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自稱是中國陝西記者的人化名「粱治」日前在海外中文網站「民主論壇」上發表了一篇批評中國媒體現狀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說，中國的老百姓把中國媒體稱為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政府機關、與日益猖獗的黑社會之後的第三股惡勢力」。文章痛陳中國媒體所處的困境，與媒體為求生存蛻變成「獻媚強權、欺壓百姓、為虎作倀」的「流氓報紙」的現象。
粱治以自身的記者經歷講述了傳媒業的種種畸形現象。他說，在商業大潮下，自負盈虧的傳媒業在「畸形的機制、畸形的管理下產生了畸形的員工」。記者們為了維持生活，使出各種手段。粱治說，媒體的監督作用很多時候是一種變相敲詐勒索。一些沒有官方背景和後臺的民營企業在政府和媒體的雙重盤剝打壓下，如果不願意花錢消災就得關門，他們因此喊出了「防火、防盜、防記者」的無奈口號。
張偉國：弘揚正義的大有人在
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對新聞實行嚴格管制的國家之一。張偉國曾經在中國做過記者，後來流亡海外，他現在是海外中文網站「新世紀」的編輯。張偉國說，由於中共政權不是民選，缺乏合法性，仍然以暴力方式實施專制統治，因此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惡勢力的代表，而媒體是中共體制內的一部分。他認為把中國媒體說成是一股惡勢力並不為過。另一方面，張偉國說，傳媒業中嫉惡如仇，弘揚社會正義的記者也大有人在：「最近幾年國際新聞組織的統計表明，世界上監獄裡被關押記者最多的就在中國，這個數字實際上證明了一點，就是新聞工作者裡面有一些有良知的。他們推動新聞自由，通過新聞來實行輿論監督，代表清流的趨勢和力量。」
王光澤：媒體扮演雙重角色
中國《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王光澤到美國參加一次研討會時說，中國媒體具有兩面性，它即包含著與權力相妥協的一面；同時也包含著為民請願的一面。王光澤說，媒體日益商業化使它不得不在中國社會中扮演雙重角色：「第一種角色因為現在大陸的體制還沒有得到徹底改革，它不得不和官方保持一定的合謀，但是現在民間的意願非常強烈，尤其網路媒體對它壓力非常大。如果網路非常民粹、或者是非常大眾化的話，那麼媒體就不得不向那個方向靠，否則它的發行量，廣告量會大大降低。在網路媒體的壓力下，它們不得不表現出親民的一面，作為民眾代言人的一面。」
劉曉波：媒體在慢慢進步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持不同政見人士劉曉波曾經被當局關進過監獄，如今他經常在海外中文網站上發表政論文章。劉曉波說，中國的印刷媒體和電視不報導的消息，網際網路和海外中文網路媒體會報導，在某種程度上能否跟上網路媒體的腳步已經成為大陸某一家媒體是否開放的民間標準。他認為，當強大的網路民意形成之後，在官方沒有嚴格禁止的領域，中國的印刷媒體自然會跟進，而與此同時，網路民意也為中國那些開放的媒體提供了一種民意的合法性。總之，劉曉波認為，中國媒體是在慢慢地進步：「大陸現在新聞尺度、灰色空間的慢慢增加，有些事件可以爆出來，肯定是因為一些有良知的新聞記者的努力。」
劉曉波舉例說，從廣東報導薩斯問題，報導孫志剛案等就可以看到中國媒體在進步。日前網路和海外媒體對漢源事件的大量報導也推動胡溫政權做出比較溫和的四點決定。從《南方都市報》前總編程益中案以及《南方週末》報被整肅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中國傳媒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與道德勇氣在提高。劉曉波說，中國社會特別複雜，樂觀與悲觀因素交織在一起，把媒體說成是全黑、全灰、或者是全白都沒法準確地描述媒體的現狀：「我覺得自願去幫凶幫閑的人還是在逐漸減少。所謂第三種惡勢力的根源，肯定來自一些金錢，或者是政治上的高壓，烏紗帽威脅等。」
何亮亮：大多數記者都有正義感
香港「鳳凰電視臺」評論部總監何亮亮認為，把中國目前的媒體等同於政府中的貪官污吏和黑社會的說法有失公允。「鳳凰電視臺」有中資背景。何亮亮經常到中國大陸出公差，與中國傳媒業者有很多聯繫。他認為，雖然像中國揭黑記者第一人王克勤那樣具有高度社會良知，不顧個人安危的記者並不多，像盧躍剛、焦國標那樣的敢於拍案而起，挑戰當局的傳媒人士也屬少數，但卻不能說中國傳媒業者在商業化的過程中受益是以傷害社會為代價的。何亮亮認為，媒體是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怪胎：「把它跟計畫經濟下的毛澤東時代的媒體相提並論是不對的，當然它也不是像一個有充分自由的、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的媒體，它是一個很怪的東西，是一個怪胎。」
何亮亮說，不能排除中國的記者和編輯中有心甘情願充當統治者喉舌的人，也有記者不得不寫一些令他們自己感到痛苦無比的文章去應付中宣部，但是，大多數記者都懷有社會正義感，希望做些實事。
(博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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