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１年春節前，我走出秦城監獄後，就聽說丁子霖老師的兒子死於六四屠殺。當年三月份從大連回到北京，我一直想去看望二位先生，既作為學生，更作為身揹負罪感的晚輩。
當年６月３日，我這個八九年的風雲人物和倖存者，懷著惶恐悔罪的心情，帶著一束鮮花和一首祭詩，去看望丁子霖和蔣培坤二位先生。進門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捷連遺像前，鞠躬、默哀、獻上鮮花和祭詩。
遺像上的１７歲，正走在八九運動的行列中，頭纏紅布條，雙手舉紅旗，一張年輕的臉，棱角分明，朝氣勃勃，把我拉回到英姿煥發的八九高潮。雖說，蔣捷連還只是高中生，但他那充滿正義感和自豪感的神態，與我接觸過的無數大學生毫無二致。後來，聽蔣老師說起才知道，捷連參加學潮並非始於八九，他也參加過八六學潮。
我的眼睛濕潤了，開始哽嚥著朗誦獻給捷連的祭詩：
《給十七歲》 ──六四二週年祭
題記：你不聽母親的含淚勸阻，從家中廁所的小窗跳出；你擎著旗幟倒下時，僅十七歲。我卻活下來，已經三十六歲。面對你的亡靈，活下來就是犯罪，給你寫詩更是一種恥辱。活人必須閉嘴，聽墳墓訴說。給你寫詩，我不配。你的十七歲超越所有的語言和人工的造物。
我活著 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 我沒有勇氣和資格 捧著一束鮮花和一首詩 走到十七歲的微笑前 儘管我知道 十七歲沒有任何抱怨
十七歲的年齡告訴我 生命樸素無華 如同一望無際的沙漠 不需要樹不需要水 不需要花的點綴 就能承受太陽的肆虐
十七歲倒在道路上 道路從此消失 泥土中長眠的十七歲 像書一樣安詳 十七歲來到世界上 什麼也不依戀 除了潔白無瑕的年齡
十七歲停止呼吸時 奇蹟般地沒有絕望 子彈射穿了山脈 痙攣逼瘋了海水 當所有的花 只有一種顏色的時刻 十七歲沒有絕望 不會絕望 你把未完成的愛 交給滿頭白髮的母親
那位曾經把你 反鎖在家中的母親 那位在五星紅旗下 割斷了家族血緣的母親 被你臨終的眼神喚醒 她帶著你的遺囑 重新邁開沈重的腳步 往來於無辜者的墳墓之間 每一次她就要倒下時 你都會用雖死猶生的氣息 把她扶住 送她上路
超越了年齡 超越了死亡 十七歲 已經永恆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日深夜於北京
我想在十七歲的亡靈前朗誦完這首詩，但剛剛讀了一段，就被蔣老師制止了。蔣老師握著我的手在顫抖，躺在床上的丁老師在流淚。我這才感到自己的莽撞，為自己的衝動而懊悔：在這樣敏感的時刻，即便我心懷最真誠的善意，朗誦這樣的祭詩，也無疑於往傷口上撒鹽。二位老師還沒有從喪子的刻骨之痛中恢復過來，特別是丁老師，身心都很虛弱，大部分時間躺在床上。
真不該刺激二位老師。我停止朗誦，默默地把祭詩的手稿放在捷連的遺像前。
說起來，我與二位老師的交往還是始於八十年代，主要是與蔣老師的來往。我熟悉蔣老師的第一機緣，是因為我與他在專業上的相通。八十年代的大陸出現過持續時間不短的美學熱，朱光潛先生和宗白華先生的美學舊著重見天日，成為我們這批大學生搶讀的精神食糧；李澤厚先生和高爾泰先生的美學新論風靡於文化界和高校，兩人之間的論戰也引來眾多參與和旁觀；美學研究也成為大學裡的顯學，上海復旦的蔣孔陽先生、山東大學的周來祥先生、人民大學的蔣培坤先生、北京大學的樂黛雲先生等，是八十年代身為大學教授的知名美學家。
在我的記憶中，蔣老師之所以在當時的美學熱中佔據一席位置，來自他對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政治─經濟學手稿》有著獨樹一幟的解讀。蔣老師將馬克思美學解釋為「人的解放」之學，並因此而飲譽當時的中國美學界，被稱為「人本主義美學派」。我當時在北師大讀文藝學專業的研究生，不僅對西方美學、中國古典美學用力甚勤，而且對當時中國的各派美學論著也皆有涉獵，自然要讀到蔣老師的著述。正因為蔣老師在當時美學界的聲望，我的導師才決定聘請他出任我的博士論文《審美和人的自由》答辯委員會的九位委員之一。按照當時中國學位答辯的有關規定，每個博士生的答辯委員會都要推舉兩位正式評議人。在我的答辯中，蔣老師與王元化先生被答辯委員會推舉為正式評議人。
記憶中，蔣先生給我論文的評價還不錯，著重強調「美與人的自由」之間的關係。比如蔣老師在論文評語中說：「把藝術和審美看作實現人的自由的一種方式，或者看作人的自由生命表現本身，即從人類本體論的角度去探索藝術審美的價值，應該說較之以外在功利為價值指南的傳統藝術觀念更貼近人類藝術的真諦。」「自由，如果不是像通常那樣僅僅從認識論意義上去理解，而是從人本學的意義上去理解，那麼它無疑是人類追求終極價值目標，也是藝術和審美追求的終極價值目標，而且，從現實性上說，人類也許只有在藝術和審美中才能使這種自由付之實現，儘管這種實現在形式上是虛幻的，但在本質上卻是現實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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