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擔任國務院第六機械工業部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參與主持六機部工作達6年之久。1969年9月的一天，六機部所屬的上海滬東造船廠給部裡發來一份急電。電報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指令該廠挑選1000名技術工人到上海市新組建的一個工廠去工作。電報還說，王洪文已打電話給該廠「造反派」頭頭，限令完成任務。上海滬東造船廠感到十分為難，請示如何處理。
我看完電報，心情很不平靜。滬東造船廠是六機部的直屬工廠，與上海市從來沒有隸屬關係，也從未有過人事關係，他們怎麼能不跟六機部協商，就擅自發出這樣的命令呢?為了謹慎處理此事，我連夜主持召開部軍管會擴大會議。會議從傍晚開到凌晨，最後形成三點決定：第一，以六機部軍管會的名義將此事上報國務院領導小組和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第二，由我和副部長邊疆赴上海協商，爭取有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第三，起草答覆滬東造船廠的電報，要他們等待上級指示。
翌日，我與邊疆副部長飛赴上海。到達後，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馬天水會見我們，一見面就說：「上海市給滬東造船廠發了調令，這是打破舊的領導體制、衝擊『條條專政』的一步棋。洪文同志指示我向你們說明：調令一個字也不能更改，調的人一個也不能減少，希望你們支持。」
馬天水口氣強硬，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我對此非常反感，馬上回擊說：「馬天水同志，我對你剛才的話感到驚訝。你作為上海市一位老資格的領導幹部，接待國務院屬下的兩位部級領導幹部，不聽我們說明來意，就下了結論，這是違背黨的組織原則的。」這不是商量辦事的態度。請你轉告王洪文同志，他這種做法與他口口聲聲『按毛主席教導辦事』的言論太不相符了。」邊疆副部長接茬說：「上海市組建新廠，六機部應該給予支援，但是調的人太多，那就由六機部從在上海的『求新』、『江南』、『滬東』三個造船廠各調200名工人支援上海，你看行不行?」
「不行!絕對不行!」馬天水有些惱怒地大聲嚷道。協調無果，會面不歡而散。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們人還未回到北京，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一封告狀電報就已發到國務院，並抄報了六機部。當我和邊疆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等幾位領導匯報上海之行的情況時，先念同志不無沈重地說：「看來這個問題勢必要請總理出面解決了。」
我們回到部機關後，便著手準備材料，迎接即將到來的政治風暴。。
沒過兩天，我辦公桌上的「紅機子」響了，國務院辦公廳通知我，周恩來總理決定召見上海市和六機部的領導談話，並說上海市方面有王洪文、馬天水、黃濤，六機部由我、邊疆和鄭明參加。
大概是這年國慶節前後的一個凌晨，我們接到周總理要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我們的通知。
待與會人員都落座後，周總理開始講話。他說：「最近國際國內有些事情要處理，很忙，所以沒有及早地關心你們之間的爭論，使事情變成僵局，作為國務院總理我是有責任的。」說到這裡，周總理把頭轉向我，點著我的名字說：「劉世雄同志，這件事情我要首先批評你，你是國務院一個部門的一把手，應該寬容大度嘛，平心靜氣地與上海市的領導同志進行協商嘛。如果一下子調不出那麼多工人，也可以量力而行，對上海組建新廠盡力給予支援嘛。你是不是有點本位主義呀?」我立即起身回答：「我姿態不高，我檢討。」周總理接著說：「中央的部門在工作上和地方發生分歧時，應該以大局為重，姿態高一些，不要針鋒相對，更不能得理不讓人哪!」周總理又轉向邊疆說：「邊疆同志，我也要批評你，你是六機部的老同志，年齡也比世雄同志大，應該協助他處理好六機部與上海發生的分歧，不要火上澆油嘛。」
周總理又微笑著轉向王洪文：「洪文同志，你們的那個電報怎麼能那樣提呢?這份電報你可能沒有過問，那種提法是錯誤的嘛。」王洪文顯得很尷尬，起身說：「我接受總理的批評。」
接著，周總理用徵詢意見的語氣說：「我看，這件事情這麼解決好不好，六機部從駐上海的幾個大廠抽調500名技術工人支援上海建新廠，你們有意見沒有?」這完全是當初我們與馬天水談的「減援方案」，
我馬上起身回答：「沒有意見。」王洪文、馬天水出於無奈，只得回答同意。回到部機關，我們立即召開全體幹部大會，傳達周總理接見時的指示。當我宣讀周總理最後審定的調人決定時，會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1971年，林彪「九，一三」叛逃事件發生後不久，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林整風運動開始了。張春橋等人借批林整風之機，要抓所謂「林彪死黨李作鵬在造船工業部門的黑手」。1973年初，張春橋寫報告給黨中央、毛主席，要求對六機部與上海市當年鬧到中央的分歧進行復議。不久，六機部機關40多名處級以上幹部住進京西賓館，開展整風。在人民大會堂的－－次會議上，我和邊疆被點了名，同時宣布六機部的整風由華國鋒主持，徹底解決當年與上海市「打官司」的問題。這次會議後，我和邊疆被告知，不參加新成立的部整風領導小組的工作，集中精力檢討自己的錯誤。
幾天後，再次開會，邊疆違心做了「檢討」，不久就「過關．」了。我堅持不作檢討，任憑他人怎麼批判。這段時間我想了很多。如果堅持不檢討，受害的將不僅僅是我，還有我那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妻子和幾個在部隊服役的孩子。於是心一橫，檢討就檢討，不就是給自己扣幾頂大帽子，臭罵自己一頓嗎?
我的檢討終於「過關」了，持續兩個多月的整風結束了。整風領導小組在給黨中央寫的報告中說：「劉世雄同志在黨的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站到了林彪反黨集團一邊，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報告提到我時還用了「惡毒攻擊春橋同志」、「矛頭指向洪文同志」等字樣。近三個月的折騰使我心力交瘁，健康狀況急轉直下。因此，讓我在報告上簽名時，我竟有一種解脫感，毫不猶豫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整風會議結束後，我奉命回到海軍，名義上是「另行分配工作」，實際上卻是繼續遭受批判。我被取消一切政治待遇，就連營、團一級的幹部都能參加的會議我也不能參加，傳達文件也不讓我聽。這樣一「挂」就是12年，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的胡耀邦同志的關心和督促下，我的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重新過上舒心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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