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中國產生了一大批富豪。但遺憾的是他們之中沒有一個能夠像蓋茨那樣被公眾普遍看好。比較現實的情況是，中國諸多富豪們被百姓詛咒和痛恨。根據不久前公布的2005年富豪排行報告，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富豪們的致富速度讓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富豪們望塵莫及。在短短的一年之中，美國的前100名大富豪們的身價比起一年前少有增長超過50%的。但是中國的頂級富豪們在過去一年中身價增長超過60%的比比皆是，甚至有翻一番，翻二番、乃至翻七番的。根據筆者從2004和2005兩年的胡潤富豪排行榜計算，在2005年一年中，中國名列前50的富豪們的財富比前一年平均增長了72%。根據福布斯的報告計算，中國2005年「十大首富」的財富比前一年平均增加了87%。這是中國富豪們的榮耀！他們有足夠的理由為自己的成就歡呼。然而，對於中國多數富豪們來說，這樣的輝煌成就卻未必會給他們帶來尊敬，相反卻有可能引起種種麻煩，甚至殺身之禍。中國的許多富豪們在自己的財富面前惶恐不安，驚慌失措。他們害怕什麼呢？
2005年12月20號傍晚，一項密報驚動了中央政府：內蒙古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旭日干被四名綁匪綁架。綁匪向人質家人勒索500萬現金。警方連夜調動3500名警察，第二天早上把人質從歹徒手中解救出來。2005年12月初，在號稱「中國富人之都」的溫州，人們爭相談論著一個謠傳：「溫州一個投資公司的董事會，因為遭暗殺威脅，公司董事－－那些身價至少上千萬的富豪們，正式通過了一項前所未有的『死亡協議』：誰被暗殺，公司補貼1000萬元，重傷致殘的則是300萬元！」 經媒體調查，該「死亡協議」確有其事。它緣起於一個叫「萬全投資公司」的副董事長黃育增遭未遂暗殺一案。該案發生後，在溫州平陽傢俱基地的60多家企業中引起了普遍恐慌。
如果你覺得這種富人恐慌僅限於溫州一地，那你就錯估形勢了。據公安部刑事偵察局長何挺透露，2004年全國綁架案立案3863宗，綁架對象主要是富裕的企業家、名人和家境富裕的中小學生。2005年7月4日，中國的民生人壽保險公司推出了專為富豪們設計的「民生企業家全家福綜合意外傷害保險」，在京滬兩地提供「綁架醫療救援服務。」中國的其它保險公司，如太平洋，美亞等也及時推出了面向全國的「富人險。」其業務內容甚至十分仔細規定了「富翁一旦被綁架撕票」後的賠償辦法。中國的富人們普遍擔憂自己的生命安全，絕非空穴來風。下面這段文字引自「民生人壽保險」的網站：
「《中國工商》雜誌曾發表的一份調查顯示，進入富人行列的民營企業家最大的心願，就是『生命安全』。除了健康以外，他們還擔心種種不測風雲。近年來，國家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不斷加強，但財富的擁有者更容易成為綁架目標卻是不爭的事實。事實上，近年來，針對國內富人階層的綁架、敲詐、勒索、搶劫等暴力事件一直層出不窮。2003年1月，山西民營企業海鑫集團董事長李海倉被人槍殺於辦公室；2003年2月，身價數千萬的浙江溫州樂清富商周祖豹在家門口被人刺殺； 2004年12月『中華第一兔老闆』千萬富豪何剛遇害……。」
沒有人覺得這一切是危言聳聽。富豪頻頻被搶劫綁架甚至被殺害確實是當今中國社會一大怪現象。雖然他們保鏢成群，雖然他們可以不斷刷新暴富的記錄，但是他們卻無法用金錢買到自己的安全。
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中國的富豪們為殺手們所青睞呢？
人們普遍的答案是：仇富。
一、仇富現象種種
前面說到了中國富人被謀殺、綁架、勒索、搶劫的問題。其實，在俄國也偶有富人被殺的情況。只不過俄國富人被殺事件基本上是黑手黨干的，純屬富人之間的惡鬥。中國的富人之間如有過結，鮮有通過雇佣殺手來解決問題的。中國殺富人的歹徒，大多是「苦大仇深」、走投無路、背水一戰的窮光蛋。人們普遍認為那是些仇殺。「仇富」這個字眼由此不脛而走。如果說中國的仇富僅限於那麼幾個鋌而走險的歹徒，問題就十分簡單了。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還沒有人精確調查過到底有多少人仇富。不過輿論普遍認為仇富是國人的普遍心態。
國人仇富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是「情有獨鍾」型。這種形式的仇富是針對某一具體的富人或某一具體事件，誘因多半是某種糾葛或直接利益衝突。比如說，某富人扣壓拖欠民工的薪資，某富人毆打平民百姓，某富人造假藥坑人，等等。
第二種仇富的模式是「打擊一大片」型。這種仇富是針對中國所有的富人，表現在多數老百姓對富人的普遍反感。這種仇恨並沒有特定對象，只有一個「富人皆壞」 的綜合印象。但是這種印象卻可以隨時隨地濃縮到某個特定的富人的頭上。如今中國出了任何事，只要一和某個富人牽扯上，一定會是罵聲震天。許多人甚至在內幕尚未明瞭時便斷定又是富人在做惡了。
