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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黑暗——讀廖亦武的《證詞》(上)

2006-01-25 05:31 作者:一平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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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叔叔。」我笑道。
「叫你狗屎,」為首的女孩罵道,「壞麻雀。」
「投降!」我急忙高舉雙手。可彈藥卻紛飛而來,在監獄里長大的孩子是不信邪的。「你犯了什麼罪?」為首的女孩叉腰審問道:「殺人?搶劫?強姦?販毒?」
「反革命。」我老實回答。
「就是國民黨。」女孩定性道,「槍斃你,服不服?」
「不服。」
「那就燒死。」女孩們樂壞了。為首的女孩突然用枝條叉起一團焦黑的寳物,遙遙發問道:「壞麻雀,你猜這是啥?」
「我近視,認不清。」
「就是你!」
女孩們又樂得手舞腳蹈,爭搶著把死雀當作足球踢。「我倒寧願變成一個雀球,被孩子們踢著玩。」 我不無傷感地想。

這是《證詞》近結尾,作者和孩子們的一段「遊戲」。讀到這裡,我脊背通寒。是的,「監獄里長大的孩子不信邪」,敵意、殘酷對他們像颳風下雨一樣自然,是快樂的一部分。《證詞》充實容下所經的混濁和黑暗,但這裡作者的心柔軟清亮,經歷至此,自身已不重要,但他為孩子們悲哀。這是中國的孩子,他們由我們這裡得到了什麼?學會了什麼?什麼是中國的明天?此刻作者面對的不是殘暴的權力和罪犯,而是天真的孩子們。但是她們已經是這部生活的一部分,由這裡接受,由這裡傳遞。有比此更無奈的嗎?話到此,也就到了盡頭。

我想到那個房頂上18歲的持槍戰士,他把下面的牢房當作痰盂和煙灰缸,想到4歲的「妙妙」對他父親的那一口唾沫。好,這些都算是個別吧,可那一場紅衛兵運動呢?首先,我們給予了孩子們什麼樣的生活?再,我們教給了他們什麼?近百年前,那位作家呼喊「救救孩子!」今天,我們是不是也要呼喊:「救救孩子!」我們這一輩是毀了,喝狼奶長大的人是狼。但是孩子們呢?難道,他們也是要在「狗屎」、「槍斃」、「燒死你」中長大嗎?

魯迅呼籲「救救孩子」,是說舊道德吞噬人,人要衝出鐵屋。他有道理。可是那些被喚醒的孩子們,我是說那些最激昂最理想的青年,他們如何呢?「革命」、「新中國」、「躍進」,他們大有作為;而這些孩子的孩子就是我們:「文革」和「紅衛兵」;再,我們的孩子就是那個戰士和這群燒麻雀的孩子們了。「仁義道德」是廢棄了,但人們被什麼所支配呢?「鬥爭哲學」,表層是至高理想,具體內涵則是:集體仇恨和暴力。這是「新中國」的思想和教育。當然,90年代中國有了進步,「主義」換成了「唯利是圖」,孩子們再不會從「領袖」那裡去學習「理想」了,但他們會在街頭學習,那就是電影《任逍遙》。就某種角度,那部電影比《證詞》冷酷,因為《證詞》中還有「我」的抗爭,還有「牆」的內外,有索爾任尼琴;但是《任逍遙》中孩子們則冷酷得徹底,在那座掏空了的煤城,他們的生存規則和監獄並沒有什麼區別。媒體報導,四川萬州街頭發生一件小事,而引發全城暴亂。廣東莞縣一個湖南15歲的孩子偷了輛自行車,被村民活活打死,引發雙方械鬥,可以想像嗎?仇恨和暴力以另外的形式積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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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詞》是一部記述殘酷黑暗的書,作者經歷這些,記敘這些,為之作證,他沉於其中,但終要抗議。人不能兇惡、殘酷、齷齪至此。近兩個世紀來,中國的苦難不幸,及其自身的野蠻殘酷都已走到了盡頭。對之我們說什麼呢?「道義、仁慈、誠實、清潔、愛和尊嚴」,面對無數不幸,這些詞語已難以啟口。可是要繼續下去嗎?讓孩子們永久沉溺其中? 我們的民族已經習慣了仇恨和殘酷了,開口另一批言語已經困難。

