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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巍:《也憶胡耀邦》之三 一個不曾兌現的承諾

2006-01-13 05:40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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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宣布給中國的作家和藝術家創作自由,但是他們從來沒有享受到這種自由。

胡耀邦廢除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卻代之以「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這兩個口號究竟有什麼區別,御用理論家們剝絲抽繭,說得玄乎其玄,可是一般人認為,這和「豆腐一碗」「一碗豆腐」的區別沒什麼兩樣。在中國誰也不能說「社會主義」、「人民」是和「政治」無關的兩個概念。

文學就是文學,藝術就是藝術,它們為誰服務,甚至服不服務,那是文學家、藝術家,最多加上文學理論家、批評家的事。政治家只是他們的讀者而已。世界上沒有哪個民主國家的領袖人物去管這些閑事,憲法給他們規定的職責就夠他們忙的了。但自從列寧提出「齒輪和螺絲釘」說,毛澤東提出「為什麼人的問題」以來,似乎寫詩、拍電影都成了共黨領袖人物必須躬親過問的大事。

在談到創作自由時,胡耀邦說:「人們的自由或權利總離不了一定的責任或義務,沒有無責任的自由或無義務的權利,從來就不存在什麼絕對自由。這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和任何個人都是如此。」在這裡我們聽到了共產黨歷來給自由蠻橫地捆綁上各種繩索的老調重彈。作家們大約已經知道胡耀邦給他們的創作自由不是一頓免費的午餐,他們必須付出對方需要的「責任」和「義務」才能換到一張廉價的餐券。

胡耀邦大段地引用列寧和蔡特金的談話,來詮釋他要發放給藝術家的創作自由是一種什麼樣的時髦貨,這是很值得玩味的。列寧的話是這樣說的:「每一個藝術家和任何一個認為自己是藝術家的人,都要求有按照自己理想自由創作的權利,而不管這種理想是否有點用處。這樣你就碰到激動、嘗試和混亂了。但自然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決不可以無所作為,聽任混亂隨意擴散開來。我們還必須有意識地努力去領導這一發展,去形成和決定它的結果。」列寧在這裡先是空洞地承認藝術家有「自由創作的權利」,接著說共產黨對作家的「混亂」甚至是「激動」和「嘗試」都不能聽之任之,而要「有意識地努力去領導這一發展」,其最終結果必須要由共產黨來「形成和決定」。如此說來,作家的「創作自由的權利」和牆上畫的燒餅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胡耀邦對列寧的這篇講話大加讚賞,說「這篇談話對我們瞭解創作自由的意義,很有幫助。」針對有些作家要求「絕對自由」的傾向,胡耀邦說「今天我們的作家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創作,作家當然享有完全的創作自由。但是我們黨仍然有責任在必要的時候向他們提出完全同志式的建議和勸告。」經過了53年號稱「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改造,55年號稱「分清香花和毒草」的反胡風,57年號稱「和風細雨」的反右派,59年號稱「神仙會」上「大躍進缺點要講夠」的反右傾,64年號稱「洗澡下樓」的「四清」,和號稱「觸及靈魂」的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知識份子一般都學會了領會共產黨領導人口中說的「同志式的建議和勸告」意味著什麼。

如果有的作家太過迂腐,硬要「激動」和「嘗試」一番,甚至寫出「混亂」的東西,胡耀邦說得很坦白:「提創作自由,並不等於說報刊和出版社的編輯部對於作家的不論什麼樣的作品都必須加以發表和出版。」這就是說,你有創作的自由,我有不給你發表的自由。

