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是我的,你憑什麼叫我「莫談國事」?!

20 多年前的少年時代看革命電影,常常為電影中茶坊酒肆中「莫談國事」(或「莫談國是」)的標語下--國統區老百姓在自己的家園裡噤若寒蟬的那副奸詐和狼狽相 --所困惑、可笑和氣憤。

困惑的是,國家是老百姓自己的,談論「國事」應是份內之事,而老百姓明知不公不義卻視而不見,安分守己;可笑的是,他們當面不說,背後卻不懷好意地亂說;氣憤的是,當得知老百姓之所以敢怒而不敢言,是因為當政的國民黨殘暴和反動。當時,我為「舊社會」的老百姓感到悲哀,同時,自己慶幸自己生長在一個「言論自由」的「新社會」。

及至自己長大,並有了自己獨立的思想的時候,我漸漸發現,小時候電影中的鏡頭,就在現實中上演。如,家長會叮囑你在外面聽話;師長會告誡你離政治遠一點;單位開會,領導談到敏感問題時會詭秘地笑笑;學術會議上,組織者會提醒學者們只談學術,不論政治;召開學術沙龍,大家會自覺地迴避敏感話題,稍有離題者,同仁們多會告誡;報告演講、論文著作,更是必須「政治正確」;就連網際網路的自由論壇,也是「規矩」齊全。……這時,自己就不僅為自己悲哀起來了。

我認為:國家是我的!國家是我的!國家是我的!

我在我自己的國家裡談論「國事」,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相反,如果不談「國事」,才是不正常的。你憑什麼叫我「莫談國事」,讓我「閉嘴」?!--不用打著「自由民主」和「天賦人權」的幌子,我有充足的理由證明我有談論「國事」的權利和資格,這個權利和資格是我作為這個國家的「公民」與生俱來的。

當然了,你叫我「莫談國事」,讓我「閉嘴」,那也是你的自由,你有權利行使你的自由;但是,你的自由僅僅限於你「叫」、「讓」我「閉嘴」,即,你的權利也僅僅是「言論」上的,而不應該是超出「言論」之外的「暴力」。如果是這樣,我就可以與你「和而不同」,僅僅作為一個「異議者」與你和平共處。

--這些,當不在話下。我要說的是,當下我們的絕大多數國人,特別是絕大多數人文知識份子,他們已經自覺地認同並接受了「莫談國事」的規矩,他們將「學術」和「政治」分開了,他們將「真知」和「良知」分裂了。他們認同了老舍先生在《茶館》劇本裡的兩個特務的道白:「有皇上的時候,我們給皇上效力;有袁大總統的時候,我們給袁大總統效力,這現而今嘛,誰給錢我們給誰效力!」他們天真地自以為能夠做到「獨善其身」或「自了漢」,而不是「奴才」和「幫凶」-- 其實,這是絕無可能的。因為,世道變了。

林語堂先生在《中國人的國民性》文中所說的事情--「在歷史上,我們也可證明中國人明哲保身莫談國事決非天性。魏晉清談,人家罵為誤國。那時的文人,不是隱逸,便是浮華,或者對酒賦詩,或者煉丹談玄,而結果有永嘉之亂,這算是中國人最消極最漠視國事之一時期,然而何以養成此普遍清談之風呢?歷史的事實,可以為我們明鑒。東漢之末,子大夫並不是如此的。太學生三萬人常常批評時政,是談國事,不是不談的。然而因為沒有法律的保障,清議之權威抵不過宦官的勢力,終於有黨錮之禍。清議之士,大遭屠殺,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殺了一次又一次。於是清議之風斷,而清談之風成,聰明的人或故為放逸浮誇,或沉湎酒色,而達到酒德頌的時期。有的避入山中,蟄居子屋,由窗戶傳食。有的化為樵夫,求其親友不要來訪問,以避耳目。竹林七賢出,而大家以詩酒為命。劉伶出門帶一壺酒,叫一人帶一鐵鍬,對他說『死便埋我』,而時人稱賢。賢就是聰明,因為他能佯狂,而得善終。時人佩服他,如小龜佩服大龜的龜殼的堅實。」--再也不會出現了,「劉伶」猶如嵇康,已成絕響。在談到我們民族的三個弱點: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時,林語堂說:「我相信這些都是一種特殊文化及特殊環境的結果,不是上天生就華人,就是這樣忍辱含垢,這樣不能團結,這樣老猾奸詐。這有一方法可以證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經歷,可以體會出來。本來人家說屁話,我就反對;現在人家說屁話,我點頭稱善曰:『是啊,不錯不錯。』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澤日深。由他人看來,說是我的修養工夫進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實人人如此。……忍耐,和平,本來也是美德之一。但是過猶不及;在中國忍辱含垢,唾面自乾已變成君子之德。這忍耐之德也就成為國民之專長。所以西人來華傳教,別的猶可,若是白種人要教黃種人忍耐和平無抵抗,這簡直是太不自量而發熱昏了。在中國,逆來順受已成為至理名言,弱肉強食,也幾乎等於天理。貧民遭人欺負,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預繳三十年課稅,結果還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為東亞文明之特徵。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國百姓不肯這樣地吃苦,也就沒有這麼許多苦吃。所以在中國貪官剝削小百姓,如大魚吃小魚,可以張開嘴等小魚自己游進去,不但毫不費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國有個寓言,說一日有小魚反對大魚的殲滅同類,就對大魚反抗,說『你為什麼吃我?』大魚說:『那麼,請你試試看。我讓你吃,你吃得下去麼?』這大魚的觀點就是中國人的哲學,叫做守己安分。小魚退避大魚謂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魚腹中謂之『安分』。這也是吳稚暉先生所謂『相安為國』,你忍我,我忍你,國家就太平無事了。」(《林語堂著譯人生小品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可以說,林語堂上述對國民性的分析絲毫不亞於魯迅。

今天,有人在懷念、呼喚「毛澤東」,這是不奇怪的。看一看我們社會的哲學--「難得糊塗」、「忍」--就清楚「毛澤東」對於我們當下的意義了!

我要問:國人,你還要「忍」多久?!--不要問我:我不認同「忍」!我要不懈地談論「國事」,因為,我認為,「國事」,就是我「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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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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