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即位初期的忍

中國人很重視「忍」功的修煉，什麼「小不忍乃亂大謀」，「忍得一時氣，可免百日憂」之類的俗語說明忍的重要性。但這項功夫修煉不易，忍是人心頭上一把利刃，內心把屈辱、痛苦硬生生吞下去，表面上還要裝著沒事人樣，多難呀。

皇帝是天下第一人，看起來口含天憲，權力無邊，有時候也得裝孫子。崇禎皇帝即位後，就不動聲色地忍了很長時間。

崇禎帝朱由檢是天啟皇帝明熹宗的弟弟，哥哥做皇帝時他被封為信王按祖制居留在外藩。這天啟帝是個沒讀多少書的糊塗皇帝，在位七年最大的樂趣就是干木匠活，朝政委託伺候他長大的太監魏忠賢。魏忠賢最後權傾天下，稱「九千歲」。天啟帝雖然糊塗但性格厚道樸實，他特別喜歡自己的弟弟由檢，因此魏忠賢數次想勾害信王時投鼠忌器，這一點在帝王之家是少有的。

天啟帝駕崩後沒有子嗣，遺詔命信王進宮繼承皇位。朱由檢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獨身進宮，被魏忠賢這些太監環伺，名義上握有天下之權，實際上連自身的安全未必有保障。剛剛進宮為天啟帝守靈時，崇禎帝吃的是從家裡帶來的乾糧，忍著渴不喝宮裡的水。真是難為這位十八歲的新皇帝。這番防備並非多慮，斧聲燭影的宮廷變故史書上有的是。國民黨政府即將敗退大陸時，蔣介石玩起下野的把戲，把副總統李宗仁推到前臺做代總統收拾殘局，可軍政大權不放，依然在老家溪口遙控朝局。李宗仁據理力爭，想要名副其實「總統」的權柄，有人規勸他，您何必這樣認真呢？您身邊的衛士都是蔣先生的人，再爭下去恐怕安全不保。槍林彈雨中廝殺了大半輩子的李宗仁當然知道這句話的份量，只好乖乖地當傀儡。

當崇禎皇帝感覺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基本有保證時，還是不敢得罪魏忠賢。魏忠賢投石問路，讓另一個權監王體干提出辭呈，崇禎帝好言慰留，穩住魏忠賢一派，可另一方面慢慢地消除魏忠賢的爪牙和強援，並巧妙地向天下散佈某種信息。比如他將魏忠賢的對食（太監和宮女結成非實質性的伴侶關係）、天啟帝的乳母客氏遣送出宮，這個客氏是魏忠賢能掌握大權的關鍵人物；把上書主張將魏忠賢的名位移入國子監和孔子一起拜祭的兩位監生逮捕。

這兩位監生估計是讀書讀得一腦袋漿糊。一個大字不識的太監，竟然有那麼多讀書人給他建生祠，把他奉承為和孔子、周公一樣的人物，本身就是夠無恥的，無恥也罷了，不能無腦呀。中國的傳統政治是人事政治，是一把手政治，新皇登基，必定會進行大規模的人事變動，才能真正坐穩龍椅，舊朝的寵臣繼續被寵是概率非常小的事情，何況魏忠賢搞得天怒人怨。這時候還要拍魏公公的馬屁，不是自找麻煩麼？

中國為官的，最善於揣摩上司的一舉一動，崇禎帝的一番行為，立刻讓大臣們嗅出點什麼。特別是當年被閹黨迫害的東林黨人以及他們的同情者。明朝的權爭，基本上是閹黨和文官集團之間展開的，皇帝靠文官來治理天下，卻靠閹黨掌握特務、警衛人員，監視百官，二者之間的爭鬥是皇帝願意看到的。但文官集團道義的資源比太監多得多，太監完全依附皇帝一個人，皇帝一旦死去幾乎就是無皮之毛了。天啟朝閹黨雖然贏了東林黨，但東林黨卻一直博得民間輿論的同情，這時候要清除閹黨，這種輿論的力量是很有用的。

魏忠賢此時只能步步敗退，他能仰仗的技法就是「死人壓活人」，因為他做的那些缺德事，都是打著先帝天啟帝名義的，而天啟帝待崇禎特別好，如果崇禎帝鏟除魏黨，平反錯案就等於否定自己哥哥天啟帝當年的施政，也等於說天啟帝當年是個糊塗蛋。「凡是先帝說過的話都是正確的，凡是先帝定下的方針必須照辦」這類理由成了魏黨自衛的唯一盾牌。

魏忠賢不得已只能以退為進，提出辭職，崇禎帝順水推舟答應了。這下魏氏弄巧成拙，一旦沒有職務，真是牆倒眾人推，彈劾他的奏章雪片似的飛到崇禎帝的案上，幾乎人人皆欲殺，崇禎帝利用輿論的力量趁熱打鐵將魏忠賢貶到鳳陽，看到大勢已去的魏忠賢，在半路中自殺。

魏忠賢死了，按理說完全可以把所有的壞事推到他身上就行了。但他提拔的官員還把持朝廷要津，崇禎帝如果不把這場鬥爭引向深入，將魏黨除根，他的權力布局意圖是很難達到的。魏黨餘孽當然要反擊，他們的招數還是不外乎拿先帝既定政策做幌子。

可是，這世上總是活人最終勝死人的，聰明人多得很，完全可以繞過「凡是」這類主張，將先帝的靈位高高供起來，而把他生前的政策措施來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中國的傳統政治中，新的權力布局、政治變革總是從平反冤獄開始。此舉既能打倒舊勢力，又能收拾民心，爭取輿論。

此時，翰林院的編修倪元璐向皇帝連上奏折，不但要求為東林黨平反，而且要求搗毀《三朝要典》。儘管這招有風險，但倪元璐看到了皇帝的心思，他比兩個在魏忠賢快完蛋時還拍馬屁的監生聰明多了。因為平反冤獄、新政實施不僅是人事上的變遷，還必須有理論上的突破，在古代就是「正名」。這《三朝要典》是天啟朝在魏忠賢的主持下修訂的國史，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當時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進行定性的「紅頭文件」。在這個「紅頭文件」中，東林黨被當成姦邪之徒，魏黨則是忠貞的國家柱石。當年修纂成功後，魏黨也希望《三朝要典》成為永不翻案的東西，它一旦翻過來，魏黨餘孽就沒有了再在政治場上生存下去的正當理由。

崇禎帝很聰明，面對但對毀棄《要典》而質疑他辜負亡兄天啟帝的信任，說有了熹宗皇帝的實錄，不必有《要典》，熹宗皇帝的光輝形象在實錄中留給後人景仰。然後下旨說：「從今以後，官方不要以天啟朝東林黨人事件來決定好壞醜惡的評價，天下的人才不要依照《三朝要典》來決定進退」。

理論上一旦有了突破，平反就順風順水了，魏黨還留在朝廷的人很快就清除了，崇禎帝大勝。也許是崇禎帝在當信王和即位之初時裝孫子，憋了很久，一旦釋放就控制不住。魏黨除掉後，很快崇禎就顯露出他剛愎自用、狹隘多疑的本性，為政乖張，誅殺功臣，鬧得政局不可收拾，本想做中興之君最終成了亡國之君。

不過崇禎帝即位後，先忍耐靜觀，再進行人事調動，然後解決魏黨首要人物，最後憑藉理論上的「正名」，大面積平反昭雪，以求根本解決魏黨的殘餘影響。這個套路對多數中國人而言不太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