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三勇士塗污毛像，客觀地評價，只是不滿獨裁、憎惡暴君的情緒宣泄。這種激烈形式，即使在學運高潮期，也未能得到絕食學生的理解，而對那些不瞭解獨裁、暴君之惡的人來說，這種行爲足以起到嚇退他們的作用。三人所貼橫幅「五千年專制到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不過是一種願望的表達，事實是專制並未「到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也不因這一塗污而「休矣」。把這種勇敢精神稱爲「反獨裁、反暴君的偉大壯舉」是不適宜的。從後果看，3人單兵突進並未起到啟發和動員群眾的作用，反而招致重刑懲罰，喻東嶽被逼精神失常，所付慘痛代價得不償失。
與這種塗污行爲類似，海外人士曾企圖在大陸從西往東放飛大汽球，上書「中華聯邦民主政府」，經天安門上空爆破，撒出傳單。這種想像自然非常浪漫，激烈程度亦很突出，就算能夠付諸實施也不過使天安門遊人引領仰觀，以爲稀罕，拾傳單者爲數有限，與見到「打倒共產黨！」的反應不會兩樣。這種企圖既無實力作後盾，又無激發義憤的號召相引導，只是虛張聲勢地挑戰當局權力核心，遭到扑滅是不可避免的。計畫的主持者因此被誘捕而終生監禁，也是得不償失。
好高務遠、不切實際、脫離群眾、不計利害是這類冒失行爲的特徵，它成爲民主轉型途中的公害，不可等閑視之。
民主轉型的推動者有一項原則是必須遵守的，即從廣大群眾迫切需要出發。這種需要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是群眾的積極性所在。有了這種積極性，就便於動員群眾起來行動，形成一支社會群體，凝成一股社會力量。群眾的需要多種多樣，就目前說，集中表現爲風起雲湧的維權活動。維護自己被侵害、被剝奪的權益，成爲百姓的生存大事，這就是民怨、民望。從現實的民怨、民望出發，才能找到可靠的活動基地。無視這些活躍的、深厚的社會資源，將這些可以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棄之不顧，只顧逞匹夫之勇，搞魯莽活動，圖一時之快，作無謂犧牲，豈非不智？群眾在那裡爲失地而無望、爲失業而不滿、爲失學而苦惱、爲得病而焦慮，甚至因此而自焚、而跳河、而上吊、而臥軌，你卻在那裡呼籲從天安門廣場遷毛屍、撤毛像，如此推動民主轉型豈不滿擰？說到底，這是一個轉移立足點問題。
事實上，轉移立足點已經有了可喜成果。2004年重慶萬州區因移民待遇不公、失業工人生活無著而導致數萬民眾包圍區政府；四川漢源縣因征地利益不公導致數萬農民輪流靜坐，阻止大壩截流，10萬之眾抬屍遊行，抗議軍政鎮壓，全縣行政幾乎癱瘓。農民顯示的力量迫使當局讓步、妥協。這些農民運動蘊含的反專制因素正是可以用來培育民主要求的有利條件。最初認識到這點的是法律界人士。他們介入廣州番禺區太石村事件，引導農民和平、理智地要求再選村長，查清賬務，進行合法抗爭。他們還介入廣東汕尾市東洲村追索征地損失事件，與血腥屠殺進行合理鬥爭。律師深入農民運動，展示了反專制暴政、爭民主與人權的廣闊前景。民主轉型的希望就在這種結合中，它的不斷成長預示著民主轉型的成果日益壯大，專制的威力日益縮小。
毫無疑問，維權活動的水平需要不斷提高。抗爭的自發性需要提高到自覺性，抗爭的經濟性需要提高到政治性，目標的短期性需要提高到長期性，民主的建構需要提高爲法治的規範。這其實就是民主轉型的基本過程。這裡，也就提出民主轉型推動者必須遵守的另一項原則：把初級的、簡陋的維權活動不斷提高到以民主建政爲總綱的高級的、規範的水平。這項任務是繁重的，要耗費一代至兩代人的智慧和精力才有望完成。所謂「民主運動」，不管是海外的還是大陸的，其實就是要做這件事：依靠維權活動，使之成長爲以民主爲目標的群體活動，最終實現民主憲政，建成公民社會。
既要從群眾切身需要出發，幫助群眾實現自己的利益，又要引導群眾逐步提高自己的要求，推動社會朝民主的目標演進，爲此必須審時度勢，把握好社會律動的脈膊，準確評價雙方的力量對比。目前，當政者腐朽霉爛，頻頻內鬥，更兼與黑社會結合，勢必激化與民眾的矛盾，這是權力結構將要崩潰的根據，而物質資源和暴力機器在握，官商勾結與知識收買，則是權力結構的實力所在。在它的統治下，廣大群眾被徹底邊緣化，民主力量極其微弱。這種狀況決定了民主轉型必須從集聚一磚一瓦的功效做起，不斷累積能量，積小勝爲大勝，以漸變促突變。群體抗爭將在以下形式中求得發展：（1）從合法抗爭走向突破現行法律的合理抗爭；（2）從維護群眾眼前利益走向維護群眾長遠利益；（3）從抗爭只具個別意義走向具有普遍意義；（4）從進攻專制權力邊緣走向進攻專制權力核心。每次抗爭的勝利都是量的變化，即現有體制某種程度和範圍的改良，也是質的變化因素的積累，即現有體制醞釀部分質變乃至根本質變。以政權的掌握爲標誌，從專制向民主的質變也許出乎意料地突然出現，但即使政權性質轉變了，仍需要以不斷漸變形式完成民主憲政的建設和公民社會的培育。所以，把握好漸變形式是民主轉型的關鍵環節。
需要提及的是，漸變形式的不斷提高是一項高難度政治藝術，全靠對形勢的準確分析和對運動發展程度的準確判斷，既不可落後於也不可超越於力量對比的現實約束。比如，太石村農民贏得選舉委員會成立，初步實現了民主願望，有人因此以爲太石爲村級民選開闢了坦途，將它與小崗村首倡包干到戶的歷史作用相媲美，顯然高估了太石抗爭的成就。事實上，村級民選如何保障農民權益、如何制約政權侵害，還遠未找到可靠途徑。對形勢把握的失誤就會導致錯認提高維權活動水平的尺規。又如，東洲村維權農民橫遭屠殺，爲此而廣泛動員各界要求徹底調查、追究責任、嚴懲凶手、賠償損失是合理的、正當的，當政者對此無從逃避；進一步還可提出農民土地所有權的完整界定要求，征地時農民的對等談判地位要求，使維權水平進一步提高，農民權益得到更多保障。但因爲農民遭到部隊屠殺就提出「軍隊國家化」的要求，雖然合理卻不具備實現條件，它超越了當前力量對比的約束。與其空談理想，無法實現，不如穩紮穩打，步步爲營，以漸變促突變，相信這座專制堡壘總會因底座的不斷被炸毀而有崩塌的一日。
民主轉型這項偉大事業，如果從辛亥革命算起已越一個世紀。志士仁人，前仆後繼，作出巨大犧牲。但環顧今日大陸，轉型事業仍然處於起步階段。對此無論如何心痛、惋惜，總是必須承認的無情的現實。著急是沒有用的，希望胡錦濤搖身一變而推動轉型是有害的幻想，盼望劉亞洲們挺身而出領導轉型是天真的幼稚，必須依靠自己，而且必須腳踏實地、一步一步開拓前進。一切空話、大話少說爲佳。
（2006.1.15）
－－轉載自《議報》第234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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