形態而言，與西方的鼻祖希臘及羅馬共和制國家相比，兩千兩百年前取得中國統一的秦朝，可總結出如下特點：「集體及相互的責任，而非個人主義；威權主義、家長制與專制主義，而非自決自主；不平等與等級制度，而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臣民，而非公民；責任，而非權利。」讀了這個列表之後，誰能否認這些差異依然存在呢？
不錯，1911年以前，在中國，權力是以某個統治者的個人名義行使的。而今天，則是以共產黨的名義。然而，這兩種政體的共同點是官僚機構的權力。在中國的帝制時代，強勢的統治者能讓官僚們屈從自己的意志。這在每個朝代的初期最容易做到。然而，官僚們早晚會把君主推向一種象徵的角色：隨之而來的就是僵化。（見圖表）
相同的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是共產主義王朝的「君王」：前者發起的「文化大革命」是對官僚機構的打擊；而後者則終止了這一政策，並將中國帶入了全球經濟體系。毛澤東和鄧小平擁有自行決策的權威。而目前，統治中國的是一種集體領導。這與控制著軟弱君主的官僚統治相比，其區別當然不大。
「山高皇帝遠。」這句中國諺語道出了司空見慣的情形。如果君主較弱，決策就難。官員們只關照自己和家人。隨之就會出現意志渙散、腐敗、無力保衛國家的情況。或早或晚，這個王朝就會垮掉，並由另一個王朝取而代之——其間往往會經過一段混亂期。
裴敏欣運用政治學的分析方法，描述今天的「王朝」正處在這種官僚僵化期。他指出，如今中國出現了「權力分散、弱肉強食的」狀態，官員們以國家、經濟和人民利益為代價，追求一已私利。
世行：中國反腐敗表現退步
相關的症狀包括行政成本和腐敗行為呈爆炸式增長。在一個疆域廣袤、經濟不斷擴張的國家，意識形態趨於衰落，機構間又缺乏制衡，腐敗行為因而劇增。世界銀行(World Bank)稱，1998年至2004年期間，中國的政府治理質量嚴重下降。在控制腐敗方面，中國的退步尤其巨大。（見圖表）
此外，裴敏欣還提到正走下坡路的中國公共教育及衛生質量、環境退化的規模，下滑的財政能力（包括不能從政府擁有產權的國有公司那裡獲得收益），以及共產黨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削弱。他提出，政府和社會間的緊張正在加劇。
裴敏欣頗具說服力地論辯說，中國的漸進改革經常被視為優於前蘇聯嘗試的激進改革，但這一改革既是經濟策略，也是政治策略。其目的也是為那些擁有政治權勢的人，加上那些支持政治權貴的人「尋租」——權勢人物要保持其地位，就需要這些人的支持。按照這種國家觀(vision of the state)，政府並非中國傳統思想和當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所宣揚的那樣，是實現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工具，而是一種競爭性的「尋租」工具。漸進式改革通過保留有利可圖的市場扭曲，創造了「租金」。經濟越有活力，「租金」就越多。但市場扭曲越嚴重，經濟越發可能失去活力。中國政府正在走鋼絲。
中國的現狀與過去明顯存在一個巨大差異：活力四射的經濟。通過向世界提供廉價且勤懇的勞動力，以及高達國內生產總值(GDP)近一半的投資額，使中國成功地脫離了長期貧困的狀況。中國社會正日益城市化，更文明開化，對世界更開放。
四種未來情景
這一切對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前景意味著什麼？對於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又有何影響？我為此設想了4種可能的情形。
第一種可能，改革繼續進行，經濟繼續增長，政治改革重新啟動。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在未來數十年內平穩地形成。
第二種可能，在一個不斷改革的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成為一個繁榮的市場經濟體。屆時，一個威權的超級大國將改變世界的政治平衡。(見圖表)
第三種可能，事實證明中國無法推行必要的改革，最終阻礙了這一經濟體的進步。中國變得更有壓制性，中國成為發展失敗的傷感案例。
第四種可能，經濟增長放緩導致政治危機。動盪隨之產生。不過，最終誕生一個民主制度。
我發現，很難相信會出現第一種情景中的平穩過渡。同樣，要相信共產黨威權政府會帶來一個先進的、國際化的經濟體，也很困難（儘管願望可能成為思想之源）。第三種情景看起來也難以置信：很難相信中國人會容忍任何東西阻止他們繼續致富。最後一種情景倒是更容易想像。
我並沒有預測中國近期內會發生政治危機或者經濟驟然滑坡。中國經濟可能將繼續快速增長很多年。不過，市場化的經濟與官僚威權的結合，看來並非長久之策。不可抗拒的市場力量將會與黨的不可動搖的立場碰撞。有朝一日，肯定有一方要作退讓。
*《中國轉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哈佛大學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政府的歷史》(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牛津(Oxford)，1999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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