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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用林:我的故事

 2005-08-21 15:18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感谢百鸣文化沙龙特地为我提供这个机会,帮助我与华人社区进行沟通。我出来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安全方面的原因,没有特别的机会与华人社区的人进行沟通。其中也有一些误解,我今天来主要是跟大家谈谈我的想法,谈谈我的故事,让大家能够清楚的了解我这个人,不管能不能理解吧,自己去判断。

我出走以后,很多华人认为我的出走对华人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当然也看到澳洲人的生活,由于我的出走,也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主流社会议论纷纷,对政府处理我这个事件造成的疏忽进行了批评,批评不光是从华人社区来的,也有从主流社会来的,澳洲整个社会对我的事都非常关注。

有很多人问,你离开总领馆是出于什么目的?特别是好多人不能理解,认为你是不是纯粹要达到什么个人的目的才出来的?有很多媒体报道说,我仇恨共产党,在我父亲被迫害死的时候就开始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出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对共产党的这种感情从开始到爆发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打个比方,种子要发芽,然后慢慢从一棵小树长成大树,到最后爆发是有一个过程的。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所以走到今天,我能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我也不是头脑一发热,也不去想出走后的后果,一个“想要留在澳洲,于是就走了”这么简单。我知道,外交部中外使领馆出走的人并不少,但是他们很多是出走到美国,因为美国对出走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没有像我这次这样这么艰难。

年幼丧父,艰难求学路

我想这次还是从我自小的经历开始谈起。刚才说了,我来自于一个普通人家,母亲是一个民办教师,父亲原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1971年我父亲回家休假的时候,帮村民写了一封很简单的诉状。仅仅是因为他练了一手好毛笔字,他也没有反党什么的,诉状的内容都是别人拟好的。可是他写了这么一个诉状以后,半路上就被村政府的一个当权派绑架了,绑架之后关在楼梯下一个很狭小的地方,殴打他,不给饭吃,两星期后就把他给打死了。

父亲的死对我们家影响很大,家庭失去了支柱和依靠。那时我只有3岁,家里兄弟姐妹3个人,母亲把我们三个一手抚养大,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当时在农村,寡妇不能改嫁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父亲去世后母亲过得非常艰难,就连我的爷爷奶奶对我母亲也是一种敌视打击的态度,因为要关照亲叔叔。但是母亲很坚强,她一直鼓励我要认真学习,争取能够让家里有个出头的日子,生活哪一天能够得到改善。我才12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说,让他去种地,到生产队里能拿几个工分,家里生活就能够改善一些,起码有一份口粮了。但是我母亲说,这孩子学习还不错,家里生活再苦,也要让他学下去。
我从小学习就很拚命,中学的时候我在学校里成绩基本上都是第一名。 85年通过高考我考入了外交学院,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能够有一个铁饭碗了,起码生活不用担心了。回想起来,如果不是母亲的坚持,宁可家里多么艰难也要让我继续学习,我早就当了农民了,现在就不一定能跟大家见上面了。

在外交学院期间,我接触到了很多新的思想和哲学,特别是接触了一些西方的哲学思想,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卢梭……,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父亲在文革中被折磨死,这件事的根源在哪里?

经历六四,见证真实历史

89 年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我正是美国广播公司NBC实习。虽然没有全程参与六四民主运动,但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天安门,去参加游行,去支持这次民主运动, 6月3日晚上,我也在天安门广场。我亲眼目睹了六四流血事件。当时我有一个同学被枪击中,子弹正好打在肺部附近,医生确认是一种开花弹打的,伤得很重,好在最后被抢救过来了,九死一生。所以我基本上是了解了整个民主运动的情况。

当时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去感受这次民主运动,见证了真实的历史情况。后来中国政府把六四天安门暴乱改成政治风波,我很明白它是被迫改的。民意、民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它要想欺骗人民,硬说六四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它都不好交代。

