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有必要對「臭老九」這個詞的詞義作些特別的解釋。 「臭」 字人們容易理解，就是不光彩令人討厭的意思，「老九」這兩個字就頗令人費解了。這要從中國的等級制社會說起。中國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從古至今，中國人依據其社會地位的差別被人為地劃分為幾個高低貴賤不同的等級，就像印度的種姓制度一樣。顧名思義，老九就是第九等人，也就是說在社會等級上被劃分為第九個等次。那是一個絕望的等次！毛澤東老人家還不滿足，認為僅此不足以表達他對知識份子的蔑視厭惡之情，就在「老九」前面再加個「臭」字，那是一個更絕望的等次。
知識份子何以被稱為「第九種人」，這要追溯到十三世紀的元帝國時期。中國雖然是一個等級制社會，但歷朝歷代的政府並沒有像印度那樣明文劃定公民的社會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國公民社會等次則是元帝國的獨創。蒙古蠻族入主中國後，依據和蒙古人親疏關係的遠近及當亡國奴的「資歷」，把帝國臣民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亞細亞人）；第三等是「漢人」，即金帝國所屬的中國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帝國所屬的中國人。上述的等級劃分是粗線條的，元政府又依職業的性質，把帝國臣民更細緻地劃分為十級：一、官（政府官員）。二、吏（不能擢升為官員的政府僱員）。三、僧（佛教僧侶）。四、道（道教道士）。五、醫（醫生）。六、工（高級工程技術人員）。七、匠（低級手工技術人員）。八、娼（妓女）。九、儒（知識份子）。十、丐（乞丐）。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識份子，竟然被劃分到社會的最底層，比儒家所最卑視的娼妓都不如，僅只稍稍勝過乞丐。究其實連乞丐也比不上，因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識份子則隨時有生命危險，政府一不高興就拿他們的腦袋開玩笑……
蒙古政府何以如此蔑視並仇視知識份子？回答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首先對知識份子這個群體作一簡要介紹。
「知識份子」在中國是一個有別於其它群體的特殊社會階層。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是科舉制度的產物，是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人才」，包括科舉及第和為科舉考試作準備的人士。他們的唯一功能就是應付科舉考試和作官。在談知識份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紹一下中國的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通過競爭性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它起源於隋王朝，定制於唐王朝，最初目的是變革門第世家獨霸政府的不合理現象，通過公開競爭性考試向平民階層選拔新進官員，凡考試及格的知識份子，不問門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職。因此，科舉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它對提高整個統治階級的文化素養，擴大政府的統治基礎，促進社會公平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積極作用。這個進步合理的制度，因為唐以後的政府給予了過高的重視，才日益變得不合理起來。明王朝時期，科舉成為知識份子的唯一出路，非進士出身的人無論貢獻多大，都不能擔任宰相或部長級高級官員。不通過科舉考試知識份子就沒有任何出路，科舉考試的重視程度步入了一種畸形狀態，成為社會停滯不前的罪魁禍首。
科舉考試的內容很狹窄，只考儒家經典，即「四書」「五經」。在科舉制度的誘惑下，知識份子首先要作的事就是應付科舉考試。因此知識份子的知識面也極為狹窄，所學主要是四書五經，與人類文明進步密切相關的自然和社會科學知識則很少涉獵。儒家思想的內賅又是保守和崇古，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變革，掌握儒家經典的知識份子也因此與現代化和進步格格不入。所以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不是一個進步的階級，經常不自覺地扮演了阻礙社會前進的角色。
傳統知識份子科舉及第後，接下來不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也不是創造財富，而是如何做官。所以傳統知識份子究其實是一個不勞而獲的寄生階層。這對於在荒涼苦寒的沙漠地帶成長起來的以勞動為美德的蒙古民族來說是難以理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區，每一個人，包括婦女兒童，都要從事生產勞動。在他們有限的知識領域內，實在想不通世界上還有專門讀書和專門做官的這種行業。所以他們極端瞧不起知識份子，也仇視造就知識份子的科舉制度，並毫不留情地取消了這一制度。沒有了科舉制度，知識份子的特長便無法施展，他們又沒有其它的技能，處境日益被動，最終淪落為連娼妓都不如的「賤民」。在蒙古人眼中，妓女能創造財富，可知識份子則是徹頭徹尾的寄生蟲，除了讀書做官外什麼也不會作。
科舉制度隨著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退出了歷史舞臺；但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並沒有隨之消亡，相反還發展壯大起來。現代化離不開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知識份子也適應時代的需要，從學習儒家經典轉而學習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新時代的知識份子和傳統知識份子在知識領域和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別，但在品格上並無太大的不同，傳統知識份子的劣根性（保守，怯懦，不團結，好口舌之爭）已深深植根於知識份子的靈魂深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脫胎換骨的。新時代的知識份子因為掌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緣故，從阻礙社會前進的力量轉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決定力量，應該是一個被尊重被敬仰的階級，可事實恰好相反，知識份子在上世紀直至今天並未受到應有的尊重。為什麼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知識份子自身的品格缺陷也許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我在《歷史在這裡哭泣》這本書裡寫過一篇論題為《士大夫的悲哀》的文章，末尾對現代知識份子的品格缺陷作了粗略的概述：
「自視過高，互不買帳，好口舌之爭，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要爭個是非曲直。
過分以自我為中心，不願正視他人的優勢和長處；辦事分不清主次，總喜歡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上自我表現。
沒有全局觀念，不善在協同事業中作出必要的讓步；在寬鬆的環境中過分吹毛求疵，在淫威和暴力的壓制下又能出奇地忍辱負重。
對自己的不幸記憶深刻，對人類的痛苦則引不起深刻的同情。
好抱怨不好行動，台下勇士台上懦夫。
對個人的安危進退過於在乎，缺乏為共同事業所必需的犧牲精神，結果付出的代價更大。
思想固執，小事精明大事糊塗；對他人求全責備，對自己遍設台階，很少在口頭上肯定他人的能力。
行為懶散，作風疲沓，缺乏進取精神；自以為掌握知識就可坐享其成，絲毫意識不到知識與貢獻是絕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報酬只能以貢獻來衡量。」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知識份子的處境跌入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毛澤東老人家對知識份子的反感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一連串的群眾運動把知識份子殘存的一點尊嚴毀滅殆盡。
知識份子被冠上「臭老九」的頭銜，成為社會最卑賤的階層。
儘管知識份子身上有這樣或那樣的弱點，但知識份子畢竟是今天的中國最為先進的階級，是中國現代化必須依靠的力量。仇視或否定知識份子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最大悲劇，一個成熟理性的民族應該重視知識份子，寬容知識份子的弱點，為知識份子營造一個利於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政治環境，使他們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潛能和優勢，為國家的現代化和民族進步服務。除此之外，知識份子也應該痛心革面地矯正自身的品格缺陷，使自己真個成為值得整個社會尊敬愛戴的群體。知識份子社會地位的提高，不應祈求某個集團或領袖的開明和恩賜，而應憑藉自身的實力優勢－－能力和品格。要做到這點，知識份子首先得從提高自身入手，向社會討公道則是第二位的。如果知識份子不能從能力和品格上大幅度地提升自己，迫害知識份子的悲劇一定會再度在中華大地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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