這兩種模式也有互動和互相影響。如果有許多件富人的醜聞披露出來，那麼公眾勢必會對富人的整體印象越來越壞。這種整體印象反過來又會影響公眾對特定事件的看法。比如說，很多城市的土地徵用都有不法商人和官員勾結，損害土地被徵用者的利益。這一類事情發生太多了，以至於任何一個城市為開發而征地，人們都認為背後一定有官商勾結，瓜分國土，侵犯百姓利益。
那麼，人們的仇富心態通常是如何表現出來的呢？比較明顯的是民眾針對某一具體事件的示威抗議，或者官民衝突。根據官方公布的數字，2004年中國出現了大約70000起大規模群眾事件。其中許多事件的背景是貧富對抗。例如，重慶市萬州區某小富在大街上被一農民的扁擔不小心碰了一下，小富抄起那根扁擔毒打那農民，將其手腳打斷，甚至連扁擔都被打斷了。小富狂喊：拿十萬塊錢買你的命！結果命沒買成，倒是引來大批憤怒的群眾，後來居然有十萬群眾與警方發生衝突。又如，安徽池州仁和私立醫院老闆的豐田轎車將某中學生撞傷，爭執中車內的另外幾個人對已受傷的中學生大打出手。車主對手下人叫道，打死一個也就30多萬，上呀！同夥用刀子砍傷多人，導致事態擴大，局面失控。憤怒的人群將肇事小車及一輛警車砸壞、燒燬，火光衝天，圍觀者近2千人。這些都是明顯的仇富事件。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通過其他現象看到人們的仇富心態。下面列舉比較常見的幾種現象：
第一種現象：恐怖行動。這就是前面說的謀殺、綁架、勒索。這裡我想羅列幾個人的名字：李海倉，周祖豹，何剛，劉啟閩，蔡寬錫，葛君明，劉恩謙。這些都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富豪，如今卻是窮人刀下的死鬼。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但是這些故事的結局卻是相同的。雖然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富豪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被殺害，但是其震撼作用比千萬網民奮筆疾書還要強大許多倍。一個富豪倒下去，一萬個富豪在發抖。這些富豪們生前拚死拚活地掙錢，死後圍繞家產的處置往往又是一場激戰。親屬們像蒼蠅一樣盯著他們的遺產。送葬的隊伍浩浩蕩蕩，裡面卻沒有幾個人真正感到悲哀。路旁看熱鬧的人群中不時有人用手機拍下照片往網上送，就是沒有人哭。如果他們是死在今年，說不定網上還會出現鋪天蓋地的喝采，而殺死他們的罪犯很有可能被網民們描繪成英雄。
第二種現象：幸災樂禍。不久前，有兩名中國留學生在加拿大被一越南青年槍殺。消息傳來，輿論嘩然。一開始是群情激憤，要求緝拿凶手的呼聲震天響。但是當死者的一些背景被披露出來後，國內的輿論就開始轉向了。據說，兩名留學生出手闊綽，擁有豪華跑車，整天出入娛樂場所，剛到加拿大時連起碼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沒有。因此有許多網友斷定：這兩名留學生肯定是巨富子弟或地方官員的「衙內」，他們的錢來得不乾淨。很快，網上出現一片叫好聲，居然還有網友說「感謝越南人為民除害」。一年前的趙燕案也與此案很相似。趙燕女士遭到美國警察襲擊一事，本來引起了網民的普遍同情和對美國政府的憤慨。可是當網民們瞭解到趙燕的商務背景和「公款旅遊」的性質後，輿論立即開始轉向。有人甚至高呼「美國佬打得好！」這類不正常的情形，如今在國內正蔚然成風。當一個億萬富翁被綁架被謀殺時，當一個官員遭遇車禍不幸遇難時，公眾中許多人竟然是高興代替同情。這種心理狀態出自於人們普遍的仇富情結：天天想看到富人倒霉，最愛聽富人家的醜聞，整天盼望「打土壕，分田地」。
第三種現象：恨屋及烏。這種仇富方式是痛恨富人群體鍾愛的某種物品。比如說，拿某種豪華轎車出氣。這裡最典型的就是人們熟悉的「寶馬現象」。「寶馬」 （BMW）在美國和歐洲不過是諸多高檔轎車之一，開「寶馬」的很多是工薪族，中產階級。由於美國不是一個貴族社會，誰開什麼車子和地位沒有絕對的關係。若干年前比爾.蓋茨經常開的一部車是很經濟的一款豐田車，那時候他的財產已過百億美元。但在中國「寶馬」則是富貴的象徵。連警察都害怕開「寶馬」的人。 2003年底和2004年初，在中國同時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非典」，另一件是哈爾濱「寶馬」撞人一案。按理說「非典」事關中國億萬老百姓的生命，應該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才對。其實不然。人們對哈爾濱「寶馬」撞人一案的關注遠超過了對「非典」的關注，以至於當時人們最流行的問候語居然是「小心,別讓寶馬撞了！」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老百姓從「寶馬」案對富人的蔑視和仇視。繼蘇秀文案後，中國的富人開「寶馬」車為非作歹的事件就一直不斷。以下是從媒體上看到的部分案例：
