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傳播迅速的今天，「反面資料」的披露極大地衝擊著所謂的正史。這是社會進步的一個動力。然而追溯左翼極權運動史。就不能發現「造神」乃是這個運動的內在需求，儘管它堅稱自己是無神論者。
1905 年至1907年，俄國帶有左翼極權主義色彩的革命失敗後，即有盧那察爾斯基提出構建左翼極權主義（時稱「社會主義」）宗教的思想，目的在於調和馬克思同宗教的衝突。「大文豪」高爾基也是重要支持者之一。由於盧氏是列寧在哲學上的反對派，左翼極權主義造神運動（構想）自然受到列寧的堅決反對，高爾基也因此遭到列寧（信件的）訓斥：「原來，您反對尋神說僅僅是為了要用造神說代替它！！…尋神說同造神說或創神說的差別不比黃鬼同藍鬼的差別大。」言外之意是：左翼極權主義不需要神，其領袖本身就是神。馬克思已經很有意味地取代了耶穌，列寧就是聖徒或曰活著的耶穌。因為馬氏在《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也國際工人協會》一文，表明瞭自己的神性地位，他把對革命事業發生動搖的人比喻成三次不認耶穌的彼得。
列寧－－斯大林的神性由暴力鎮制來體現，讓一切人都生活在恐懼中。左翼極權主義的神不再是善性的了，它更傾向於懲罰。曾有個故事說：斯大林半夜裡對機械問題發生了興趣，要找三位工程師來討論，結果被敲門的三位工程師中有二位跳樓自殺－－「深夜敲門，肯定是克格勃來抓人」－－他們心裏這麼想…
在左翼極權主義運動中，神祇的地位也是個大問題。鐵托不神化斯大林，被視為叛徒；杜布切克有懷疑，結果蘇軍進抵布拉格；毛澤東因以中國開國領袖身份與赫魯曉夫這個蘇聯三代爭奪國際神祇地位致使中蘇關係破裂。所有事實證明，無神論的左翼極權主義的確需要神。毛澤東在國內自我神化的過程以文革十年為期，取得了短暫成功。但對主席像的「早請示，晚匯報」，終因他凶殘的殺人行徑而失去神性。順理成章，周恩來就成了替代品。
可以說，周成為替代性神祇，首先是左翼極權主義運動造神邏輯的結果，其次是中國政治傳統治術（如權臣生祠，魏忠賢例）的一個翻版。中國政治傳統治術中魏忠賢都能有生祠，「活神」栩栩，那麼周恩來以法家之術「恃寵固位」也就不難在毛神（皇帝）下成為「九千歲」。
對周恩來的崇拜，既是左翼極權主義運動惡劣性的反映，又是中國統治集團慣性愚民行徑的一個高峰。之於左翼極權主義作為人類精神史的反動性，早已由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來證明了；之於現代文明的中國傳統政治的反動性，則由周的神化來再次高峰化顯現。
名義上為無神論實際上為自造神的左翼極權主義運動所迫害的「異端」，無論在人口總量上還是受害者之於人口的比例上，均超過了歷史上宗教對異端的迫害烈度。
關於此點，現在反省似乎「為時過早」，但有理由相信：當紅色高棉的罪狀徹底公諸於世並受到最後的道德審判，當北韓（等）政權最後湮滅後，左翼極權主義必將最終受到人類良知的審判，也將同納粹一樣列為人類的恥辱。
之於周恩來個案，其實根本不用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艾蓓《叫父親太沈重》來證實他的虛偽性，想想鄧小平評周的含義，完全可以知道。鄧說：如果沒有周，文革的烈度會更甚；如果沒有周，文革也不會延續十年。
周恩來因其無人性的凶殘，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神話」。這種「神話」既是所謂民族氣節的需要，也是維護精英集團統治神性的需要。在我的少年時代（1970年代）就聽慣了這樣的神話，比如說：中國還蘇聯債務的每一根豬尾巴（傳說蘇聯人愛吃此物）都是經過精選的，每一個蘋果同樣是精選的，但蘇聯人還是認為不合格；周恩來聞訊，下令倒入大海。且不論此事之真偽，僅就其傳說就足以說明中國人崇拜周的代價是什麼？中國因自然災害並歸還援朝戰爭負債使大量國民（奴隸們）處於大飢饉中，難道那一船豬尾巴與一船蘋果就不該運回來，救助飢民嗎？理性告訴人們：絕對應該！但是，平民社會還津津樂道於「總理的英明」。無論事件是否真實，就其文本來說，正是造神的例證。
好在中國底層社會還存在正史意識之外的「人隨社會草隨風」觀念，因時代的變遷而產生出不同的民間文本。1970年代為保「民族氣節」的傾倒豬尾巴與蘋果的神話，在21世紀初也變成了「飛行員的調侃」。有政治笑話云：毛澤東懷揣精緻乳罩與女服務員跳舞，欲調情成功後以乳罩贈之；不料，江青中途趕進舞場，毛恐，扔懷中乳罩，正扣鄧小平頭上；鄧極為尷尬，江極為忿怒；周以素常的和事佬手段轉移現場焦點，稱曰：「我看小平同志很像個飛行員嘛！」
儘管這個政治笑話有失大雅，但總還是反映了周恩來作神祇遭到解構的現實。同時，《水滸傳》電視劇播出時，有細心者發現：高俅的語調特像周恩來半淮北半天津的口音。此者是否屬實，尚有待考證。而所幸的是，飽受左翼極權主義之苦的新自由國家的知識份子們早就開始了神祇垃圾的清理工作，如《再見吧，列寧！》的上映即為一例，但願中國有一天也能生產出《再見吧，周恩來！》這樣政治電影，哪怕它只如《大紅米店》那樣私下流傳而不得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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