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用林:我的故事
感謝百鳴文化沙龍特地為我提供這個機會,幫助我與華人社區進行溝通。我出來以後,由於各種原因,特別是安全方面的原因,沒有特別的機會與華人社區的人進行溝通。其中也有一些誤解,我今天來主要是跟大家談談我的想法,談談我的故事,讓大家能夠清楚的瞭解我這個人,不管能不能理解吧,自己去判斷。我出走以後,很多華人認為我的出走對華人生活造成一些影響,當然也看到澳洲人的生活,由於我的出走,也都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主流社會議論紛紛,對政府處理我這個事件造成的疏忽進行了批評,批評不光是從華人社區來的,也有從主流社會來的,澳洲整個社會對我的事都非常關注。
有很多人問,你離開總領館是出於什麼目的?特別是好多人不能理解,認為你是不是純粹要達到什麼個人的目的才出來的?有很多媒體報導說,我仇恨共產黨,在我父親被迫害死的時候就開始了,為什麼到現在才出來?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對共產黨的這種感情從開始到爆發經過了一個比較長的過程。打個比方,種子要發芽,然後慢慢從一棵小樹長成大樹,到最後爆發是有一個過程的。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出生在一個很普通的家庭,所以走到今天,我能做出這樣一個決定,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我也不是頭腦一發熱,也不去想出走後的後果,一個「想要留在澳洲,於是就走了」這麼簡單。我知道,外交部中外使領館出走的人並不少,但是他們很多是出走到美國,因為美國對出走的人比較能夠接受,沒有像我這次這樣這麼艱難。
年幼喪父,艱難求學路
我想這次還是從我自小的經歷開始談起。剛才說了,我來自於一個普通人家,母親是一個民辦教師,父親原來是清華大學的一個學生。1971年我父親回家休假的時候,幫村民寫了一封很簡單的訴狀。僅僅是因為他練了一手好毛筆字,他也沒有反黨什麼的,訴狀的內容都是別人擬好的。可是他寫了這麼一個訴狀以後,半路上就被村政府的一個當權派綁架了,綁架之後關在樓梯下一個很狹小的地方,毆打他,不給飯吃,兩星期後就把他給打死了。
父親的死對我們家影響很大,家庭失去了支柱和依靠。那時我只有3歲,家裡兄弟姐妹3個人,母親把我們三個一手撫養大,生活的艱苦可想而知。當時在農村,寡婦不能改嫁的思想還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父親去世後母親過得非常艱難,就連我的爺爺奶奶對我母親也是一種敵視打擊的態度,因為要關照親叔叔。但是母親很堅強,她一直鼓勵我要認真學習,爭取能夠讓家裡有個出頭的日子,生活哪一天能夠得到改善。我才12歲的時候,爺爺奶奶就說,讓他去種地,到生產隊裡能拿幾個工分,家裡生活就能夠改善一些,起碼有一份口糧了。但是我母親說,這孩子學習還不錯,家裡生活再苦,也要讓他學下去。
我從小學習就很拚命,中學的時候我在學校裡成績基本上都是第一名。 85年通過高考我考入了外交學院,這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當時我就覺得自己能夠有一個鐵飯碗了,起碼生活不用擔心了。回想起來,如果不是母親的堅持,寧可家裡多麼艱難也要讓我繼續學習,我早就當了農民了,現在就不一定能跟大家見上面了。
在外交學院期間,我接觸到了很多新的思想和哲學,特別是接觸了一些西方的哲學思想,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盧梭……,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思考,父親在文革中被折磨死,這件事的根源在哪裡?
