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的生死觀牽動美國人的神經

美國最高法院最關鍵的功能是憲法解釋，最高法院的一個判例，往往就是定下一條大原則。所以，大法官對死刑的看法、對涉及墮胎問題的看法，這些是美國人眼中的重大問題。

這些問題，其實本身是至今為止的文明社會還沒有找到結論的問題。

隨著社會發展，死刑的必要性成為一個重大爭執。一些歐洲國家就廢除了死刑。在美國，也是幾經波折。1972年，最高法院在裁決「弗曼訴喬治亞州」一案中廢除死刑，主要依據是死刑違背了《憲法》第八條修正案規定的：在對待被告時，「不得要求過重的保釋金，不得課以過重的罰款，不得施以殘酷的、逾常的刑罰」。

此後，最高法院進行了一系列有關死刑的裁決。對不同的罪犯權衡考量之後，作出了不同的裁決。例如在1977年，最高法院以7票對2票裁決，因強姦罪而判處死刑為違憲。1986年，最高法院以5票對4票裁決將精神異常的犯人處決為違憲。1989年，最高法院以5票對4票裁決，死刑對弱智者並不例外。同年，最高法院以5票對4票裁決，將16歲和17歲青少年處以死刑並不違憲。

死刑犯一般都有人命在身，對這樣罪犯的死刑懲罰，究竟是適當、還是「殘酷的、逾常的刑罰」，不僅要根據具體的情況、還必須依據每個大法官自己對法理的理解，來得出結論。由於爭論雙方都有自己充足的理由。所以，不少裁決，都是以5票對4票裁定的，可見裁決的困難。

同樣，對於墮胎也是如此，1973年1月22日，美國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第一次使得墮胎在美國合法化。爭執雙方各有理由，「嬰兒生的權利」和 「婦女決定自己身體的權利」相對峙。2003年，國會通過、總統簽署了「禁止晚期墮胎法案」。墮胎問題料想也將根據不同情況，化成不同的案件，挑戰最高法院的智慧。

這些生與死的問題，既有理念的對抗，也牽涉千家萬戶的實際問題。那麼，是不是應該像選總統、選議員那樣，根據理念的傾向來選大法官呢？

國會議員理所當然在按照自己代表的那一部分的理念在推動立法，大法官卻不可以按照個人理念來推動裁決。大法官必須是超然於自己的立場的。所以，羅伯特法官要向國會證明的，就是他作為法官，沒有自己要推動的政治綱領，他一定會根據具體的案子、權衡涉案雙方的論據，來作裁決。他必須證明他是法律的僕人。

那麼，個人總是有自己的理念和政治傾向的，怎麼保證公正？羅伯特法官在國會聽證會上說，在棒球場上，他既不是投球手，也不是擊球手，他是一名裁判。作為個人，他可以對某一個隊有好感，作為裁判，他必須把個人好惡放在一邊，根據規則來判。

怎麼保證球場裁判是公正的呢？那就是裁決的公開化。法官也是一樣。自從提名以來，羅伯特法官25年來寫的上千萬字的各種工作備忘錄，都受到仔細查看，要判斷的，不是他的個人理念是否正確，而是他作為法官，是否有公正性。這樣，他個人的生死觀，在未來美國最高法院的有關裁決中，才能最大限度地排除在外。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