這就形成了胡耀邦時代的一個怪現象:一邊是幾乎全部的「毒草」被解禁,一邊又大量出現「地下文學」、「地下詩社」、「地下刊物」 以及「潛流文學」、 「隱態寫作」、「潛在寫作」,「地下沙龍」、「地下詩歌朗誦會」 、「詩人的家居」等等各種形態和名稱的地下文學創作活動。其中著名的有北京的《啟蒙》、《探索》、《四五論壇》、《北京之春》、《沃土》及79年四川出現的地下文學團體「野草詩社」,地下詩人鄧墾、孫路、蔡楚、杜九森、陳墨、馮裡、樂加等,和他們以手抄、鋼板油印形式流傳的地下刊物《野草》、《詩友》。80年代為外界知曉的還有遭廣西公安禁止的《相信未來》,北京市公安局通令停刊的《今天》、《新詩潮詩集》,上海的《海上》、《大陸》,四川的著名詩人芒克、楊煉、西川、唐曉渡、歐陽江河等,及地下刊物《非非》、《中國當代實驗詩歌》。還有《野獸的沉思》、詩論《留在星球上的札記》、詩歌《苦行者》和隨筆《檬子樹下的筆記》。80年代後期則有《傾向》、《倖存者》等。影響比較大的還有詩人多多的油印詩作《教誨--頹廢的紀念》,詩選《里程--1972~1988》。地下文學的廣泛興起是對胡牌的「創作自由」的無情嘲弄。


其實在中國,地下文學存在的空間甚為有限。共產黨對詩人和作家的「同志式建議和勸告」往往是在看守所和勞改隊裡用鐐銬和警棍進行的。86年,四川即有李必豐的詩社「尋夢園」被定為非法組織而遭取締,李被反覆拘傳審問,終被判刑。自1985年起在國內詩壇引起廣泛注意的青年詩人廖亦武、萬夏、李亞偉、劉太亨、苟明軍及知名詩歌評論家巴鐵等人,均被逮捕關進監獄。四川詩人黃翔為他的詩6次入獄(當然不全在胡耀邦時代)。同一時期還有貴州的多名地下詩人被捕。顧城、北島等一批詩人和畫家則選擇出走他國。

這種「完全同志式的建議和勸告」一直延續到今天。楊春光、張林、劉荻、杜導斌、楊天水、劉水、師濤、劉曉波、余傑、張祖樺、李柏光、陳敏、顧則徐這批文化人竟成了派出所、看守所、國保大隊以至刑事法庭和監獄、勞教所的常客。相當一批人至今還在高牆鐵窗後邊享受著「戴鐐銬的創作自由」。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個被胡耀邦稱為「當然享有完全的創作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莫大悲哀。

與此相輔相成的是對某些作家和創作的公開圍剿。人們不能忘記胡耀邦時代對作家白樺和他的電影《苦戀》的全國性大批判。雖然文革被宣布結束了,可是《解放軍報》餘威猶存,它以嚇人的罪名首先對《苦戀》發難,接著全國大小報刊群起撻伐。據上海《大公報》人士回憶,他們沒有轉載軍報的文章竟成了「政治問題」,而破例被上海市委叫到常委會上問罪。這場批判的規模和氣勢可與毛澤東時代對《武訓傳》的批判相媲美。中央高層有人甚至要求嚴懲劇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帽子,押送農村,勞動改造,並揪出「黑後臺」。事件的主角白樺雖是1949年成都西南軍政委員會時期胡耀邦的舊友,也曾與劉伯承、賀龍、鄧小平相識,他都難逃一劫,可想而知一個普通的筆桿子,他的下場會是如何。

這一時期受到圍攻的還有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沙葉新的話劇《假如我是真的》,王靖的電影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裡》、劉克的中篇小說《飛天》和李克威的電影劇本《女賊》。它們被並稱為「八十年代五棵大毒草」。葉文福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徐明旭的中篇小說《調動》也遭到嚴厲批判。這些作品有些根本就沒有得到發表或演出的機會。