經歷六四,見證真實歷史
89 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我正是美國廣播公司NBC實習。雖然沒有全程參與六四民主運動,但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天安門,去參加遊行,去支持這次民主運動, 6月3日晚上,我也在天安門廣場。我親眼目睹了六四流血事件。當時我有一個同學被槍擊中,子彈正好打在肺部附近,醫生確認是一種開花彈打的,傷得很重,好在最後被搶救過來了,九死一生。所以我基本上是瞭解了整個民主運動的情況。
當時我只是作為一個普通學生去感受這次民主運動,見證了真實的歷史情況。後來中國政府把六四天安門暴亂改成政治風波,我很明白它是被迫改的。民意、民主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它要想欺騙人民,硬說六四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它都不好交代。
89 年我正好是本科畢業,當時,學校要求所有的人必須寫「悔過書」,只有寫了「悔過書」學校才發給畢業證。後來連續幾年,政府對大學生分配工作都是具有傾向性的,好多人被發配到偏遠的地區,發配到地方城鎮,包括一些小學和一些鄉鎮企業,因為那個時候大學生是國家包分配的,畢業生基本上沒有太大的選擇。母親希望我在北京工作,所以我選擇在外交學院繼續學習國際關係,這樣又過了2年,就有資格進外交部了。
當時人們都覺得外交官是一個讓人很羨慕的職業,我到了外交部後,94年到98年期間我任職中國駐斐濟大使館。2001年再次外派到了悉尼,直到今年5月分離開悉尼總領館。
體制內的精神奴隸
六四以後,我對共產黨進行了個人思考,覺得在這個體制內活得很累,覺得自己特別在精神上沒有自由。在美國NBC實習期間,我覺得那些記者真的很有奉獻精神,他們心甘情願地去工作,在精神上他們是自由的,包括他們的工作,而我在外交部干的工作並不自由。
六四以後,中央出臺了一系列的洗腦運動,鄧小平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教育了好長一段時間,接下來是江澤民的三講和三個代表,到現在胡錦濤提出的黨員先進性教育,原先叫保先,後來覺得不好聽,認為只有腐敗了才保先,所以就改為先進性教育。當時在黨校有人問時任總理朱鎔基,三講到底是什麼意思,朱鎔基回答說,就是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達到這個目的學習就成功了,就是有成果。他是一語道破了這個所謂學習的洗腦本質:就是個人崇拜,就是共產黨保持這種專制統治,對人民思想控制,對黨員控制,發展黨員,然後再控制人民。因為黨員被認為是先鋒隊嗎,對社會能表現的都會被吸收到黨的內部來,成為其中一員,並用黨的紀律來約束,並達到控制的目的。
中共對宗教的控制,也是系統性的。建立這個愛國教會,共產黨認為宗教是社會發展的負面力量,所以要限制,推廣無神論,現在在中國只有8%的人才有宗教信仰,約有1億人信仰宗教。這個數字還是周恩來說的,周恩來當時說,中國的5大宗教及家庭的信仰合起來大約有1億人,到現在為止中共用的數字還是1億人。
在外交部工作的14年中,我作為中共體制內部的人,知道了中共體制的整個運作,見證了裡面的腐敗和中共是怎樣控制思想,控制人,控制宗教團體的,這是系統性的控制,用的是「共產主義精神」。特別是49年以來,大家看到的一系列的運動,沒有一個不是針對無辜的人,保守估計有3千5百萬人的生命被剝奪,大體的估計說可能達到8千萬。3千5百和8千萬在本質上沒有多大的區別。
法輪功學員的真與善
促使我離開中共的主要原因,還是我在悉尼工作4年的經歷。其中最主要的,是我同情法輪功。我到悉尼之前,對法輪功瞭解不多,只知道國內說是邪教,播放了很多自殺的例子。那些在國內的人都相信,因為在國內反覆的播放和輿論導向,你不信也得信,但是有好多例子是經不起推敲的。
我之所以接觸法輪功是因為我的工作主要負責「五獨」。「五獨」指的是台獨、藏獨、疆獨、民運和法輪功。這些都被認為對中共體制是有危害的。4年來,我主要接觸瞭解法輪功比較多。我很認真的研究了他的體系和李洪志的講話和理論。特別是通過和法輪功那些學員的接觸,感覺最深的是法輪功學員有2條,一個就是真誠;第二是善良。
你如果問一個法輪功學員 「你是法輪功學員麼?」,他肯定會回答「我是」。如果是他不回答,你再問他兩遍,他如果還是不回答,那他也是法輪功學員,因為法輪功不講謊話,這一點給我影像特別深刻。就是利用這一點,我們在領館覺得對法輪功控制和列名單,是很好辦的,因為來申請簽證的人,你只要去問,一分鐘之內就可以確認他是不是法輪功。如果是,那就列入名單。當時領館的政策是,有法輪功學員來延期護照,我們就把護照充公沒收,因為護照是國家財產,給他們製造困難。其實他們要延期護照很簡單,寫個悔過書就行了,要是普通的人也就寫了,為了護照能延期,我就說一句「法輪功是X教」,延了期再說,對不對?我敬佩法輪功的,就在這個地方,他們死活就不寫,不說一句「法輪功是X教」,他們覺得這一句話違背了他們的良心, 違背了他們講真話的原則。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法輪功被中共列為不穩定因素,特別是在敏感時期,如開人代會,黨內會,十一假日等時是絕對禁止法輪功嫌疑人員進入中國的。
