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後,中國傳統秩序崩潰,左傾文化異軍突起,其價值、觀念、理想來於西方,但中國卻沒有與之相平衡的另一向──西方的保守傳統,於是其便成為新文化的單向價值,推向極端,「統領了中國文壇」(韋君宜語)。西方文化中,左傾的功能是挑戰保守,而其不直接承負現實之責任;承負現實的在保守的那一邊。中國不是沒有保守力量,只是作為中國傳統對青年失效,不具有和左傾文化平衡的意義。左傾文化在中國的單向發展,給中國精神帶來了很不好的一面,其一味批判,卻無肯定;把理想推向極端,卻不講現實可能和責任;提出絕對的道義要求,卻不顧社會和人性的侷限。於是人和社會的現實存在被否定,價值懸浮,日常秩序顛覆。而具體到中國青年,則使他們背離現實,喪失真實感,空洞無實,投向盲目和虛幻。當「延安」提供了虛妄之地,他們便奔向那裡。他們以天真浪漫的想像投身殘酷的政治和革命。對於這些青年,左傾思想負有責任。比如韋君宜最開始由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到參加共產黨,這有左傾的影響。韋君宜講他丈夫參加革命也是讀了左傾文學。魯迅講娜拉出走後,要有經濟的獨立,否則或是墮落或回家,但還有一條道路他沒有想到,那就是投奔革命。「莎菲」女士最後去了延安,不是由於經濟,而是需要力量的依靠,需要集體的安全和溫暖。左傾文化的發生有其合理性,其產生了許多傑出的作品,包括像魯迅這樣的作家,但是沒有另一翼保守傳統的牽制和平衡,其就氾濫為空洞的口號,愈演愈烈,最終成為毀滅人
性和社會的力量。這一傳統延續到文革紅衛兵。不能認為它們之間沒有關係。
傳統的重要意義是積蓄傳遞經驗,使人存在於安全的「知」中。人之不同於動物,即在他的存在不能依靠本能,而依靠積蓄的經驗,這些經驗經過選擇,抽象為符號,成為存在記憶,作為「知」代代積攢傳遞。此是傳統的偉大意義。傳統的另一意義是保持規則和穩定的人文價值,以保證文明的秩序。如果傳統崩潰,文明即瓦解,人將喪失存在記憶,集體陷於恐慌和盲目。近代中國傳統倒塌,知識份子沒有了依靠,喪失內在肯定,因此他們比普通民眾有更多的精神危機。他們更焦灼茫然,也更激烈,左傾文化的濫觴即是之體現。人脆弱微小,沒有誰可以依靠自己建立精神居所。人或永遠恐慌焦灼,或者找到寄託。魯迅不為不老道深刻,他由狂人,到「野草」──孤魂野火,到希望寄託於延安。這是一個批判者精神的悲劇道路。不在他是否真能接受延安,而在他需要一個指望。而胡適在《新青年》後,走向整理國故,實際他是重新選擇了傳統,力圖為崩潰的傳統重新建立秩序,給予再解釋。他把自己放於傳統的肯定經驗中。文明中,人的存在不在你否定什麼,而在你肯定什麼,什麼是你的依靠,什麼是你依存的「是。走出「是」或「是」被顛覆,人既喪失存在的肯定和依靠,而孤零立於茫然荒野。危險的是生命的孤零焦灼,會使人投向盲目和破壞。共產黨實際就是這些「野火」的集體盲目聚積,因為其提供了絕對理想。
是由於精神危機,共產主義才成了許多知識份子的希望和寄託──特別是青年,他們以此填補傳統喪失後的精神空缺。樂黛雲在「啊!延安……」中記敘程賢策:「迎著猛烈的海風,足下是咆哮的海水,天上卻掛著一輪皎潔的明月。他用雄渾的男低音教我唱許多『違禁』的解放區歌曲,特別是他迎著波濤,低聲為我演唱的一曲『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熱血在你胸中奔騰…』,更是使我感到又神秘,又聖潔,真是無限嚮往,心醉神迷。他和我談人生,談理想,談為革命獻身的崇高的夢。」韋君宜記敘:「我是抱著滿腔幸福的感覺,抱著遊子還家的感覺投奔延安的。……黨將愛撫我,撫平我的創傷,給我安慰和溫暖,鼓舞我拿起投槍
來繼續戰鬥。」(《思痛錄》)丁玲從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一天,她剪短了頭髮,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軍衣,以土坑為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個不停,練習著騎馬的技術要領。頭髮是女人的驕傲。剪短頭髮是一種心理的象徵,她渴望著從此後永遠告別那齷齪魍魎的世界,進入到一個新天地,獲得一種新人生。(朱鴻召「丁玲到延安後的思想波瀾」)對許多知識份子,共產黨喚起的正是這種宗教情感。他們是為了尋找精神的寄託信仰而投向共產黨。韋君宜說:「在決心入黨之後,我把讀書所玫囊磺卸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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