2004年3月3日，北京一車號為京A99736的寶馬車闖紅燈違章駕駛導致交通事故，該車的女主人暴打前往採訪的記者。2004年3月29日長沙黃婭妮駕寶馬車撞傷7人，於7月26日再撞7人。2004年7月28日深圳寶安區龍華廷苑酒店附近一名叫林衛兵的男子駕一輛車牌號為粵B8V181的銀灰色寶馬車撞傷人後，繼續把被撞人拖行百米，被撞人全身被撕裂面積多達20%。2004年9月25日，北京人民大學校園內有人駕寶馬車撞傷一女生，該「寶馬」車主拒絕道歉，反而對受傷者威脅。2004年10月13日，貴陽市一行人在黔靈西路被一輛貴A66××8的白色寶馬無故壓著左小腿，其家人在找駕駛人評理時竟遭到高壓水槍「掃射」。2005年1月31日，在遼寧盤海高速公路感王收費站，一輛辦喪事的牌照為遼CA0111的寶馬車和一輛奔馳車上的10餘人暴打收費站工作人員。2005年6月19日，有人駕駛牌照為滬DQ4749的藍色寶馬跑車，連續在上海貴州路天津路路口、新閘路烏鎮路路口、新閘路成都路路口撞人撞車，揚長而去。2005年7月22日晚，寧波市江北區桃渡路在與槐樹路口，一輛寶馬轎車從背後撞翻一輛電動車，將車上一對中年男女撞成重傷後離去。 2005年9月3日，西寧市城西區一環衛工人劉國喜開著灑水車不慎把水灑在了後面一輛車號為甘A33423的紅色「寶馬」車內，那輛「寶馬」車主下車將工人劉國喜打得頭破血流。2005年9月21日，在北京朝陽門橋西北角，一位寶馬車女司機李某違法駕駛被交通警察勒令停車時，硬是把前來糾違的警察給「拱」 倒，並且拒絕被帶到當地派出所。2005年11日10日晚，在北京市朝陽區，一輛紅色老款寶馬轎車在闖紅燈撞倒一名騎摩托車的男子後逃逸。
這些觸目驚心的事情如果發生在1949年前，一定會被寫入1949年後的中小學教科書。這些事情如果發生在美國，人民陪審團一定會保證那些「寶馬」車主們在監獄內度過漫長的艱苦年月。而且無論他們入獄前有多少財富，他們出獄後一定是一貧如洗 – 他們的財富早就被對方的律師團給榨干了。但是在中國發生了如此眾多的開寶馬車撞死、撞傷人的惡性事件後，居然沒有一個肇事者被嚴懲。中國的法律在寶馬車主面前無效！下面是「中國青年報」的一段評論：
「『寶馬撞人』已經不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因為在大眾的內心深處，『寶馬車』的象徵意義早已蓋過了它原本的品牌意義。在數量龐大但資源有限的公眾心目中，寶馬車首先代表著一個與他們完全不同的社會階層－－這個社會階層人數不多，但手中掌握著整個社會中最為稀缺的資源，如金錢，權力；同時，由於這一社會階層擁有著多數人無法掌握的稀缺資源，他們常常能夠凌駕於普通公眾之上，享受著某些不受一般社會規則約束的特權。於是，普通老百姓依據自己有限的想像力，將寶馬車看成這一階層的『形象代言人』。簡言之，在廣大公眾眼中，寶馬車從一個汽車品牌幻化成了特權階層的標誌，而『寶馬撞人』也從交通事故升華成為特權階層侵犯普通公眾基本人權的象徵。面對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信息極為有限的普通公眾未必能夠得出正確的評判，但是，他們的內心判斷卻總能在現實中找到印證。公眾將寶馬與特權綁定，緣起於某些寶馬的車主確實自以為擁有了特權。」
二、中國富豪們發家的秘密
為了幫助我們瞭解中國人仇富的起因，我們最好瞭解一下中國的富豪們是如何產生的。洪輝先生對這一過程作出了最精闢地論述。洪輝先生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靠做生意發財的富豪們統稱為「新私有資本集團」，並劃分為六大梯隊。這個「新私有資本集團」囊括了我們今天看到的絕大多數富豪。中國富豪的六個梯隊前仆後繼、交互輪替地通過六種方式與途徑，成功地積累了原始資本。
按照洪輝的說法，中國大陸的富豪的第一梯隊產生於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之間。其間產生的富豪多以城市個體戶、待業青年和農村專業戶等為主體（當然也有極少數專業人士--筆者注）。他們主要通過產品的「投機倒把」，在流通領域賺取貿易差價，並將私人的收入進行小規模投資（「倒爺」）。這批草創時期的私有資本屬於城鄉邊緣人群，大都文化程度低，人文素質差，但敢想敢做，號稱「膽商」。但其中也有少數文化程度高的專業人士。到八十年代末，以貿易投資（或投機）起家的商販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目前百位首富中已經很難找到第一梯隊的成員，因為小打小鬧的時代已經結束（唯有幾個有專業背景的堅持下來，大獲成功--筆者注）。無論如何，這批第一梯隊新富豪的歷史價值值得肯定，因為他們開了發財的風氣之先，敢吃「文革」以後的第一個螃蟹，刺激了社會其它階層的發財和投資衝動，測試並提升了社會大眾對商人和富人的容忍程度；尤其是，這一梯隊的富豪大都不與權貴結合，他們獨闖天下。