89 年我正好是本科毕业,当时,学校要求所有的人必须写“悔过书”,只有写了“悔过书”学校才发给毕业证。后来连续几年,政府对大学生分配工作都是具有倾向性的,好多人被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发配到地方城镇,包括一些小学和一些乡镇企业,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生是国家包分配的,毕业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选择。母亲希望我在北京工作,所以我选择在外交学院继续学习国际关系,这样又过了2年,就有资格进外交部了。

当时人们都觉得外交官是一个让人很羡慕的职业,我到了外交部后,94年到98年期间我任职中国驻斐济大使馆。2001年再次外派到了悉尼,直到今年5月分离开悉尼总领馆。

体制内的精神奴隶

六四以后,我对共产党进行了个人思考,觉得在这个体制内活得很累,觉得自己特别在精神上没有自由。在美国NBC实习期间,我觉得那些记者真的很有奉献精神,他们心甘情愿地去工作,在精神上他们是自由的,包括他们的工作,而我在外交部干的工作并不自由。

六四以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洗脑运动,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了好长一段时间,接下来是江泽民的三讲和三个代表,到现在胡锦涛提出的党员先进性教育,原先叫保先,后来觉得不好听,认为只有腐败了才保先,所以就改为先进性教育。当时在党校有人问时任总理朱镕基,三讲到底是什么意思,朱镕基回答说,就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达到这个目的学习就成功了,就是有成果。他是一语道破了这个所谓学习的洗脑本质:就是个人崇拜,就是共产党保持这种专制统治,对人民思想控制,对党员控制,发展党员,然后再控制人民。因为党员被认为是先锋队吗,对社会能表现的都会被吸收到党的内部来,成为其中一员,并用党的纪律来约束,并达到控制的目的。

中共对宗教的控制,也是系统性的。建立这个爱国教会,共产党认为宗教是社会发展的负面力量,所以要限制,推广无神论,现在在中国只有8%的人才有宗教信仰,约有1亿人信仰宗教。这个数字还是周恩来说的,周恩来当时说,中国的5大宗教及家庭的信仰合起来大约有1亿人,到现在为止中共用的数字还是1亿人。

在外交部工作的14年中,我作为中共体制内部的人,知道了中共体制的整个运作,见证了里面的腐败和中共是怎样控制思想,控制人,控制宗教团体的,这是系统性的控制,用的是“共产主义精神”。特别是49年以来,大家看到的一系列的运动,没有一个不是针对无辜的人,保守估计有3千5百万人的生命被剥夺,大体的估计说可能达到8千万。3千5百和8千万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

法轮功学员的真与善

促使我离开中共的主要原因,还是我在悉尼工作4年的经历。其中最主要的,是我同情法轮功。我到悉尼之前,对法轮功了解不多,只知道国内说是邪教,播放了很多自杀的例子。那些在国内的人都相信,因为在国内反覆的播放和舆论导向,你不信也得信,但是有好多例子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之所以接触法轮功是因为我的工作主要负责“五独”。“五独”指的是台独、藏独、疆独、民运和法轮功。这些都被认为对中共体制是有危害的。4年来,我主要接触了解法轮功比较多。我很认真的研究了他的体系和李洪志的讲话和理论。特别是通过和法轮功那些学员的接触,感觉最深的是法轮功学员有2条,一个就是真诚;第二是善良。

你如果问一个法轮功学员 “你是法轮功学员么?”,他肯定会回答“我是”。如果是他不回答,你再问他两遍,他如果还是不回答,那他也是法轮功学员,因为法轮功不讲谎话,这一点给我影像特别深刻。就是利用这一点,我们在领馆觉得对法轮功控制和列名单,是很好办的,因为来申请签证的人,你只要去问,一分钟之内就可以确认他是不是法轮功。如果是,那就列入名单。当时领馆的政策是,有法轮功学员来延期护照,我们就把护照充公没收,因为护照是国家财产,给他们制造困难。其实他们要延期护照很简单,写个悔过书就行了,要是普通的人也就写了,为了护照能延期,我就说一句“法轮功是X教”,延了期再说,对不对?我敬佩法轮功的,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死活就不写,不说一句“法轮功是X教”,他们觉得这一句话违背了他们的良心, 违背了他们讲真话的原则。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法轮功被中共列为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在敏感时期,如开人代会,党内会,十一假日等时是绝对禁止法轮功嫌疑人员进入中国的。

