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中國典籍大劫難

1932年1月28日，侵華日軍在上海閘北尋釁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日軍不得逞，遂於次日出動20多架飛機狂轟濫炸閘北一帶，商務印書館多處中彈後著火，印刷機械全部燒燬，紙灰飛達數十里之外。2月1日，被譽為當時「中國最大之私人圖書館」(《申報》1926年5月1日)－－東方圖書館也「悉數被焚，殊為痛惜」(《北平晨報》1932年3月17日)。

東方圖書館前身，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附設的圖書資料室－－涵芬樓，1924年春擴建為「東方圖書館」。經張元濟、王雲五等人的苦心經營，至1931年底，該館館藏中文書268000餘冊，外文書8萬餘冊，圖片5000餘張，中國古畫10餘軸。館藏善本皆為稀世之寶，如：舊四部(經、史、子、集)各種版本(宋、元、明、清、抄本、批校本、稿本、雜本)總計2745種、35083冊;全國22省地方志2641種、25682冊 其中元本2種、明本139種。當時全國地方志應有2081種,東方圖書館藏有1753種,佔總數的84%。「故其庋藏,良槧甚多,海內除國立北平圖書館及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以外, 殆無與為匹焉。」(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初稿序》，載《地學雜誌》1932年第1期)另「有十五世紀前，所印之西洋古籍圖照五千餘種，內有羅馬教皇凡的康所藏明末唐王、太后、太子及司禮太監皈依天主教皇之影片」(《申報》1934年2月6日)。「又，荷蘭出版之《通報》、英國亞洲文會出版之《學報》、德國出版已達百年之《理比希化學雜誌》，公元1832年香港出版之《中國匯報》以及《愛丁堡評論》等，殆為遠東孤本。國內雜誌，則有《外交報》、《新民叢報》、《國聞週報》全份。」(陳萬鼐：《中日戰爭圖書劫》，載《故宮文物月刊》5卷4期，1987年7月)。

以上「亞東唯一之文化寶藏」，「全部被毀於日軍炮火之下，其損失非金錢所能計，實為世界文化史上莫大浩劫」(《申報》1934年2月6日)。

這場浩劫，除了東方圖書館及同濟大學、中國公學、復旦大學、上海法學院、持志學院等處所藏典籍各有不同程度的損失外，藏之於私宅的典籍也在劫難逃。如當時在商務印書館供職的英文專家周越然、時任教育部華僑教育設計委員會委員的劉士木，「或搜自外國，或得之南洋」的「海內孤籍或宋槧善本」，「盡付祖龍一炬」(《申報》1932年6月6日)。

當時寓居在江灣水電路的易培基，更是慘遭劫難。易氏本湘省大儒，書香世家，入民國後歷任教育部部長、農礦部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等。易氏平生極愛古籍、金石、書畫，幾十年間，蒐羅極為豐富，並在江灣建有別墅及藏書樓。「一．二八」事變爆發，易氏倉促間僅攜帶少量書籍外逃。3月1日午後，日軍佔踞江灣後，「即有日兵率便衣隊數十人侵入該宅放火，並焚易宅弄堂房屋十棟，總計居宅及藏書等項，損失約值十餘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