富豪第二梯隊的產生，是由１９８５年開始的價格雙軌制提供了制度先機。價格雙軌制的實質是價格歧視，實行同物不同價，價格面前人人不平等。這一梯隊的富豪，也可稱之為「價商」，通過價格差而暴富，其成員開始由一般民眾向「下海」官員轉變，由低文化向高文化過渡，而且也開始由民間商人向官商發展。這既為中國大陸資本的原始積累加快了速度、擴大了規模，但也為這種積累打上了官商勾結的烙印，尤其是它開了權力與資本結合的惡例，既誘使資本賄賂權力，也刺激權力向資本滲透。這樣，如果說第一梯隊的原罪是來自於民間挑戰現行的合法政策和官方控制，更具有民粹和草寇色彩的話，那麼第二梯隊的原罪則是來自於同權力的非法、不當勾結，獲取壟斷利潤。也就是說，第一梯隊的富豪們如果有任何原罪的話，則屬於所謂的「黑色原罪」，具有黑道、隱蔽、地下、甚至暴力的性質，但卻具有「梁山好漢」的氣魄，而第二梯隊的原罪應該屬於「灰色原罪」，因為它開始得到了合法的權力保護，但又不能完全在陽光下從事交易，屬於介於黑色和白色之間的灰色經濟和灰色交易。所以，第二梯隊的原罪感不如第一梯隊來得強烈，因為在他們心目中，他們闖的是「黃燈」，而不是「紅燈」。
第三梯隊出現在八十年代末的土地投機集團之中。土地投機的定義是為了賣而買，旨在賺取土地差價。中國的土地投機起始於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２年經濟開發區熱潮，當時土地由公到私的轉移不是通過公平、公開的招標，而是沒有規則的行政劃撥。這樣，土地投機成為中國富豪致富的最重要手段。根據《福布斯》近幾年公布的中國大陸富豪，很高一個比例的富豪們從事地產生意。作為對比，《富布斯全球五百富豪榜》中，只有僅僅６％左右的人從事房地產生意。
所以，第三梯隊的「地商」，遠遠比前述的「膽商」和「價商」發財得更快、聚財得更多、權貴的色彩更濃。由於得到土地的難度比得到批文、倒彩電的難度要大得多，因為利潤要豐厚的多，所以權力與資本結合的難度也要大的多，但一旦結合成功，其牢固的強度也要大的多。另外，「地商」比「價商」需要涉及的領域要寬廣的多，他們不僅要涉及地產業，更要熟悉金融業、建築業、廣告業、保險業，並由此需要與相關的各政府部門進行尋租。這樣，新私有資本集團第三梯隊的出現，促使中國大陸的權力資本經濟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第四梯隊誕生的機緣，是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所謂「私有化」主要是國有企業通過個人承包／租賃等方式組建演化為私營企業的過程。新私有資本集團成為私營企業家主要存在三種方式，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是通過自己在八十年代末的辭職，自己「造船」下海，白手起家；其次，是在九十年代初，通過股份制改造，經理人員拿大股，員工持小股，於是就產生了一批「借船」下海的富豪；到了１９９８年後，中國出現了「第二次改制」的浪潮，就是把員工所持的股份，全部收回，集中由經營者控制，資本與勞動截然分離，員工成為名副其實的打工仔，經理成為地地道道的資本家，加上許多企業乘著「抓大放小」的東風，將大批國有企業一次性拍賣，例如山東諸城，在兩年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樣，新一代的私有資本集團既不需要自己造船下海，也不需要借船下海，而是直接佔有現成的「船」下海，原有企業的生產能力、銷售渠道等優勢資源一成不變，而原有企業的負債和冗員等負面資產則可以徹底甩掉。
中國五百位富豪中有不少位屬於直接得益於企業轉制，包括李海倉（已死）、張雷、繆雙大、張宏偉、韓召善、周福仁等。尤其瀋文榮，他就是通過各種方式將江蘇沙鋼集團從一個國有企業改制為民營企業。這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先化大公為小公（將企業由全民所有變為全體職工所有），再將小公化為私有。由此表明，公有企業的財產經營權在中國大陸的土壤上，可以被用來進行資本增值，並逐步演化為私有企業。
第四梯隊的出現改變了新私有資本集團從事商業投資和土地投機的傳統形象，開始將私有資本提升到產業資本的領域，促使越來越多的私有資本為了長治久安的戰略考慮，開始將資本從商業貿易和房地產向工業領域傾斜。這既增加了私有資本的實力和規模，增加了私有資本抗擊市場風險的能力，但也使私有資本集團的原罪色彩更加鮮明，因為在改制的過程中，眾多的職工下崗和失業，如果說「膽商」、「價商」、「地商」的經營後果是將餅做大、並沒有直接將大批弱勢集團推向絕境的話，那麼這第四梯隊的「產商」則直接傷害了數以億計的職工，出現了你死我活 的「零和」結局，導致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倒閉，並由此導致社會矛盾空前尖銳也就是說，在企業改制之前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全社會的各階層尚能利益均沾，儘管分配的比例不甚公平，但進入改制階段，尤其是世紀末以來的「二次改制」
，已經出現了贏家通吃、輸家皆失的零和局面。由此不僅導致窮人更加仇恨富人， 更重要的是，富人也日益感受到內心的恐懼和生命財產的威脅，惶惶不可終日，原罪感日益強烈。
