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砸了王光澤、唯色的飯碗又如何？

王光澤，一位有良知的新聞人，就職於當下大陸的開明報紙之一的《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他被邀請到美國參加「資訊時代與族群關係」會議。與焦國標、張耀傑、範亞峰、丁東等受邀的大陸知識人一樣，他在美國的公開言論已經非常理性了，也對中共當局抱有善意的期待。然而，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返回北京後，卻報社解聘了，理由是「兩個月（10月和11月）考核不合格」。此前，他也曾經被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機關報《法制日報》砸過飯碗。

其實，熟悉大陸新聞體制的人都清楚，真正砸了王光澤飯碗的部門，絕非報社本身，而是來自中共的意識形態部門或安全部門的壓力，在根子上源於中共的新聞壟斷體制。正如王光澤發表個人聲明表示抗議時所言：第1次被砸飯碗，僅僅因他試圖幫助被迫害的異見人士請律師，就被中共安全部門盯上並向報社施加壓力，在被停止採訪工作長達4年之後，該報社借人事改革之機，逼迫王光澤於2003年年底辭職。第2次被砸飯碗，顯然也是由於「報社受到了來自某些方面或明或暗的政治壓力」。

所以，心如明鏡的王光澤，在對中共新聞體制及其主管部門提出嚴正抗議的同時，還對《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表達了自己的歉意：「我所供職的《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是國內一傢俱有良好專業素養的財經類媒體，也是具有膽識的商業化媒體。我很喜歡這張報紙，但是本人能力有限，沒有更好地為該報提供服務，反而讓報社管理人員和報社同仁遭受不必要的政治驚嚇，我感到非常抱歉和難過，我將盡快辦理辭職手續，減輕我的個人作為給報社的影響。」（見《我的聲明》）

這類砸飯碗的政治迫害，在2004年並非首例。在王光澤之前，原來就職於《西藏文學》西藏女作家唯色，因出版散文集《西藏筆記》，也被砸了飯碗：剝奪她工作職位，使她喪失收入；沒收住房，使她失去自己的住所；中止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使她失去全部社會保障；不准她辦理出國護照，使她失去出國的機會。

兩人的區別只在於：砸王光澤飯碗的理由是職業標準，即「政治迫害」的「非政治化」，而砸唯色飯碗的理由則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嚴重的政治錯誤」，「存在讚美14世達賴喇嘛、17世噶瑪巴，崇信和宣揚宗教等嚴重的政治立場、觀點錯誤。……反映出作者對達賴分裂祖國、鼓吹西藏獨立的本質認識模糊的觀念。……流露出對當年平叛鬥爭有某種誤解」。

儘管，大陸民間還無力阻止擁有全部國家機器的中共踐踏人權，但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社會格局正在凸現。正是依靠著底氣充足的道義支撐，民間才可以做到對官方惡行不再沉默。而面對不再沉默的民間，官權的邪惡也就無法再通行無阻。所以，王光澤和唯色的飯碗被砸，固然令人氣憤，也凸現了大陸的黑暗，然而，兩人的不再屈服和公開抗爭，卻給人以欣喜。在我看來，砸飯碗的政治迫害，凸現的絕非大陸「一片漆黑」，毋寧說，這類下賤的惡行所凸現的，僅僅是中共製度及其官權的黑暗，而從民間的角度講，非但不能說明大陸社會的黑暗，反而讓人看到希望之光的閃亮。

當下大陸社會，不再是毛時代的整體性官權社會，而是民間與官方持續分化、逐步走向多元的社會。民間力量越來越不容忽視，關鍵在於從哪個角度看中國：是從推動改革的民間動力的角度、還是從堅守跛足改革的官權角度。只要不是仰望中南海和期盼新救主而是立足於民間看中國，人們不難發現：「6．4」之後的15年來，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及其日益高漲的維權抗爭，始終是引領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最大亮點。這閃亮，不僅給官方施加越來越強的局部制度改革的壓力，如收容遣送的廢除和正在籌畫的信訪制度改革，也包括受整肅者本人的不再沉默。僅就今年而論，即便暫時拋開此起彼伏的底層群體抗爭不談，僅就知識界的抗爭而論，起碼就有：王光澤的個人聲明、唯色給西藏文聯黨組的信《我永遠是一個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茅於軾先生抗議中共封殺其著作的公開聲明、焦國標先生不怕校方警告的屢屢公開發言、盧躍剛先生及其《中青報》同仁對蠻橫小官僚的抗爭……而在這一切公開反抗的背後，是大陸社會的巨大變化及其複雜的現狀。

對於改革20多年來的大陸變化，官方最愛炫耀的是經濟高增長及其社會財富的劇增，而從民間的角度看這變化，不僅是私人財富的快速增加，更是民間力量的持續擴張和社會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價值分化、官方統治效力下降和個人生存空間拓展、官方意識形態的不斷調整和民間權利意識的逐漸覺醒、官方的言論管制方式的變化與民間追求言論自由的努力、鎮壓殘酷性的下降和民間的道義勇氣的提升、經濟上技術上的對外開放和主流國家的和平演變壓力……這些同步發生的變化，由於網際網路的助力而加快。

這是光明與黑暗、抗爭與壓制並存的複雜局面。令人欣慰的是，官權通吃和民間沉默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毋寧說，每一次官民對抗－－無論是個人性的還是群體性的－－都越來越顯露出光明和抗爭的自發力量與黑暗和壓制的內在虛弱。

所以，唯色才會在寫給西藏文聯黨組的信中表示：「要我『過關』，則是要我承認信仰佛教是錯誤，承認我以自己眼光觀察西藏現實不應該，必須在未來的寫作中放棄宗教，以及對西藏現實的描述必須遵照官方口徑，等等。對此我只能表示，這個『關』我過不了，也不願過。而且在我看，這種『過關』有悖作家的天職和良心。……我願意為我所做的選擇承擔一切後果。」

所以，王光澤才會在個人聲明中說：「發生在我身上的兩次政治迫害，也再次說明中共正在從毛澤東時代的極權統治走向江胡時代的威權統治。如果在極權統治年代，我的這些合法行為就會被視為『現行反革命』，很可能被處以極刑。在威權統治年代，對我的政治迫害也就僅僅限於端掉我的飯碗。然而，天地之寬，尚無絕我之路，我還是能夠生存下去。」

唯色的不願「過關」，王光澤的「我還能生存下去」，從不同的角度說明瞭民間正氣的提升和民間空間的拓展，特別有了丟掉體制的飯碗，民間也足以提供生存空間，已經為體制內異見者提供了一種從容面對政治迫害的陽光心態。而且，每一位被迫離開官方體制的人士，不僅表徵著官權的自我貶值，更意味著民間力量的又一次擴大和積累。

有了這樣的心態，砸了飯碗又如何？

眼睛向下，相信民間的智慧和勇氣，致力於民間力量的健康成長，就無理由對中國的未來悲觀。

（2004年11月25日於北京家中）

《民主論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