《證詞》的最後,作者提出了清潔和尊嚴,於是在地獄之上有了光亮。「感謝上蒼讓我一再經歷劫後餘生。…它在冥空中還有一位讀者,我的姐姐飛飛。她有時就在我的血管裡,在我的喃喃自語中。我必須時時自省,保持心靈的清潔和平靜,姐姐漂泊了近十年的亡魂才會在此落腳。她喜歡有尊嚴的男子,而寫作能使人不斷地收穫尊嚴。」這裡他提到了「上蒼」、「冥空」、「亡魂」,對姐姐的「愛」;「清潔」和「尊嚴」建立於此之上。這是穿透黑暗、殘酷和苦難的聲音。那些光亮、珍貴、可愛的東西並不只是生命外部的召喚,它們的根在生命的內部,是生命內部深處的渴求需要、不可抑止的翹望和等待。因此它們是生命的本質之一,是文明之所以建立的原因。此生命真理似乎顯而易見,但需要經歷種種不幸困境,穿越表象,在生命的極處才能觸到。它們在黑暗的最下一層。這也就是蒙難的意義,穿越地獄方見星光。

我感動作者磨難之生,在黑暗之底透出光亮。人很容易在黑暗中變得更黑暗更殘酷。磨難,而不被苦難所吞噬,而得到光,這是不幸於文明的意義。我們自幼所讀的那些民間故事,反覆講述此同一簡單的真理。偉大的《神曲》就是這一小小的故事。即使基督受難,也是為了在高處顯示他的照耀。文明中所有類似的故事,在真實中實際都非常殘酷。文明之建立是被迫的,因為人太殘酷太不幸。

儘管我對作者敬意,但我需要指出,就《證詞》的大部分,作者是沉溺於黑暗之中的,到最後方閃現微弱的光亮,幾乎淵下的些許陰風便能將其吹滅。這與其說是作者的有限;不如說中國太黑暗,當代幾乎沒有人不為其所吞沒--或毀滅或同一,無論是詩人、學者、貧民百姓,還是孩子。廖亦武甚強悍,否則難能堅持下來,他是憑體質血性做到盡頭。「寫作不何為。渺小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個東西。」王怡撰文說其是「肉體寫作」,是讚譽,其實讓人痛心。這讓我們想到監獄雨水中那個裸身狂奔的男人和他的嚎叫。但能怎樣?面對這部殘酷的生活,作者最終沒能明確說出:不!沒能發出:走向「光」的聲音。他不甘,曾以死相抗,但終無奈。他見證了這部生活的黑暗殘酷,卻也默認它強大,無從改變,最終是放棄。「不投降/又如何」?「我倒寧願變成一個雀球,被孩子們踢著玩。」

鄭義在《中國冤獄錄》的序言中,提出了至關重要的命題: 「拿什麼去贖買凶手們殘暴的靈魂和楊繼年們仇恨的靈魂?」誰來給楊繼年「那一對慈悲的銀燭臺」? 他引述了中國種種難以想像的殘酷之後,說:「唯有愛」。感謝他在如此的殘酷和苦難之後,對這個民族最終說出了這個詞:「愛」。「我確信,奧斯維辛的罹難者,在他們自知必死而神智尚清之際的最後願望,是祈求他們倖免於難的後代擁有一種愛的生活,即富於詩意的生活。」在經歷種種災難、倒塌、殘酷之後,中國民族面臨文明最基本的命題:走向對生的肯定,「仁」、「慈」、「愛」。我的困惑是,如果背後沒有傳統的力量,天地間沒有絕對的一點, 「仁」、「慈」、「愛」將怎樣發生呢?善必須進入信仰與信念,才能確立並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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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個世紀來,中國的苦難不幸,以及其自身的野蠻、殘酷和暴力都已走到極致,我們需要穿破最後一點,見到光,或者說我們要在災難的盡頭重返文明的源頭。

人們批判共產集權制度,但同為共產制度,中國遠比蘇聯、東歐殘酷。《證詞》作者熟悉《古拉各群島》,索爾任尼琴激勵他寫下《證詞》。但他清楚中國比《古拉各群島》黑暗,《證詞》中他對之多次提及。

中國殘酷於蘇聯、東歐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傳統文明的截斷。我們可以有千種理由批判中國傳統,但是所有的文明都奠立於一個共點:向善,對人的肯定、同情和保護。在不同的文明系統中,其分別體現為「仁」、「慈」、「愛」。任何社會、制度的建立都需要以此為基礎。無論以何原因,如果此基點被顛覆,文明之廈即倒塌,人即陷於赤裸的野蠻:恐懼、狂亂和暴力。人性彼此有親和;但亦有恐懼、敵意和侵犯。於社會群體,文明的首要原則是「仁愛」精神,確立秩序,以前者抑制後者。