在悉尼總領館工作期間,中央610辦公室的兩個副主任,一個叫王小強(音譯),另一個叫袁影(音譯),都曾帶隊來視察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的使館工作情況。 2003年底,袁影跟我們講法輪功在國內的情況,說在國內有6萬法輪功,其中一半在勞改場和監獄裡面,還有一半是被控制起來了。前一個610辦公室的王小強是在2002年來的,他那時說國內的情況還是很糟,還是不斷的有法輪功學員到天安門廣場去靜坐,每天有幾百人,當然也早就有警察在那兒等著了。他說覺得這個法輪功很奇怪,有的時候把他們請上車,他們也就上了,法輪功學員是很和平。但是由於經常去,就是覺得很丟臉,因為天安門是一個很敏感的地方。
在悉尼總領館期間,由於我對法輪功抱有同情心態,所以在執行政策方面就比較放鬆。中央對法輪功的政策是十六個字「針鋒相對,主動出擊,爭取支持,贏得同情」。「針鋒相對」是指法輪功每搞一個活動,我們必須有一個對策,任何活動包括法輪功在大街上發材料,我們也要有一個對策,他們在我們門口示威,要有一個對策。我們曾經計畫過要發動華人華僑進行對抗示威,後來覺得對抗也不太好,法輪功是在領館門口示威,那麼對抗到底是示威給誰看,這些都計畫過做過,都已經籌備了。
還有,法輪功經常到市議會和一些城鎮市去參加活動,申請攤位,我認為主要是擴大他的影響和向更多的人講述法輪功受迫害的事實。剛開始法輪功也沒有反政府的言論,2002年前情況基本是這樣的。那時使館反應的非常厲害,比如法輪功租了公園,我們就去找管理公園的悉尼港務局去交涉,來限製法輪功的活動。
99年到現在已經6年多了,我非常理解法輪功的活動為什麼會升級,從原來不反共到現在開始反共。人的忍耐是有限的,這麼長時間遭到迫害,這是事實。人有幾個6年?在我看來是很能理解的。2001年之前,中領館收集了大約800個法輪功學員的名單,我們稱作是黑名單。悉尼所有法輪功學員基本都在上面。如果有誰過來辦簽證或護照延期,名字在名單上的,很簡單,就把他找來談話,馬上就能確定他是不是法輪功。若是法輪功,就把他護照細節記下來,然後通報全球,也就是所有邊境檢查站,並放到大的名單上去,不讓他們入境。
這部分名單是由公安部,安全部負責的,當然他們有他們的做法。現在在中國,法輪功被當作影響社會穩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來抓。所有的部門密切配合,幾乎所有的人都希望在法輪功問題上表現突出,以獲得提升和上級的褒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儘管中央可能也不希望出現的情況,下面都出現了,失去了控制。現在就是這樣一種情況,下面欺瞞上面,無法無天。
中共的體制沒有任何法律和道德可循,特別是現在中國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人在追求富裕的過程中不擇手段,沒有任何道德約束,整個政府體制是一個腐敗的體制。我舉個例子,在我的家鄉浙江,97%以上是私營企業,幾乎沒有國營企業。政策是政府官員控制的,整個政府機構從上到下都腐敗。2001年時,就連一個小鎮上的政府官員的年收入都達到了12萬元。
擺脫中共控制,贏得良心自由
有人問我,你為什麼不早走,到任期屆滿了才走?說實話剛開始時,我也是很膽小的,沒有這麼大的勇氣,不然在64的時候我也應該衝鋒在前。我覺得作為人的本能,特別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還有出於家庭的考慮,我做不到。在中國政府裡面,很多人是像我一樣,都是得過且過,能過則過。一直到我任期快到期的時候,我突然覺得來接替的人會對我的做法會有意見,會報告上去。
我一直是很同情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的,我刪除了800多名法輪功學員的名單,這些多數是只有名字,公安部核實後才會上全球的大名單,但是對於大名單上原有的120個已經全球聯網,我是做不了什麼。最後我離開了中領館,並帶走了全部的法輪功資料。
對我來說,我作出這麼一種決定,實際上是一個很長的思索,考慮了各種因素。我披露的使館資料都是關於法輪功的和人權、民運方面的,因為我希望我的出走可以阻止中共對這些人的迫害,幫助這些政治異見人士。我自己出來也是反共的,這樣做也是對我自己的一種安慰。
我離開中領館,為的是尋求精神的解放和良心的自由,希望有一個新的生活,也希望我的行為能喚醒中共體制下更多有良心的人,擺脫中共的精神上的控制。
關於間諜,華人何必對號入座?