在悉尼总领馆工作期间,中央610办公室的两个副主任,一个叫王小强(音译),另一个叫袁影(音译),都曾带队来视察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使馆工作情况。 2003年底,袁影跟我们讲法轮功在国内的情况,说在国内有6万法轮功,其中一半在劳改场和监狱里面,还有一半是被控制起来了。前一个610办公室的王小强是在2002年来的,他那时说国内的情况还是很糟,还是不断的有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去静坐,每天有几百人,当然也早就有警察在那儿等着了。他说觉得这个法轮功很奇怪,有的时候把他们请上车,他们也就上了,法轮功学员是很和平。但是由于经常去,就是觉得很丢脸,因为天安门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

在悉尼总领馆期间,由于我对法轮功抱有同情心态,所以在执行政策方面就比较放松。中央对法轮功的政策是十六个字“针锋相对,主动出击,争取支持,赢得同情”。“针锋相对”是指法轮功每搞一个活动,我们必须有一个对策,任何活动包括法轮功在大街上发材料,我们也要有一个对策,他们在我们门口示威,要有一个对策。我们曾经计划过要发动华人华侨进行对抗示威,后来觉得对抗也不太好,法轮功是在领馆门口示威,那么对抗到底是示威给谁看,这些都计划过做过,都已经筹备了。

还有,法轮功经常到市议会和一些城镇市去参加活动,申请摊位,我认为主要是扩大他的影响和向更多的人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的事实。刚开始法轮功也没有反政府的言论,2002年前情况基本是这样的。那时使馆反应的非常厉害,比如法轮功租了公园,我们就去找管理公园的悉尼港务局去交涉,来限制法轮功的活动。

99年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我非常理解法轮功的活动为什么会升级,从原来不反共到现在开始反共。人的忍耐是有限的,这么长时间遭到迫害,这是事实。人有几个6年?在我看来是很能理解的。2001年之前,中领馆收集了大约800个法轮功学员的名单,我们称作是黑名单。悉尼所有法轮功学员基本都在上面。如果有谁过来办签证或护照延期,名字在名单上的,很简单,就把他找来谈话,马上就能确定他是不是法轮功。若是法轮功,就把他护照细节记下来,然后通报全球,也就是所有边境检查站,并放到大的名单上去,不让他们入境。

这部分名单是由公安部,安全部负责的,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做法。现在在中国,法轮功被当作影响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抓。所有的部门密切配合,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在法轮功问题上表现突出,以获得提升和上级的褒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央可能也不希望出现的情况,下面都出现了,失去了控制。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下面欺瞒上面,无法无天。

中共的体制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可循,特别是现在中国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人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不择手段,没有任何道德约束,整个政府体制是一个腐败的体制。我举个例子,在我的家乡浙江,97%以上是私营企业,几乎没有国营企业。政策是政府官员控制的,整个政府机构从上到下都腐败。2001年时,就连一个小镇上的政府官员的年收入都达到了12万元。

摆脱中共控制,赢得良心自由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早走,到任期届满了才走?说实话刚开始时,我也是很胆小的,没有这么大的勇气,不然在64的时候我也应该冲锋在前。我觉得作为人的本能,特别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还有出于家庭的考虑,我做不到。在中国政府里面,很多人是像我一样,都是得过且过,能过则过。一直到我任期快到期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来接替的人会对我的做法会有意见,会报告上去。

我一直是很同情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我删除了80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名单,这些多数是只有名字,公安部核实后才会上全球的大名单,但是对于大名单上原有的120个已经全球联网,我是做不了什么。最后我离开了中领馆,并带走了全部的法轮功资料。

对我来说,我作出这么一种决定,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思索,考虑了各种因素。我披露的使馆资料都是关于法轮功的和人权、民运方面的,因为我希望我的出走可以阻止中共对这些人的迫害,帮助这些政治异见人士。我自己出来也是反共的,这样做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安慰。
我离开中领馆,为的是寻求精神的解放和良心的自由,希望有一个新的生活,也希望我的行为能唤醒中共体制下更多有良心的人,摆脱中共的精神上的控制。

关于间谍,华人何必对号入座?