比 較中國的集權制度,蘇聯、東歐相對保有他們的文化傳統。比如《靜靜的頓河》、《一個人的遭遇》、《活著,但要記住》等文學作品承繼了歐洲人道主義的傳統。 在蘇聯,普希金、托爾斯泰從來沒有停止被閱讀,不論國家權力如何,但在其社會和民眾中,俄羅斯人文精神有其承繼和傳統。《證詞》列舉的一個俄國故事,當一 個囚犯被被處罰劈木柴,他默受了,並且9個小時不停頓地劈下去,於是「懲罰者由驚愕到莫名的惶恐」。懲罰者惶恐,這來於文明傳統的存在。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精神思想多處於激烈的否定和批判中。文明中要有批判,否則即失去活力。「五四」有很好的願望和意義,但否定和批判推向極端,也就動搖了文明。當「仁」被砸爛,摧毀的也就不僅是中國文化,還包括其後文明之源。文明傳統可以調整、改革、變化,但不可以截然中斷或改換。因為傳統的意義在於具體、日常,滲透於人精神和行為的細節;搭成儀式,使人與人默契。傳統是文明的具體實施、保存和延續;經漫長的時間方能形成。「五四」運動後,激進青年之轉向共產主義,投奔延安,由生命現象來說:秩序崩潰,破壞了「仁」,人也就置身荒野,恐懼、焦灼、孤零,由而轉向敵意、暴力、虛妄和集權保護。

中國近代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讓極端的破壞力量掌握了權力。49年後,毛髮動一次次運動,每一次都更深更普及地摧毀清除中國「文明」的因素。他的「階級鬥爭」,即仇恨和暴力。請不要忽視中國幾十年來批判「人性論」,對全民宣教敵意和暴力。其了培育了中國民族幾代人仇恨和殘暴心理,我特別要說這是全民性的。文革,全民--由少年到耆老--彼此仇視殘害,即是宣教敵意和暴力的效應。就此,毛權力對文明的破壞和遺患怎樣估計都不過分,即使他死後,乃至今天。毛的災難不僅在過去,還在其給我們的遺產。最近朱成虎將軍的核言論,引起悍然大波;無獨有偶,911後,一個流亡的中國記者撰文,呼籲美國政府調整戰略,為民主打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二者雖然立場對立,但心態同一:熱衷毀滅,以人為芻狗。這是毛留給中國的遺產。由此當今中國的黑暗、腐敗也就不足為怪,窮奢極欲是毀滅的另一面。沒有「人」,就不會有「人」的生存。

在任何國家、社會,監獄都是黑暗之地。就是美國監獄,就個別現象,有些事情也過於《證詞》。監獄畢竟是特殊之地。閱讀《證詞》的悲哀是,其所展示的黑暗和殘酷是中國的普遍之事,並非是特殊之地特殊之事。深入中國社會,獄牆內外彼此相當,文革中的群眾專政不殘酷於監獄嗎?美國伊拉克虐囚事件震驚全美國;而對於有閱歷的中國人來說,《證詞》只是敘述了我們熟悉的中國人性和社會。我沒進過監獄,但所經歷的許多事情殘酷於《證詞》。比之土改、文革,《證詞》當為遜色。許多老國民黨老右派,文革能逃過一死,是因為他們當時在監獄。就是八十年代後,中國農村幹部整治農民,也無所不用其極;吊打、扒房、裸身遊街、跺腳筋、割睪丸…。迫害法輪功,最殘酷的不是監獄,而是街道保安。我沒把《證詞》當做監獄之書,而是當作中國人性、社會之書來讀。《證詞》與作者的另兩部著作《底層訪談錄》、《中國冤案錄》,它們展示了同一個中國,甚至可以說,某些事情,後者比前者更黑暗更殘酷更恐怖。

中國歷史從來有其黑暗殘酷性,《證詞》列於其中不足為奇。但是毛時代,批判「仁」「愛」,鼓勵仇恨;將殘酷、暴力、「非人性」合法化高尚化;全民普及人對人的敵意和摧殘、「群眾專政」,這卻是中國歷史所沒有的。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段歷史;不要忽視其留給中國社會、民族,及我們心理的殘酷和黑暗;不要小視中國 「仁」的破壞和顛覆。「八億人,不鬥行嗎?」想一想吧,沒有「仁」,眾人共處就一定是彼此恐懼和殘害。戈爾丁的《蠅王》,用一群荒島上的孩子,寫了這個人類的故事。作者不熟悉近代中國,否則不用編故事,中國數億人的經歷,隨手一二即寓意深刻。