第五梯隊與金融的市場化密切相關。１９９０年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一批百萬富翁和千萬富翁。經過１９９０年的股市狂潮後，許多持「原始股」者成了百萬、千萬富翁的事實，極大地推動了假股份制改造為名瓜分國有資產的高潮，有些地方甚至在成立股份公司之時，就送給當地政府官員「權力股」，從中得到政府的廉價地和廉價物資。
這批第五梯隊的富豪們，又可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工 作人員，他們往往近水樓臺先得月，很容易獲得穩賺不賠的原始股；其次是擁有公司上市資格生殺大權的審批者；第三才是部分股民。這批「股商」累積財富的過 更富有戲劇性，一夜暴富後一夜破產的現象比比皆是。除了股市發財之外，這批五梯隊的富豪們大都利用銀行「借錢下蛋」。中國大陸房地產企業在進行開發時，普遍存在自有資金不足問題，必須靠向他人與銀行借貸啟動事業，一旦銀行貸款到位，往往抽逃自有資金，因此銀行貸款就成為滾動開發的第一桶金。資料顯示，１９９２年中國大陸商品房投資比１９９１年增加一倍，其中三分之一是銀行貸款。
第五梯隊所贏得的暴利是中國大陸改革以來最空前的，這也是金融業的暴利性 質所決定。但暴利往往與風險成正相關關係，利潤越高，風險越大。但中國大陸特色是由於私有資本與權力的密切結合，造成國有銀行消化了大量的呆賬，在相當程度上減緩了投資金融的風險，由此就刺激了更多的私有資本投向金融領域和權貴關係。不過，由於政府在理論上和法規上是禁止私有資本介入金融業，於是私有資本的尋租成本增加，政治風險加大，但尋租的收益也隨之提高。
第六梯隊是以高科技為「淘金」對象，他們屬於「智商」。包括郭廣昌、左宗申、處聖達、吳鷹、劉虹、宋如華、何然、王文京和黃宏生等。這第六梯隊的富豪們往往利用富有創意的投資理念來吸引風險投資，然後逐漸上市。他們是股票文化的收益者，他們的財富儘管也不是很「陽光」，但他們靠智慧和信息賺錢的特殊性質，在中國大陸固有的文化基因中，似乎少了一些負面的原罪形象。在１９９８年，這一梯隊所繳納的稅金佔同期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稅金的２?２５倍，由此體現了這一梯隊的基本素質和社會責任。而且，由於政府的政策是鼓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所以，政府更多的是主動請求這一梯隊參與投資，包括大規模地邀請「海歸」投資高科技產業，由此導致企業尋租的衝動和需求減少，政府控制行政審批的資源削弱。這樣，不同與私人收入資本化和公有企業私營化，第六梯隊是屬於人力資本企業化的代表，憑藉的不是力氣和資金，而是智慧與管理，為中國大陸私有資本集團的未來奠定了一個新的制高點，而由於知識與技術的市場化門檻較高，所以以高科技為特徵的「智商」們，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充滿後勁，並在未來產生更多財富。
我們可以發現，中國過去25年中相當數量的富豪們的致富過程有明顯的權貴性，犯罪性，和投機性。
三、國人仇富心態的來龍去脈
中國的仇富問題早就引起社會和專家們的關注。人們最關切的問題是：中國為什麼會有仇富現象？筆者綜合各家學說，歸納為以下五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中國人仇富並不是因為富人太富，而是因為窮人太窮，窮人太多，富人太少（林毅夫）。這派觀點認為，中國從來就是一個窮人佔絕大多數的社會，沒有中產階級。在這樣一個社會裏，為數不多的富有者自然就被大多數窮人嫉妒。讓富人多繳稅是不對的。
第二種觀點：腐敗導致仇富。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中國大多數的富人得以致富並不是因為自己的學識、辛勞、和才幹，而是因為他們懂得如何巧妙地鑽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利用政府官員無處不在的腐敗。他們的財富不是靠走正路得來的，而是靠歪門邪道巧取豪奪來的。他們掙的是黑心錢。這就造成社會財富的分配處於一種不合理的狀態，導致人民仇恨富人。所謂「仇富」更確切地說是仇腐、仇不公。
第三種觀點：中國百姓仇富是因為富人仇窮，富人為富不仁。這種觀點認為，中國所謂的五千年文明史實際上是五千年人吃人的歷史。在我們中國這種文化中，人一富便壞。中國的富人們永遠是一幫貪得無厭、沒有修養、不懂得回饋社會的吸血鬼。中國一切有錢有權的人都是狼心狗肺，他們可以在大火中心安理得地從哭叫著的孩子們的身體上踏過去，他們可以為了多掙幾個錢而讓成百上千的工人在礦難中死去，他們可以為了選擇哪家飯館吃飯而煩惱卻不願意支付民工們辛苦一年的血汗錢。這種觀點認為，西方國家的富人有宗教信仰和公德，他們拿出大筆的財富回饋社會，賑濟和幫助窮人。西方的富人不欺壓窮人。所以那裡沒有仇富現象。但中國的富人沒有回饋社會的概念和傳統，沒有宗教信仰，只認錢，他們真的欺壓窮人。這種觀點還認為中國的富人永遠不會容忍人民普遍富裕起來。他們需要廉價的勞動力以獲得最大利潤。所以，中國人仇富根源在於富仇窮。這種觀點很容易使人聯想起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
