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需要更多的反省來自於北京這星期趙紫陽的死亡，趙比任何其它領導對現代中國都有更大的貢獻，以及中國當權者對趙的死亡所做出的害怕反應。
趙紫陽在80年代開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取得的成績，已經使得中國 － 這一世界製造業的中心成為更好的地方。然而他的同志卻讓趙在禁閉的條件下生活和死亡。
北京當局的恐懼是對中國共產黨前總理趙紫陽的最大頌詞。趙紫陽死後，他們立即採取嚴厲措施限制新聞，和限制有關趙的死亡和喪事安排的評論，這些說明趙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所做的事情仍然具有重大影響。
在天安門廣場當趙紫陽請求和平和民主的示威者回家時，他啜泣、道歉和表示哀痛。趙知道但沒說他在政治局已丟失了地位，政治局正在準備調動軍隊進入北京街道執行槍殺的命令，用以禁止民眾繼續公開示威抗議。
人們感覺到，這不可原諒的罪行來自鄧小平，他是國家的最高領導和美國總統的重要朋友。
89 年那時歐洲激烈地批評中共和以武器禁運來制裁北京的惡劣行徑。而美國老布希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斯高科擾特（Brent Scowcroft）, 大屠殺之後秘密到北京幾個星期，向中國當局保證不會中斷關係。對於老布希和斯高科擾特，鄧是中國的英雄，而不是趙。他們採用諂媚秘密外交幫助排斥趙，採用權力平衡策略和讚美鄧，讓人權居次要地位。這也是克林頓政府遵循的模式。
今天歐盟被商業誘惑反過來引申鄧是正確的，德國大臣斯高如得（Gerhard Schroeder）和其他人眼盯著與中國簽合同賺錢，北京暗示這些合同將作為抵押直到歐洲取消武器禁運。 (美國維持一不同的禁令，像歐洲禁令一樣，將導致失去商業機會。)
西方世界不應該以放棄中國人權的代價達成協議。那會背叛趙的人文主義的遺贈。趙的人文主義生動地活躍在中國，中共政治局緊張的沉默足以證明這一點。
(大紀元記者馮靜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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