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也演過京劇的《竇娥冤》，但同為京劇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也演，後來程硯秋整理了全本京劇《竇娥冤》，他便決定從此不再演這個戲。一方面他認為該劇更適合程派的藝術特長，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梅蘭芳高尚的人品戲德。舊時代瞧不起戲劇演員，蔑稱為戲子，是梅先生等一代大家的湧現，把京劇藝術推向了世界，提高到了國粹的地位。
說到梅蘭芳，還有一則美談：抗戰期間，梅先生身居淪陷區，卻不畏淫威，蓄須明志，長達八年未登臺演戲。「蓄須明志」古而有之，只是我一向不明白，為什麼把鬍子留起來，就算「明志」了，讀了梅蘭芳這個故事終於完全明白了。
眾所周知梅蘭芳是京劇旦角，男扮女裝，脖子以下盡可用服飾加以掩飾，喉結的問題也不是很大，最近有一個名叫「慎某」的網友，用女性的敏銳觀察力，發現木子美的照片中清晰可見的喉結現象，另一位大俠則「糾正」說是什麼「嗉子」，但這並不妨礙木小姐成為當今中國最抓人眼球的「公共女性」（借用一下公共某某分子的名頭）。可見喉結問題，既然不會影響木子美的出名，自然也是斷不會影響梅先生的藝術事業的。
而鬍子就不同了，你見過留鬍子的旦角嗎？1937年，梅蘭芳不過43歲（出生於1894年），正是造詣漸趨顛峰、修養日臻完善的年華，卻由於日本侵略中國，並且於1937年11月12日佔領了上海，憤而退出舞臺，離開上海隱居香港。由於斷了收入來源，加上香港物價昂貴，終於耗盡了積蓄，其間投靠日本人的上海青幫頭目張嘯林、日本駐港司令酒井先後軟硬兼施，逼迫梅蘭芳重返舞臺，戲院的老闆也紛紛前來邀請，但梅蘭芳不為所動。他賣掉北平的住宅，以緩囊中羞澀。梅蘭芳的鬍鬚一直留到抗戰勝利，八年間始終沒有在日偽治下登上舞臺半步。
這是一種民族氣節，也是一種獨立人格，就人文精神而言，「不在刺刀下演戲」，與「不在刺刀下作官」，有著同樣份量的人格魅力。這也是梅蘭芳蓄須明志成為美談的原因。不過如果僅僅以此作為今天的話題，可能不會引起大家的興趣。
梅蘭芳沒有活到文革，但專演才子佳人戲，不難想像他在文革中會有怎樣的遭遇，文革中得以保全的文藝界名人並不很多。四大名旦中的程硯秋，就曾經受到紅衛兵抄家，其家人也挨批鬥，所幸某位大員對少數名流予以格外開恩，才終止了紅衛兵的肆虐；荀慧生就沒有那麼好命了，文革中倍受迫害，諸病併發，猝逝於1968年；尚小雲文革中被掃地出門，一人要清掃8棟樓的垃圾，但凡省委「走資派」挨鬥，必定要他陪鬥，鬱鬱而終於四人幫垮臺前的1976年4月；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看來僅僅由於早逝才免遭文革屈辱。
現在說到1949年以後的歷史，最刻骨銘心的劫難莫過於文革，其實要論最慘痛的人道主義災難，三年飢荒絲毫不亞於文革。短短三年，就葬送了千百萬人命。然而你仔細想想，其實每一次政治運動背後，都掩藏著多少無辜者家破人亡的悲劇。一頂政治上的「帽子」，可以斷送一個人乃至整個家庭一輩子的幸福。梅蘭芳1949年以後的政治態度，可以從張頌甲的《梅蘭芳天津受「困」記》中摘錄兩段文字：
（1949年11月在天津被批判主張「京劇改革移步不換形，宣傳改良主義」後---作者注）
「但就他後來的涉身處事來說，又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從梅先生解放後的經歷來看，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的，此後他再未受到風雨的侵襲和風浪的衝擊。在土改、肅反、審干、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整風、反右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中，他都能安然度過，這不能不得益於解放初期的那次『教訓』。
「縱觀梅先生解放後直到逝世前，他雖然還不至於『噤若寒蟬』，但總是讓人感到有些『沉默寡言』。自那次風波以後，好像再沒有聽到他關於京劇改革的任何理論觀點和獨特見解了。梅先生的言路，可能因此受到堵塞。我以為，這對京劇改革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巨大損失。」
對於梅蘭芳的政治立場，張頌甲語焉不詳，但基本上可以從上述文字中端倪大概：梅蘭芳1949年以後直到逝世，算是一個「順民」，雖然他的內心深處肯定也會有矛盾衝突。說到真正的獨立人格，對於任何人道主義災難都不應該視若無睹，但在當時那樣一個政治環境中，又談何容易。尤其是1957年以後，很多從前堪稱社會棟樑的名流大家喪失了獨立人格，即使如章伯鈞、羅隆基等右派，在落難之前又何曾沒有以附庸心態參與過政治遊戲。作
為後人實在無法苛責前人，因為我們不敢斷言，在相同的環境中，我們會做得更好。
牢籠，有有形的，也有無形的，更可怕的是它存在於人們的心中，它並不是一天鑄就、打造的，而一旦鑽入這個牢籠，你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要想再擺脫就為時已晚了。現在人們普遍稱頌胡適、傅斯年，只是不知胡、傅二先生，一旦落入老舍、巴金那樣的命運，是以死抗爭、忍辱負重還是委曲求全？我只知道，他們從一開始就很清醒，倘若中華民族有足夠多類似清醒獨立的人，二十世紀如此頻繁而浩大的人為災難或許很多是可以避免的。這樣慘重而深刻的歷史教訓，後人當永遠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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