應當說,胡耀邦本人在這一波批判中態度並不十分積極,對其中某些作者和作品甚至百般袒護,但即使是對他十分賞識的老部下劉賓雁他都無法阻止被「勸退」出黨,對於其他陷入重圍的藝術家他又能做些什麼呢?我們理解他的難處,但我們還是不能不把這一切歸咎於他。因為他說:「我們今後不再用文藝服從政治、從屬政治這個提法。但並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作家可以沒有政治責任感。」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從「不服從政治」到「不脫離政治」,胡耀邦的狐步舞轉了360度,又回到了原點。既然作家必須對自己的作品承擔「政治責任」,他們就沒有理由抱怨胡耀邦的「創作自由」只是一張空頭支票。他們應當慶幸自己生活在胡耀邦時代,他們的命運畢竟比王實味、老舍、胡風、傅雷、楊朔們好多了。

共產黨時常控訴國民黨時代的新聞檢查,說那時候沒有言論自由。但是國民黨對《小說月報》、《東方雜誌》上登了些什麼文章,胡蝶、阮玲玉拍了些什麼電影,馬連良、譚富英唱了些什麼戲,天橋那說些什麼相聲,演些什麼雜耍等等一般並不過問。而共產黨對這一切都要做嚴格的檢查。臭名昭著的「送審」制度在胡耀邦時代並沒有停止執行。一位作家或導演嘔心瀝血完成了一部作品以後,經常是戰戰兢兢地等待幾個外行官僚的審判。有多少藝術家等到的結果是:「槍斃」。以至屢屢發生這樣令全世界無法理解的怪現象:一部中國電影得了世界級大獎,可是中國的觀眾卻緣慳一面;得獎的大牌導演在世界同行中名震遐邇,卻往往在頒獎儀式上缺席。他們的罪名經常是「政治不正確」。

至於在國內,出版機構被查封,電影被刪剪、被禁映,圖書被吊銷書號、禁止發行、封存、下架、收繳、打紙漿,作者被辭退、開除、甚至吃官司,都已是見怪不怪的家常便飯了。這類在其他國家成為轟動全國的事件,在中國都根本算不上什麼新聞。

是的,胡耀邦是給了藝術家自由。對藏克家、賀敬之、丁玲、劉白羽、馮驥才、蔣子龍、劉心武、王蒙來說,胡耀邦時代確實是「自由」創作的黃金時代,但那個時代不屬於劉賓雁,吳祖光、白樺、廖亦武、師濤。

如果自由僅供一部分人享用也可以稱為自由的話,那我們什麼時候缺少過自由呢?文化大革命沒有創作自由嗎?不,對張春橋、姚文元、浩然、李劫夫、於會泳來說,文化大革命是創作最自由的時期。蘇聯沒有創作自由嗎?不,對鮑•波列沃依、德羅維奇•法捷耶夫、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弗拉基密爾•弗拉基密洛維奇•馬雅可夫斯基來說,蘇共槍殺上千萬同胞的斯大林時代才是創作最自由的時代。希特勒時代沒有創作自由嗎?如果你去問以那首《送寄生蟲出境》而被釘上歷史恥辱柱的亞利安詩人A•安奈克,他一定會說納粹時代是人類文明史上最自由的時代。

現在我們不得不說,胡耀邦所說的「創作自由」,和毛澤東、斯大林、希特勒時代的「自由」並無本質的區別,因為他們都是從一部分人那裡剝奪來而賜給另一部分人的。如果說這不完全是胡耀邦的本意,我們也不得不說,他開出的「創作自由」,確實跳票了。

並非題外話:

共產黨「專政」以後歷經幾代更迭,腥風血雨,其實都是某種形式的「換屆」。每屆領導人為了穩固統治常標榜自己與惡名昭彰的前任不同。他們的具體政策方法或有某些區別,但他們的專制具有連續性和一貫性,未曾一日不同。

胡耀邦是共產黨領導人中最開明的一位,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做過的好事;但他始終是一位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的墓碑上塗抹過多民主、自由的油彩會使他的靈魂不安。

共產黨官方的紀念活動有它自己的需要,民間當然有評論的權利;但實在看不出自由主義知識界隨官方指揮棒起舞的理由。

奉勸有造神癖的諸君,不妨去看看耶穌、釋迦牟尼、安拉或穆罕默德,哪怕是達賴或班禪的成道之路。拜神總比造神方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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