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传播迅速的今天，“反面资料”的披露极大地冲击着所谓的正史。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动力。然而追溯左翼极权运动史。就不能发现“造神”乃是这个运动的内在需求，尽管它坚称自己是无神论者。
1905 年至1907年，俄国带有左翼极权主义色彩的革命失败后，即有卢那察尔斯基提出构建左翼极权主义（时称“社会主义”）宗教的思想，目的在于调和马克思同宗教的冲突。“大文豪”高尔基也是重要支持者之一。由于卢氏是列宁在哲学上的反对派，左翼极权主义造神运动（构想）自然受到列宁的坚决反对，高尔基也因此遭到列宁（信件的）训斥：“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为了要用造神说代替它！！…寻神说同造神说或创神说的差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言外之意是：左翼极权主义不需要神，其领袖本身就是神。马克思已经很有意味地取代了耶稣，列宁就是圣徒或曰活着的耶稣。因为马氏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也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神性地位，他把对革命事业发生动摇的人比喻成三次不认耶稣的彼得。
列宁－－斯大林的神性由暴力镇制来体现，让一切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左翼极权主义的神不再是善性的了，它更倾向于惩罚。曾有个故事说：斯大林半夜里对机械问题发生了兴趣，要找三位工程师来讨论，结果被敲门的三位工程师中有二位跳楼自杀－－“深夜敲门，肯定是克格勃来抓人”－－他们心里这么想…
在左翼极权主义运动中，神祗的地位也是个大问题。铁托不神化斯大林，被视为叛徒；杜布切克有怀疑，结果苏军进抵布拉格；毛泽东因以中国开国领袖身份与赫鲁晓夫这个苏联三代争夺国际神祗地位致使中苏关系破裂。所有事实证明，无神论的左翼极权主义的确需要神。毛泽东在国内自我神化的过程以文革十年为期，取得了短暂成功。但对主席像的“早请示，晚汇报”，终因他凶残的杀人行径而失去神性。顺理成章，周恩来就成了替代品。
可以说，周成为替代性神祗，首先是左翼极权主义运动造神逻辑的结果，其次是中国政治传统治术（如权臣生祠，魏忠贤例）的一个翻版。中国政治传统治术中魏忠贤都能有生祠，“活神”栩栩，那么周恩来以法家之术“恃宠固位”也就不难在毛神（皇帝）下成为“九千岁”。
对周恩来的崇拜，既是左翼极权主义运动恶劣性的反映，又是中国统治集团惯性愚民行径的一个高峰。之于左翼极权主义作为人类精神史的反动性，早已由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来证明了；之于现代文明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反动性，则由周的神化来再次高峰化显现。
名义上为无神论实际上为自造神的左翼极权主义运动所迫害的“异端”，无论在人口总量上还是受害者之于人口的比例上，均超过了历史上宗教对异端的迫害烈度。
关于此点，现在反省似乎“为时过早”，但有理由相信：当红色高棉的罪状彻底公诸于世并受到最后的道德审判，当北韩（等）政权最后湮灭后，左翼极权主义必将最终受到人类良知的审判，也将同纳粹一样列为人类的耻辱。
之于周恩来个案，其实根本不用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艾蓓《叫父亲太沉重》来证实他的虚伪性，想想邓小平评周的含义，完全可以知道。邓说：如果没有周，文革的烈度会更甚；如果没有周，文革也不会延续十年。
周恩来因其无人性的凶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这种“神话”既是所谓民族气节的需要，也是维护精英集团统治神性的需要。在我的少年时代（1970年代）就听惯了这样的神话，比如说：中国还苏联债务的每一根猪尾巴（传说苏联人爱吃此物）都是经过精选的，每一个苹果同样是精选的，但苏联人还是认为不合格；周恩来闻讯，下令倒入大海。且不论此事之真伪，仅就其传说就足以说明中国人崇拜周的代价是什么？中国因自然灾害并归还援朝战争负债使大量国民（奴隶们）处于大饥馑中，难道那一船猪尾巴与一船苹果就不该运回来，救助饥民吗？理性告诉人们：绝对应该！但是，平民社会还津津乐道于“总理的英明”。无论事件是否真实，就其文本来说，正是造神的例证。
好在中国底层社会还存在正史意识之外的“人随社会草随风”观念，因时代的变迁而产生出不同的民间文本。1970年代为保“民族气节”的倾倒猪尾巴与苹果的神话，在21世纪初也变成了“飞行员的调侃”。有政治笑话云：毛泽东怀揣精致乳罩与女服务员跳舞，欲调情成功后以乳罩赠之；不料，江青中途赶进舞场，毛恐，扔怀中乳罩，正扣邓小平头上；邓极为尴尬，江极为忿怒；周以素常的和事佬手段转移现场焦点，称曰：“我看小平同志很像个飞行员嘛！”
尽管这个政治笑话有失大雅，但总还是反映了周恩来作神祗遭到解构的现实。同时，《水浒传》电视剧播出时，有细心者发现：高俅的语调特像周恩来半淮北半天津的口音。此者是否属实，尚有待考证。而所幸的是，饱受左翼极权主义之苦的新自由国家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开始了神祗垃圾的清理工作，如《再见吧，列宁！》的上映即为一例，但愿中国有一天也能生产出《再见吧，周恩来！》这样政治电影，哪怕它只如《大红米店》那样私下流传而不得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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