第四種觀點：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包含傳統的仇富心理。人窮慣了，一見到有人發財就眼紅。這種觀點認為，人家西方的哲學是：你要是比我強那麼我就要設法趕上超過你，而我們中國人的哲學卻是：你要是比我強我就要把你拉回來和我一樣落後。這樣的小肚雞腸必然導致窮人憎恨富人。所以，仇富是中國老百姓的劣根性表現之一。中國的老百姓應該向西方國家學習，平衡自己的心理，不要見什麼都眼紅。
第五種觀點：貧富不均造成仇富。中國的基尼係數1978年僅為0.18，2000年升至0.4，而據2005年6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的基尼係數超過0.4，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數據為0.454，南開大學的研究成果已超過0.5。另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最新統計，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為 0.45，而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已擴大至0.458。總之，中國是世界上基尼係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早已超出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進入了嚴重分配不公平區間。某專家認為：即便沒有腐敗，經濟發展也會出現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樊綱），這是無法避免的趨勢。如此勢必造成一些窮人對富人不滿。
上述這些觀點是否有道理，讀者見仁見智，但其中有的觀點明顯牽強附會。如果窮人太多，富人太少會造成仇富的話，那麼比中國更窮，比中國有更多窮人的一些國家，比如印度就會有更強烈的仇富現象了。其實不然。在印度確實有人仇富，但遠沒有中國這樣普遍和強烈。如果說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包含傳統的仇富心理，那麼臺灣香港的中國人為什麼就不那麼仇富呢？
仔細分析一下，我們還可以發現中國的仇富情結實際上並不是針對所有富人的。那些艱苦創業，靠著自己頑強和勤奮的努力「掘到了第一桶金」的富豪們被人們尊敬。像傑克縫紉機公司老闆阮積祥，當年隻身一人從浙江跑到東北大興安嶺補鞋，每天挑著擔子奔波於各大林場，冒著掉進沼澤和落入虎口的危險；像「小肥羊帝國」的締造者張鋼， 1985 年扔掉鋼鐵公司的鐵飯碗，站到自由市場上天天吆喝賣衣服。在他們積攢下的每一個銅板中，都滲透著自己的血汗。中國的富豪如果符合以下五類特徵中的至少一類，就不大會招惹仇恨：
第一類：陽光富豪。這就是阮積祥、張鋼，還有前面一節提到的「第六梯隊」和「第一梯隊」中的多數富豪們。相對說來他們中名聲狼藉的人不多。他們大都是靠自己的膽識、學識、能力、管理經驗、辛勞起家的富人。他們沒有掙多少「髒」錢，所以並不被人忌恨。
第二類：慈善富豪。這些富豪守法並將財富大筆回饋社會，如李嘉誠、霍英東、胡潤慈善榜上的十大慈善富豪，等等
第三類：洋富豪。這包括大多數歐美各國來華投資或經商的富人以及高級管理人員。一般來說，這些人具有較好的教養和素質。其實他們也偷稅漏稅，但是由於他們很少親自幹壞事，所以沒怎麼惹人恨。
第四類：親民富豪。這些富豪對員工和善，不經常吹鬍子瞪眼打罵員工，不剋扣、拖延員工薪水，提供安全、潔淨的工作環境。這樣的富豪在高科技產業和IT行業中多一些。但在製造業和採礦業中不多。在「煤老闆」中可以說是一個也沒有。
第五類：體育富豪。這些人雖富猶榮。和演藝明星不一樣，運動員除了靠辛勤和汗水沒有任何捷徑。他們要勝過國外的同行就只有比他們更累更努力。而且運動員超負荷的體力透支往往落下一身病。他們致富從來就不會招惹嫉恨。
筆者姑且把上述五類富豪稱為「紅五類」富豪。
張朝陽、丁磊、陳天橋這一類的知識管理型企業家是陽光富豪的典範。他們以全新的姿態發展中國民營經濟，採用國外的先進管理方法和最新理念，跟進西方最新的發展，打造中國的新經濟。劉永好、劉永行兄弟是自己砸掉鐵飯碗，「第一梯隊」下海的知識富豪。他們一路走過來，闖過激流險灘，保持清醒的頭腦和親民的本色，建立良好的企業文化，腳踏實地發展民營經濟，堪稱民族精英，富豪楷模。柳傳志對發展中國信息工業功不可沒。他率領的「聯想」硬是用中國自己的IT品牌和產品與「洋貨」一決雌雄，並且把戰場擴展到競爭對手的大本營裡去，敢於啃硬骨頭打硬仗，大功告成後急流勇退。
遺憾的是，屬於上面紅五類的富豪並不多。事實上，中國諸多的富豪至少屬於以下黑五類之中的某一類：