我今天要谈的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披露中共有1千个间谍、特情和线人的事情,我就想就此作一些解释。我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事实,中共当然不会承认。

我从领馆出来以后,中共很快就找到了我,我当时就发现了总领馆内部就有一个情报人员在那,他们找到我并知道我住在哪了。他们不来找我谈话,他们要看看我周围会有什么人和我联系,所以我在六四时候站出来,并说出在澳洲有1千个间谍的事情。实际上澳洲情报局也证实中共在澳洲有大量间谍。

我说到间谍,好多人就说我指的是华人社会,其实在澳洲政府官员里面也有,中共间谍和其他国家的间谍的任务有些不一样。中共间谍主要是监视异见人士,特别是民运。民运16年来,为什么现在处于低潮?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间谍在里面捣乱。另外上次我在悉尼与华人社团见面时说过,中共对华人进行精神控制,以及误导,挑起仇恨。我说有的华人与使领馆来往密切,这里就有线人。那么胡锦涛和布什来往是不是也是线人呢?与魔鬼打交道,主要看你自己是不是帮助魔鬼。

有的华人首领跟我说,跟使领馆打交道是没有办法,因为害怕使领馆在华人回国签证时刁难、报复。我对他们这种恐惧心理很知道,因为中共向来就是用恐惧来控制人民控制人心,对华人社区也不例外。华人几代人受过中共党文化教育洗脑,包括我本人,对中共现在我还心存恐惧。尽管我不用担心被送回去,但中共这个集权政府,只要中央政府一声令下,下面的人什么都会干的出来,他会调动所有的资源对付我。所以我可以说跟中共打交道不一定是间谍,不一定是线人,不要对号入座把自己套上去, 。

华人社区里面有很多人没有跳进去,没有炒做,而有的人自己炒做,把自己亮出来。有人问你是不是间谍,你自己就不能反击一下你是不是中共的间谍?我不是!所以他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明的是,华人社区里的一些社团,受中共的精神控制是事实。中共特别想控制华人社区,尤其是利用华人社区这个金字塔形的结构,以影响华人社区。像现在华人社区就被中共分成亲华派和亲台派两大派。

我相信很多华人都有爱国情怀,我也一样爱国,但我反对中共,反对中共对人民的迫害。中共对华人社区的精神控制,是华人朋友的悲哀,在中共党文化控制下,许多人做了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特别是中共还用经济利益和金钱诱惑,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挑拨离间,在高呼华人团结的口号下,制造华人分裂等等这类事情,就是精神控制。

看九评,认清中共邪恶本质

我希望华人朋友和我一样摆脱中共的精神控制。有一些人帮助中共搜集情报,而你们为什么不作一些反映那些异见人士的真实情况的事?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良心发现。中共体制从上到下都腐烂了,没有救了,特别是当金钱和政治权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指望中共会自己推行民主,自己放弃权利,中共的政治改革就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控制。从49年以来它就说要建立民主,可是现在有民主吗?89年以后又说是建立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可是有谁看到民主,甚至民主的希望?这些都是中共宣传的把戏,是骗人的把戏!

在我出来之前,我看到了大纪元出版的九评共产党。这是一本唯一彻底揭露中共本质的书。就像我在美国讲的,中共是披着羊皮的狼,他吃人不吐骨头,吃完了还让你说他好。所以我建议华人朋友看看这本书。

(大纪元)(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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