索爾仁尼琴激勵作者寫下《證詞》。但在《證詞》和《古拉格群島》之間,有什麼差異呢?《古拉格群島》承繼俄羅斯魂靈,由東正教到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其貫通正義凜然的人道精神。《證詞》所記述的事情殘酷於《古》,但其欠缺前者的精神。作者是沉於黑暗見證黑暗。我不是苛求作者,我感謝他,當一個民族蜂擁扑向財富、虛榮和時尚的時候,他轉向被拋棄遺忘的一邊,伏身真實地記述黑暗,記述那些悲慘和不幸,他已經做了。我要說的是,經過一個多世紀,特別是「新中國」,中國「仁」的浩然正氣已中斷,文明的基點被顛覆。無論作家、知識份子還是百姓,都沒有內在精神足以對抗中國的殘酷和黑暗。近二十年間,中國潰爛透頂的腐敗,為什麼?因為除了肉與欲,人再沒有其它?中國驟然多了六、七千萬基督徒,近乎一億的法輪功學員,又為什麼?其說明,中國大地文明的枯竭。

「救救孩子!」一個世紀前, 意味走出中國舊文明「仁義道德」的束縛,給孩子新生命。今天如果重提這句話,那就是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災難,在文明的絕境,我們需要穿透黑暗,重返文明的源頭,把棄置於冷漠、仇恨和殘酷廢墟上的孩子們帶向:「仁」、「愛」、「慈」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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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集權是中國當代災難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把中國的黑暗、殘酷,一股腦地都推給制度,就會走向泛政治的簡單化,這是近代中國的不幸。中國當代的黑暗殘酷,起碼包含幾個層次:人性之惡;中國的殘酷歷史;近代戰亂;外患;文明傳統破壞;極度的貧困和壓迫;封閉;缺少教育;集權制度;毛的偶然等等。

由《證詞》和《底層訪談錄》、《中國冤案錄》,我們需要看到集權制度的黑暗,但也需要反省中國的歷史和民族。魯迅對中國舊文明深惡痛絕,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了其中的殘暴;至於他走到極端,那是另外的問題。「千刀萬剮」、「食肉寢皮」、「易子而食」並非只是詞語。同為集權制,但波蘭、匈牙利和中國不可同日而語,對於飢餓的中國農民,那裡的集體農莊簡直就是「天堂」。中國的文革、群眾專政、清理階級隊伍,即使蘇共也不能接受。文革廣西吃人,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普遍問題。毛權力的殘酷和四.一二屠殺、太平天國、曾國藩入「天京」、揚州十日、李自成、張獻忠,直至漢末混戰其間有傳統的因襲。

《證詞》中獄吏文某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套不成文的牢規大約有幾十或上百年歷史了吧,國民黨,甚至清朝的監獄也差不多。」松山一百零八道菜,有的是新中國的新發明,比如「鬥惡霸地主」,「看電視」;但大多源遠流長,「纏絲兔」、「磨子豆腐」沒有上百、數百年的歷史,不會那麼精湛成熟,「藝術」化。《證詞》的記錄,與中國漫長的監獄史是一致的。看看中國古代酷刑的記載,可知古代監獄比現今殘酷。可以預言,中國即使近年變革為民主國家,政府除了不再把政治犯、良心犯抓進監獄,中國監獄本身則不會有太大改進。

搶劫殺人犯毛勝勇講,「家裡窮,妹妹讀書,我就不能讀了」,「還有父母和痴呆弟弟,全靠我一個人」;「在古代叫劫富濟貧,梁山泊好漢哪個不是搶劫犯?」;「 現在不是舊社會,可以投奔共產黨,打游擊,富人殺得越多革命功勞越大。」 他的大實話,講述了中國的「真理」。極度的貧困,嚴酷的掠奪,使中國底層社會蘊含龐大暴力。在常態,其是犯罪和黑社會;非常時期,就是造反和革命。他們要是掌握了權力,就是張獻忠、毛澤東