第一類就是政府官員富豪。政府官員一富必貪。因為按他們的合法收入他們是成不了富翁的。為了拉近當官的同普通老百姓的距離，中國如今比較流行的說法的是 「公務員。」上至國家主席，下至鄉計畫生育主任，凡是靠納稅人養活的，均可算為「公務員。」 中國的公務員應該說是世界上最養尊處優的一群。打從盤古開天地，中國就沒有人怠慢過國家公務員。唯有意外的就是從1966年到1976年的非正常時期，公務員們被毛澤東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折磨地膽戰心驚，顏面喪盡，甚至有家破人亡的。這批被整肅的公務員中亦包括筆者已故的雙親大人。其實，公務員們過著養尊處優的日子，雖然在當今西方國家不大合乎情理，但是在中國卻是自古到今天經地義的事情。這可以說是中國國情頭一條。任何人如果不懂得這一點，就完全不懂得中國。某位業已退位的公務員說的很明確：公務員花人民的錢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般來說，如今一位公務員如果僅僅是花點人民的小錢去一日三餐吃些山珍海味什麼的，每年去國外旅遊個五六次的，然後把家裡裝修的和宮殿一樣豪華，把銀行裡存款數目盡量控制在七位數之內，再順便包個把二奶三奶之類的，據說這樣的就算是清廉的公務員了。雖然在1976年前這樣的公務員是一定要被槍斃的，但在今天卻未必不可以被評上現代焦裕祿。手腳麻利一點的公務員，會不動聲色地把一大筆人民的錢轉移到自己海外的帳戶上去，然後把子女送到海外留學，在國外買好大房子，一旦時機成熟，便和夫人或者情人比翼雙飛，到海外享盡天倫之樂。在美國的舊金山、紐約、洛杉磯，加拿大的溫哥華、多倫多到處可以見到這樣的出手闊綽的中國前公務員的身影。公務員如果膽子再大一些，找個開發商一起做筆土地買賣，把那些窮光蛋的房子統統給扒了，讓他們滾蛋，這位公務員一夜間就可爆富。雖說這樣做對拉動 GDP，改造舊城區有立竿見影之效，但因為這樣做很得罪人，所以頗受爭議。機靈一點的公務員會把事情做的不那麼露骨。比如說，把一座價值3億的國營工廠估價3百萬賣給自己的一個親戚朋友之類的，然後拿更高數目的一筆佣金。工廠一旦出手，讓那位新老闆去當惡人。總結一下，凡是和中國富豪第二、第三、第四梯隊合夥分贓並大沾其光的公務員，都被人恨。
第二類招人恨的就是權貴富豪。也就是靠勾結政府官員獲取特殊經商資源，事成後給政府官員回扣。上面所說的第二、第三、第四梯隊的富豪們多半有這方面的問題。不過，這是非法行徑，要冒一定風險。最近形勢發生了新變化。奸商們終於明白了中國自古以來權和錢的微妙關係。於是他們積極申請去黨校學習，加入無產階級先鋒隊，擔任政府公職。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合法地、安全地把權和錢玩弄於掌中，風險大大降低。
第三類招人切齒痛恨的富豪就是那些對員工竭盡剝削壓榨之能事，開血汗工廠、污染工廠，缺乏安全設施的礦井，殘酷虐待員工，讓員工無休無止地延長工時而不負任何報酬，剋扣員工血汗錢，拖欠工資，「周扒皮」之類的黑心老闆。
第四類就是官商、憑家族勢力爆富的八旗子弟。這些富豪口碑極差，基本上是靠 著自己名門望族的背景和渠道而獲得特殊的發財之道。這些人沒有獨立謀生的本事，就只好靠爹媽還有「叔叔阿姨」們的關係網生存。一群敗類，豬！
第五類就是那些飛揚跋扈，視草民如糞土的富豪。他們發了財就肆無忌憚地受用，嫖娼、包「二奶」、豪賭、斗富，花巨款登巨幅廣告選美招處女、花重金吃人乳宴、黃金宴、女體宴、開處、甚至姦侮幼女、虐童……。他們一擲千金，毫不吝嗇，對慈善事業卻一毛不拔。
英國小子胡潤在中國搞了個「胡潤富豪榜」把很多富人搞得心驚肉跳，然後他又別出心裁搞了個「富豪慈善榜」，把中國的眾多富豪們損的恨不得鑽地縫。不過他再大膽也不至於大膽到開一個「中國惡霸富豪榜」的地步。筆者建議有興趣的海外華人不妨試試。
四、重新認識國人仇富的原因
通過對大量事實和數據的分析，以及對歷史的回顧，筆者認為國人仇富還有更深一層的背景：
1．我們周圍存在仇富現象，並不是因為我們不幸生在中國，而是因為中國還沒有進入一個法治社會。一個人治的社會，總是有許多的無奈。中國現在很熱門的清宮片很能引起百姓的共鳴。為什麼呢，因為人們看到那些中國古代的種種很惡劣的事情如今正在重演，成為現實。其實，中國並沒有仇富的文化傳統，倒是有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和幾千年老百姓仇官的傳統。從秦始皇到滿清帝國，儘管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次改朝換代，中國社會本身並沒有發生更新。大體上說，每一個新的中國封建王朝的一開始，都有一個相對穩定和繁榮的時期，皇帝能夠得心應手地統治國家。隨後就出現各級官僚貪污腐敗。封建社會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人治，對於官員腐敗束手無策。皇帝窮於應付，拿不出根治腐敗的辦法，只好任其氾濫。這種慢性失控的局面導致各級官僚的腐敗加劇，對百姓的剝奪搜刮愈演愈烈。