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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巍:《也憶胡耀邦》之二 胡耀邦沒有給你言論自由

2006-01-13 05:09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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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一致公認,胡耀邦是一個思想開明的人物。他反對搞「一言堂」、「家長制」、「假大空」,也讚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提倡文學藝術創作自由。和他有過直接接觸的人都唸唸不忘他平易近人,不擺官架子的民主作風。他和黨內頑固不化的極左派格格不入。他甚至批評不准聽鄧麗君的歌曲是思想僵化的表現。

頗為難能可貴的是,他頂住巨大壓力,廢除了毛澤東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教條,至少在理論上是把「創作自由」還給了藝術家。是他,在1978年5月9日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這個口號不要強調了」。1979年3月在中宣部例會上又明確提出,不再用「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提法。1980年2月他在一個劇本座談會上宣布要「切實保證人民有進行文藝創造和文藝批評的自由」。在他的多次過問下,民間傳抄小說《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張揚,也由死刑而「起死回生」。同時大批揹負著各種罪名的作家、藝術家被宣布恢復名譽,從《武訓傳》以來的幾乎所有「毒草」被解禁。滔滔黃河春汛夾著冰凌一瀉千里,人們笑逐顏開,紛紛說:「文學藝術的春天來了。」

順理成章地,每個人都認為新聞自由的時代也不可避免地會來臨,言論自由就近在眼前了。可是又一件令人費解的事發生了:胡耀邦沒有順著自己路走下去,他宣布:新聞是黨的喉舌。

他在第四次文代會後的的一個會議上明確說,可以有創作自由,但不能提新聞自由,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這給沸騰的言論場潑了一瓢冷水。敏感而冷靜的人們可以覺察到悶熱的三伏天刮過了一縷不易覺察的冷風。

胡耀邦1985年2月8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關於新聞工作的長篇發言,最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他對新聞事業的觀點。在目前的紀念大潮中,他的這篇講話被普遍忽視。

在這篇講話中,他開宗明義,把新聞事業的性質規定為「是黨的喉舌,自然也是黨所領導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時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可是共產黨掌權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證明,黨的喉舌「自然」就是政府的喉舌,因為黨和政府本來就是一個店面兩塊招牌;但它決不能「同時」就成了人民的喉舌。相反,在多數情況下,它只是冒充人民,愚弄人民,欺騙人民,壓制人民,扼殺人民的工具。

胡耀邦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相當強硬,容不得那些想為他打圓場的人作半點通融。他說:「從最根本的特徵來說,黨的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這不但是站得住腳的,而且是不能動搖的。」「無論進行什麼樣的改革,都絕不能絲毫改變黨的新聞事業的性質,改變這一工作同黨的關係。」 「不應當……要求在黨的新聞事業的性質這樣的根本問題上『鬆綁』」。

有些活躍於胡耀邦時代的人物,包括那時的一些報人,津津樂道於胡耀邦關於黨性和人民性的某些說法,似乎胡耀邦主張人民性高於黨性。這是個誤會,如果不是誤導的話。

是的,胡耀邦在多個場合談到人民性。但他從來沒有貶低黨性。他反覆強調的是「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也就是說,他用以取代「黨性高於人民性」的是「黨性就是人民性」。他說:「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府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黨報就是人民的報紙,」 「我們黨的新聞事業是黨和政府的喉舌,而我們黨和國家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黨的新聞事業完全能夠代表和反映最廣大人民的呼聲。作為黨的代言人和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冷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共產黨的利益沒有一天是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至少在共產黨掌權以後是這樣。在胡耀邦大談「一致」論之後中國社會的發展更將共產黨完全推向了人民的對立面。在胡耀邦這些談話裡,未經授權,人民的利益,他們的呼聲,就被一個黨所「代表」了。這可能就是十幾年後那個荒謬的「代表」論的起源。應當說,「黨性高於人民性」至少在形式上還承認人民性的存在,它和黨性的關係只是孰高孰低的問題;而「黨性與人民性一致」的說法則從根本上抹煞了人民性的存在。人民連報紙都不必有,因為黨報「就是」人民的報紙。這個「一致」論難道還真值得一班德高望重的大寫手不厭其煩地寫那麼多大塊頭文章去謳歌嗎?