作者有一節記述童年看殺人,「處決罪犯是全體人民社會生活中的大事」,「我混跡於一撥小屁孩,冒著被踩死的危險,從連綿不絕的褲襠下往前滑擠,一心只為了出頭之日向敵人拋扔果皮和石塊」,「人人都在喊『打死他!』」「犯人渾身穢跡斑斑,腦殼被砸得一塌糊塗」,我「感到莫名的亢奮,小雀雀翹起來了」。你可以想到「藥」,也可以想到《水滸》;沈從文記,兒時他們在河邊用樹枝撥弄被砍下的漂流的人頭以為遊戲。中國當代政治的殘酷,有民族歷史的延伸。

我們可說,監獄將人變為禽獸,但也可以說,由於人性的黑暗和殘酷成就了如此的制度和監獄。人、權力、制度,三位一體,彼此互為。權力是制度的實行,制度是人的體現,制度與權力亦支配人的生活。《證詞》見證了監獄、獄吏,也見證了囚犯。其沒有掩飾迴避政治,但是也沒由止於政治,而揭開更深入的一層:人與民族。由這點說,《見證》較《古拉格群島》又有另一種意義。作者說,他已經讀不了索爾仁尼琴大段的意識形態議論。當然作者與索氏的時代不同,索有其當時的意義;但是今天,冷戰的思想已經遠遠不夠了。任何事務的存在,都不是單元的,而有諸多因素。政治是重要的,但也是危險的,健全的文明不能喪失對政治的警惕和制約,避免簡單地政治化。

造反、清洗、戰爭、土改、鎮反、反右、文革,這部殘酷的歷史,背後有黑暗人性的支撐。如果近代中國的情況好一些,民族性也不那麼殘酷,就不會發生如此劇烈持久的革命,毛也不一定能贏;就是建立了共產制度,罪過也會輕一些,比如波蘭。這裡我需要說明,毛權力是暴民權力,集中了中國民族性的黑暗,其不同於中國傳統皇權。儘管中國民族有殘酷的一面,但皇權有傳統可以依--「仁」之精神,「禮」之秩序,以「仁」 「禮」制約暴力,因此其是文明。而毛以「鬥爭」為宗旨,鼓勵權力和民眾雙重暴力,給普遍暴力以合法性,由此它是非文明的。

中國一向有史的記述,是為治世,因此中國的歷史主要的政治史。《史記》記:「秦坑趙四十萬」。活埋四十萬人,一句話而已。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傳統中,我們缺少對於民族殘酷性的正視。《水滸》記敘了殘酷,但是作為藝術,將之審美化了。我們不苛求歷史和藝術(藝術有將犯罪合法化的功能),但需要糾正。西方人文精神的進步,直接起於對不幸的記錄。近半多世紀,世界反戰、人權意識的普及提高,得助於猶太人對奧斯維辛的反覆講述。看到、認識,然後才能更改。

《證詞》寫了作者經歷的「六四」、《屠殺》的由來、他的恐懼逃亡,及案發、被捕、荒誕蠻橫的審訊和判決。但這部書主要的價值是對監獄和囚犯的記述。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向現代化邁進,但是《證詞》頑固地站在那,提示中國另一面的存在。《證詞》所描述的黑暗殘酷穿過監獄厚厚的院牆,既延伸到國家中心權力,也蔓延龐大的底層社會,而就基本情況其不只存在於當今,而有其歷史,並且還將延續。

閱讀《證詞》,我不斷在想中國是怎樣一個民族?什麼是它龐大的社會的基本狀態?如果我們對中國民族身上的殘酷性缺少正視與認識,對之沒有警覺,那麼民族的殘酷性會以其它的政治形式重蹈覆轍。

在我們反省批評中國民族的時候,但不應忘記「中國」包含在普遍的人性之中。殘酷是人性之一,無所不在,正視人性中的殘酷,進而警醒制約,這就是文明的意義。回看歷史,觸目驚心。各文化的方式不同,殘酷的體現也不同。中國的殘酷多是內部相互殘殺,因為其崇拜家族,而不是種族;而像德國、日本這樣的民族,其殘酷性多在對外的征服和殺戮,因為其崇尚種族;伊斯蘭的殘酷是宗教上的仇視和殺戮,十字軍東征也屬於此。當代西方文明可謂到達了文明的極限,但我們不要忘記兩次大戰和奧斯維辛。我非褒貶,而是提示黑暗殘暴是人性的一部分,永在,所謂文明就是對之抵禦和制約。這既是人類共同的危險,也是共同之責任。(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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