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袁紅冰小說體自傳《文殤》（九） 敗於人性的普遍墮落

早在九一年秋季，在一次自由記者高瑜女士舉辦的聚餐會上，袁紅冰認識了人民大學教師蔣培昆、丁子霖夫婦。他們十九歲的兒子就死於「六．四」之夜。蔣培昆是美學教授，他長發飄垂，面容消瘦，頗具高傲的藝術氣質，由於喪子之痛而覆蓋在蔣培昆面容上的青銅色風塵般蒼涼的情調，感動了袁紅冰。但是，使袁紅冰心靈震撼的，卻是丁子霖女士眼睛裡的悲愁。丁子霖身體消瘦，面色像一片乾裂的黃葉，即使在同人面對面地談話時，她的眼睛也好像在注視著極其遙遠的地方－－越過重重荒涼的時間，在注視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個被烈火燒焦的夜空；那個被迸濺的血染成暗紫色的夜空；那個被橫飛的槍彈劃出道道傷痕的夜空；那個被慘痛、淒厲的呼嗥撕碎的夜空；那個在坦克車的履帶下戰慄的夜空，好像，她的心已經永遠失落在八九「六．四」之夜，她的靈魂也早已埋葬在那個殘破的夜空中了。

有時，丁子霖女士眼睛裡那如同鐵板上的血鏽一樣的悲愁，會驟然急速地顫抖著裂開，而裂縫中有炫目的淚影在閃爍。袁紅冰知道，那一刻她定然是又看到了一位美少年的背影漸漸消失於「六．四」猙獰的夜色中，而那背影就是她的兒子的。有時，丁子霖女士的眼睛會猝然變得迷濛，袁紅冰意識到，那一刻她定然是在祈盼著那位美少年透過暗紅的血霧向她回眸一笑，祈盼著再次看到兒子明星般的眼睛，而那將是一種終生的祈盼──終生無法實現的艱難的祈盼。

「六．四」之後，當局控制的傳播媒介用歪曲事實真相的宣傳，把「六．四」稱之為「反革命暴亂」，但是，難以抗拒的罪惡感卻使他們不敢公布受害者的名單。共產黨官僚集團再一次想要用偽造的歷史抹去罪惡，就像他們已經卑鄙地做過很多次的一樣。同時，在刺刀、黑牢、刑場的威脅下，怯懦的生存本能又使無數中國人埋葬了他們曾在「六．四」過程中復活的人性－－低賤者用向屠夫露出的恭順媚笑來埋葬；良知尚未完全泯滅者用沉默來埋葬。

就在這種情況下，丁子霖，這位普通的母親，卻以她瘦弱的肩頭承擔起了為「六．四」死難者建築墓碑的沈重道德使命。因為，她從對兒子那純潔的少年之心的理解中確信，所有同兒子一起死於「六．四」 之夜的人們的靈魂，都有著對於真理和正義的熾烈追求，至少在那個夜晚中是如此。她要以枯瘦的手指，撕裂百萬御用文人偽造的黑暗歷史，讓死難者能在岩石上燒灼出殷紅傷痕的血跡，裸露於陽光下，而把那位美少年的名字彫刻在懸崖般峻峭的金色陽光之上，是她能獻給兒子的唯一祭品。

於是，在無數個深灰的暮色中，丁子霖孤獨的腳步，踏著秘密警察的監視、跟蹤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