胡耀邦認為新聞事業的主要任務就是「不間斷地用大量言論和事實,來強有力地宣傳中央的主張。」他說:「黨的新聞事業是要代表黨和政府講話的,是要按照黨的路線和政策來發表議論、指導工作的。雖然報紙、通訊社、電臺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則報導不都是具有指導性的,有許多隻是個人意見和個人的觀察,但黨的新聞機關的主要言論,有關國內工作和對外關係的主要報導,應當是代表黨和政府的,而不是只代表編輯或記者個人的。」且不說胡耀邦的這套理論與世界公認的現代傳播學奠基人如威爾伯•施拉姆和拉斯韋爾等人對於傳播媒體的職能的定義相去十萬八千里,就是和當時全球新聞傳播的現狀比也是多麼不合時宜。他描繪的喉舌無異於黨內文件的公開發行版。這就是至今《人民日報》還是那麼老氣橫秋,一付教訓人的面孔的原因。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香港50萬人的大遊行,在中國的媒體上一個字都找不到;為什麼汕尾慘案這樣震驚全世界的新聞事件中國的所有媒體卻集體失語。因為「黨的新聞事業是要代表黨和政府講話的。」遊行、慘案、礦難、愛滋病、維權這些都不是新聞事業的報導任務,它們的任務是「不間斷地用大量言論和事實,來強有力地宣傳中央的主張。」這也是對胡耀邦的所謂「黨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論點的一個絕妙的諷刺。胡耀邦雖然在政壇曇花一現,但他的繼承人對他關於新聞的論述卻忠實貫徹執行。在這裡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輿論導向」論的原始表述。

胡耀邦推崇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寫的《駁「輿論一律」》,說毛澤東「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的那些道理,還是講得好的」。但他對毛澤東主張「人民內部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紙、刊物、講壇等等去競賽」的說法似乎不以為然,而主張「角度、重點以至風格、面貌、方式方法的多樣性。」因為「這種多樣性,與先進、落後之間的矛盾很不相同,不但不需要一方克服另一方,而且恰恰應當大大地加以豐富和發展。」可以看出來,胡耀邦給言論提供的鳥籠比毛澤東提供的那個還要小。

胡耀邦用明白無誤的語言表示,他不允許在我們國家有不同的聲音。他說:「為什麼我們國家不可以有不同的聲音呢?我說這要作一點政治分析。」以下是他的分析:「說到不同的聲音,要看是在什麼問題上的不同的聲音。如果是在國家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問題上,那麼,如前所說,我們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在這些根本問題上大家的聲音相同是必然的和自然的,硬要發表『 不同』的聲音就反而是不自然的了。如果是在各種具體問題上,大家的聲音自然有許多不同,現在的報紙刊物上就經常發表這些不同的聲音,許多好聲音還受到黨的鼓勵和人民的歡迎。如果現在發表得還不夠,那就希望大家更多地發表,這也就是我國人民民主生活的正常發展的一個表現。」話說得很客氣,但語氣是斬釘截鐵的。連「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都是不容討論的,更不用說像「多黨制」「全民普選」「軍隊國家化」這樣的議題了。就連要不要修三峽大壩這樣的問題也「不可以有不同的聲音」。胡耀邦主持中宣部時,人民日報曾就要不要生產咸麵包(這以前中國人只知道麵包是甜的)和主食裡要不要加飯豆(指紅豆,綠豆,蠶豆之類)展開過不同意見的爭論。這大概就是胡耀邦所說的「如果現在發表得還不夠,那就希望大家更多地發表」的不同聲音。胡耀邦的這個思想直接導致了後患無窮的「主旋律」理論統治中國的輿論至今。

當然,「不同的聲音」絕不是總書記一句「不可以有」就能消除的。制止的最後手段是手銬、腳鐐、電警棍 、老虎凳、鐵窗、高牆 、電網,甚至坦克、機關鎗。這些已變成共產黨對付「不同的聲音」的經常和主要的手段。它們已經被運用的爐火純青了。而發出「不同的聲音」,則需要失去學業、職業、名譽、前途、家庭、自由、年華、鮮血、生命甚至肉體。胡耀邦口中的「不可以有不同的聲音」九個大字,字字滴著中國人的血和淚!