當農作物歉收導致大飢荒、或某地方官吏與百姓產生重大衝突時，或者外族入侵時，百姓的忍耐衝破臨界點，爆發農民小規模反抗運動，並迅速擴大為反政府的大規模暴動，推翻舊王朝，建立新王朝，新的一輪循環又開始。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看到了重蹈封建社會農民運動覆轍的潛在危機，因此他想方設法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力圖用公有制來均貧富，阻止中國走回老路。同時他也試圖通過各種政治運動讓「官不聊生」，以防止中共官員墮落成魚肉百姓的舊式封建官僚。雖然毛澤東敢說敢做，下手也很重，但國家依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他的所有措施無論多激烈畢竟還是「體制內」的措施，改變不了基本事態。文革結束後，政府面臨的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局面，「亡黨亡國」是最大的威脅。曾經有過那麼幾年，黨內外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很高，但是更迫切的壓力是讓人民有飯吃有衣穿。當中國的經濟開始起飛，經濟體制改革初見成效時，亡黨亡國的危機似乎沒有那麼緊迫了。於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被一派歡呼聲給淹沒了。在「先富起來」的狂熱中，很多矛盾被掩蓋。政府官員們很快就適應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利用手中的權利走上了官員發財致富之路。於是，貪污腐敗、魚肉百姓、……，這些曾經在我們的教科書中用來批評舊時代封建王朝的詞語，現在已經越來越適合於描述當今的社會了。
我們知道，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裏，官和富基本上是一回事。很少有富人和官場毫無瓜葛的。無官不富，無富不官。人要致富，一定要打通「官」節。那麼，官員們又如何滿足奸商們的要求呢？很簡單，把他們手中掌握的那部分人民的資源或財產送給他們就是了。這樣，必然會導致百姓不滿。實際上，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權只要和錢一結合，就會若出大麻煩。問題在於，我們中國偏偏有這麼一個糟糕的傳統。改革開放初期，權錢勾結畢竟帶有很大的冒險性，因為那是非法。如今已漸漸走向合法化。富豪和官員的界線正在模糊。富豪們已經不滿足與官員們相互勾結。他們通過入黨、任人民代表、做官等途徑參政議政，參與政府管理和運作，避免被追究「原罪」，也更好地直接利用職權發財。當明天老百姓恍然大悟原來官商本是一家人時，仇富就會立即轉變為仇官。仇富不過是仇官的前奏曲。事實上，今天已經有一大批仇官的百姓了。
2．如果我們拿中國共產黨的「三個代表」理論來分析，就可以對仇富的來源有更加清楚的認識。首先我們要搞清楚的是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進步的關係。生產力的高度發達，是否就意味著社會也很先進呢？在很多情況下是這樣的。但是，也不完全是這樣。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的GDP曾佔世界總GDP的32%，在當時不可謂不發達。即使美國也從來沒有達到過這個份額。美國的GDP曾經一度佔世界份額的25%。可是16世紀和17世紀的中國社會先進嗎？二次大戰前的納粹德國的生產力在當時也是高度發達。德國有當時世界最發達的公路網，人均GDP是世界最高的。可是我們有誰會說他們的社會也是最先進的？為什麼呢？這裡就是一個文化問題。在16世紀和17世紀，儘管當時中國的生產力比起其它國家是相對來說發達不少，但是中國的封建文化卻在日益沒落。那是一個沒有前途的舊文化，沒有前途的舊社會。所以，生產力曾十分發達的中國在後來兩百年中迅速衰弱。納粹德國的文化是法西斯文化，把人當作可以標籤高低貴賤的動物，是歷史大倒退，所以納粹德國根本就無法長久。由此看來，當我們評價生產力時，要和文化背景聯繫起來。否則就只有「兩個代表」而不是「三個代表」了。長久以來，中國富豪們被看作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這是一個誤區。精確地說，中國的富豪中，只有為數不多的那些 「紅五類」中的大部分富豪們可以代表先進生產力。他們在擴大生產力的同時也在製造中產階級，建立一個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推動中國社會向全面小康的方向發展，造福全社會。其餘的富豪們（尤其是山西的「煤老闆」們）代表的是腐朽的落後
── 原載《天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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