我今天要談的是,有一種說法,就是我披露中共有1千個間諜、特情和線人的事情,我就想就此作一些解釋。我說的這個情況就是事實,中共當然不會承認。
我從領館出來以後,中共很快就找到了我,我當時就發現了總領館內部就有一個情報人員在那,他們找到我並知道我住在哪了。他們不來找我談話,他們要看看我周圍會有什麼人和我聯繫,所以我在六四時候站出來,並說出在澳洲有1千個間諜的事情。實際上澳洲情報局也證實中共在澳洲有大量間諜。
我說到間諜,好多人就說我指的是華人社會,其實在澳洲政府官員裡面也有,中共間諜和其他國家的間諜的任務有些不一樣。中共間諜主要是監視異見人士,特別是民運。民運16年來,為什麼現在處於低潮?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間諜在裡面搗亂。另外上次我在悉尼與華人社團見面時說過,中共對華人進行精神控制,以及誤導,挑起仇恨。我說有的華人與使領館來往密切,這裡就有線人。那麼胡錦濤和布希來往是不是也是線人呢?與魔鬼打交道,主要看你自己是不是幫助魔鬼。
有的華人首領跟我說,跟使領館打交道是沒有辦法,因為害怕使領館在華人回國簽證時刁難、報復。我對他們這種恐懼心理很知道,因為中共向來就是用恐懼來控制人民控制人心,對華人社區也不例外。華人幾代人受過中共黨文化教育洗腦,包括我本人,對中共現在我還心存恐懼。儘管我不用擔心被送回去,但中共這個集權政府,只要中央政府一聲令下,下面的人什麼都會幹的出來,他會調動所有的資源對付我。所以我可以說跟中共打交道不一定是間諜,不一定是線人,不要對號入座把自己套上去, 。
華人社區裡面有很多人沒有跳進去,沒有炒做,而有的人自己炒做,把自己亮出來。有人問你是不是間諜,你自己就不能反擊一下你是不是中共的間諜?我不是!所以他指責是毫無根據的。但是有一點我要說明的是,華人社區裡的一些社團,受中共的精神控制是事實。中共特別想控制華人社區,尤其是利用華人社區這個金字塔形的結構,以影響華人社區。像現在華人社區就被中共分成親華派和親臺派兩大派。
我相信很多華人都有愛國情懷,我也一樣愛國,但我反對中共,反對中共對人民的迫害。中共對華人社區的精神控制,是華人朋友的悲哀,在中共黨文化控制下,許多人做了很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特別是中共還用經濟利益和金錢誘惑,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挑撥離間,在高呼華人團結的口號下,製造華人分裂等等這類事情,就是精神控制。
看九評,認清中共邪惡本質
我希望華人朋友和我一樣擺脫中共的精神控制。有一些人幫助中共蒐集情報,而你們為什麼不作一些反映那些異見人士的真實情況的事?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良心發現。中共體制從上到下都腐爛了,沒有救了,特別是當金錢和政治權利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不要指望中共會自己推行民主,自己放棄權利,中共的政治改革就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控制。從49年以來它就說要建立民主,可是現在有民主嗎?89年以後又說是建立有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可是有誰看到民主,甚至民主的希望?這些都是中共宣傳的把戲,是騙人的把戲!
在我出來之前,我看到了大紀元出版的九評共產黨。這是一本唯一徹底揭露中共本質的書。就像我在美國講的,中共是披著羊皮的狼,他吃人不吐骨頭,吃完了還讓你說他好。所以我建議華人朋友看看這本書。
(大紀元)(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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