胡耀邦關於我們國家只能有一個聲音的主張必然要遇到一個「真實」的問題。他沒有迴避。他理直氣壯地說「當然要講真實」,可是緊接著又說:「 究竟什麼叫真實,從來就有爭論。」他說:「總的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導方面是光明的,同時也存在著陰暗面,我們並不忽視陰暗面,但那究竟是次要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真實」。所以胡耀邦「要求多種色彩,而歡樂、光明的新生活和為歡樂、光明的新生活而進行鬥爭的色彩,當然是明朗、鮮艷而豐富的。」

提到缺點或說陰暗面,胡耀邦比毛澤東寬宏大量多了,他把「一個指頭」的比例放寬了整整一倍。他要求「新聞界的同志們」,「報紙上,大體應當是八分講成績、講光明、搞表揚,二分講缺點、講陰暗面、搞批評。」謝天謝地,編輯記者們終於可以比毛澤東那時候多長了一個指頭。可是這「二分缺點」也不是可以隨便怎麼講都可以的。根據胡耀邦的說法,「我們的筆墨就在講陰暗面的時候也不應當是黑色的。」從「形勢大好」到一片「歡樂、光明的色彩」,我們的媒體已完全墮落成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獻媚權勢,掩飾罪惡的謊言工廠。面對全身散發著腐屍般惡臭的共產黨,我們的媒體卻極力為它的「保鮮」噴灑香味劑。老百姓說現在的報紙只有日期是真的,電視只有「動物世界」沒說假話。我們的「新聞事業」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難道和胡耀邦對新聞事業的上述經典性論述毫無關係嗎?

為了加緊對媒體的控制,保證新聞事業死心塌地地充當黨的喉舌,胡耀邦要求「加強新聞隊伍的建設」。他說,當前「最主要、最普遍、最大量的問題,不是別的,而是要以極大的努力來提高幹部隊伍的素質。」這無疑是對的。可什麼是新聞工作者應當具備的素質呢?胡耀邦給出的規定是:「一要增強黨性,二要增強業務能力,三要增強同志之間的團結。」他仍然把「黨性」作為對一個編輯或記者的首要要求。這該使那些對胡耀邦時期關於黨性和人民性的一場頗為熱鬧的討論唸唸不忘的人們恢復一下記憶力。胡耀邦一直是把黨性視為頭等重要的大事,不要再強人所難,把人民性強加在胡耀邦頭上了。至於什麼是黨性,理論家們故弄玄虛,把它演繹成一個高深莫測、難以捉摸的抽象的概念,其實胡耀邦的後人們對黨性的解釋倒是非常通俗:「在政治上和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這就是黨性。在這一點上,胡耀邦和鄧小平、薄一波、江澤民、胡錦濤都沒有什麼分歧。

如果我們的新聞人不講黨性,胡耀邦說了:「不打棍子,不等於該批評的也不批評,該處分的也不處分。」不講黨性,在多數場合只是「不聽話」的同義語。實際上共產黨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修理這些不聽話的編輯記者。其中舉世聞名的,我們可以列出上百人的名單。因為講真話而砸了飯碗的事簡直不值一提。不講黨性的刊物被查封,不講黨性的新聞稿被「槍斃」已經司空見慣。中宣部一個電話可以決定讓全國人民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是講黨性的最高和最後形式。中國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記者監獄,在世界各國關押記者總數的排行榜上中國一直遙遙領先。不幸的是,恰恰是這些被修理的「不講黨性」的記者代表著正義,良知,對底層民眾的熱忱和對自己職責的忠貞。這些恥辱的記錄並不全發生在胡耀邦當政的年代,但是有誰能否認它們都和胡耀邦倡導的那個「黨性」有著直接聯繫?「講黨性」成為了中國新聞墮落的萬惡之源。

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因反擊自由化不力而下臺,但無論是在那次決定他政治命運的「生活會」上,還是其後中央下發的黨內通知中,以至左派發起的大批判中,各路左王們歷數胡耀邦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種種表現,卻沒有一個人提到他慫恿新聞自由的思潮。胡喬木,鄧力群,王任重,賀敬之,朱穆之這些新聞界公認的左派,當時對胡耀邦群起而攻之,卻都繞開了胡耀邦對新聞工作的這一全面的論述,這是他們的仁慈呢,還是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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