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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大佬賀龍被抓的手法與張又俠如出一轍(組圖)

 2026-02-03 20:0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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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周恩來和賀龍出訪蘇聯
1957年,周恩來(左二)和賀龍(左一)出訪蘇聯。(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在中共的官方敘事中,賀龍是「兩把菜刀鬧革命」的忠誠將領;但在文革期間,林彪康生等人正是利用他與國民黨之間撲朔迷離的「歷史舊帳」,編織成一套足以致命的罪證。要深入拆解「賀龍案」,我們必須進入文革初期那個充滿政治爾虞我詐的時空。這不僅是一場單純的人事更迭,更是毛澤東、林彪與周恩來、劉少奇等多方勢力博弈的結果。

林彪的「眼中釘」 為何非除賀龍不可?

在中共十大元帥中,賀龍與林彪的關係一直極為微妙且緊張。據史料,賀龍的倒台是林彪入主軍委、掌握絕對兵權的「投名狀」。林彪要上位,賀龍是最大的絆腳石,原因有三:

軍中派系根基:賀龍是紅二軍團的創始人,在軍中擁有極高的威望和廣泛的舊部(賀辦、體委系統、裝甲兵等)。林彪要「一統軍方」,必須摧毀這些非林系的「小山頭」。

1960年代初,林彪因病長期休養,毛澤東指派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這讓林彪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認為賀龍在「篡奪軍權」。披露的秘辛,林彪之妻葉群曾極度厭惡賀龍。賀龍性格豪爽、不拘小節,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讓林彪難堪,這種私人恩怨在文革的瘋狂歲月中被無限放大。

1950年,時任西南軍區司令員的賀龍。
1950年,時任西南軍區司令員的賀龍。(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政治陷害的戰術

在中共高層權力博弈的歷史中,針對賀龍等軍方大佬的「戰術」,是一套被證明行之有效、極其殘酷的政治絞殺程序。這套戰術的核心在於:先孤立,後抹黑,最後肉體或政治消滅。為了拿下賀龍,林彪集團與康生等人聯手,編織了一套縝密的誣陷羅網:

虛構出的「二月兵變

林彪與康生先從賀龍最親信的部下下手。例如,首先抓捕了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他們被扣上「賀龍反黨集團成員」的帽子,被迫交代賀龍的「罪行」。透過審訊部下,製造出大量的偽證與誣告信,為下一步的定罪提供所謂的「群眾舉報」和「基層材料」。

當時傳聞賀龍利用體委系統(他當時兼任國家體委主任)建立了一支不受軍委監督的「秘密武裝」,並與國民黨在海外的特務機構有聯絡。康生曾在中央會議上出示「證據」,稱賀龍曾說「如果主席(毛)不行了,我們要支持劉(少奇)」。這種與地方實力派(彭真)的結合,被解讀為準備發動「國民黨式的政變」。這很可能是賀龍案中最荒謬的指控。

林彪還指使吳法憲、李作鵬等人寫信給毛澤東,誣告賀龍在各軍兵種「伸手」奪權。這些信件在黨內高層傳閱,形成了一種「賀龍確實有問題」的集體共識。謠言稱賀龍在北京郊區調動部隊(實則是正常的國防建設與演習),意圖在1966年2月發動武裝政變,殺害毛澤東。

據悉,當時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言辭激烈地稱:「賀龍是個大土匪,他到處伸手,想搞掉我們。」

「秘辛」翻案

1933年,正值紅軍艱苦時期。蔣介石派遣賀龍的老部下熊貢卿前往紅二軍團駐地,試圖策反賀龍,許以高官厚祿。中共官方稱,賀龍對黨忠誠,誘使熊貢卿交代了國民黨的企圖後,隨即將其處決,並向中央報告。

但文革時,林彪與康生翻出此案,指控賀龍當時並非想殺熊,而是「待價而沽」。康生還聲稱找到了一封賀龍寫給蔣介石的「投降信」底稿,稱賀龍曾表示「如果條件合適,可以帶部隊過去」;捏造他準備投靠國民黨或蘇聯的罪名。這觸動了毛澤東最敏感的神經——對政治不忠誠的零容忍。康生聲稱找到了一封賀龍寫給蔣介石的「投降信」底稿,稱賀龍曾表示「如果條件合適,可以帶部隊過去」。

在中共黨內,只要你跟國民黨私下「談過」,不管談得如何,你心裡就有了「叛變的念頭」。這成了賀龍「裡通外國、準備叛變」的歷史根源。

毛澤東的陰毒與周恩來的「保護性監視」 

毛澤東起初對賀龍是信任的,甚至曾對賀龍說:「我當你的保皇派」。但其實,中共高層每個人的檔案中都有「黑料」;平時是效忠的保證(抓在領導手裡的把柄),鬥爭時就是索命的繩索。

早期毛需要賀龍的軍事能力,所以「熊貢卿事件」是功績;後期毛要搞文革,需要清除劉鄧派系,賀龍的這些歷史就成了「叛變」的鐵證。但隨著文革深入,毛需要林彪的槍桿子來對付劉少奇、鄧小平,為了換取林彪的絕對效忠,毛最終選擇犧牲賀龍。

許多官方史料強調周恩來曾保護賀龍,將其接到中南海避難。但據深層研究,當毛、林達成共識要倒賀時,周恩來最終負責執行了對賀龍的隔離審查。這種「保護性監視」最終演變成了致命的囚禁。

隔離審查與「奪命針」最令人唏噓的悲劇情節

隔離審查是最後的收網階段,也是最黑暗的一環。 目標對象會被送往秘密地點,如賀龍被關在西山象鼻子溝、彭德懷被關在衛戍區,切斷他們與外界及家人的所有聯繫。

在關押期間,賀龍身為重度糖尿病人,審訊組故意撤走他的飲用水,甚至在最後關頭注射高糖藥物。據紅二代流出的內部細節,賀龍被關押在西山期間,待遇極其惡劣:斷水斷糧、在酷暑中被限制飲水;還加之醫療迫害,1969年6月8日,當賀龍病情惡化時,醫療小組受命給他注射了高濃度的葡萄糖注射液,這對糖尿病人來說無異於「慢性處決」。

在目標對象身體崩潰或死亡後,官方再出台一份「黨內決議」,將其徹底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賀龍臨終前曾哀嘆:「我看透了,他們就是要置我於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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