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黑格爾的幽靈與中國「六四」

二戰期間,納粹德國狂轟英倫之時,一位英國哲學家霍布豪斯寫信給他的兒子,說:「在轟炸倫敦時,我已親眼看到一種騙人的邪說造成的明顯惡果。這種邪說的根據,我認為就在我面前的這本書裡。」自此,西方引發了批判黑格爾的思想潮流。多年後,中國思想家顧准一言以蔽之:「事實上,希特勒是黑格爾主義的行動家。」

當中國北京的學生、市民喋血長安街之時,幾乎沒有人想到這個問題,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悲劇與黑格爾何干?假如顧准還活著,六四悲劇一定會激發他深入思考:這種和掌權的共產黨一起君臨紅朝的黑格爾主義,以其目的論的意識形態和總體主義的政治處方,結合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如何導致了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顧准已逝,這個巨大、複雜而深刻的理論問題,就留給中國未來的哲學家了。在筆者看來,黑格爾主義不但導致統治者以「安定團結」為藉口,去「歷史必然性」地鎮壓人民,而且,在六四之後的15年間,黑格爾主義一直影響著世人對六四的解釋和評價。

在評價六四的輿論中,有兩種特別「中立」的觀點值得注意。一種是把六四悲劇解釋為「善與善之間的衝突」,即學生爭取民主是正確的,政府維護社會次序也是好心;另一種觀點是「惡與惡之間的衝突」,即中共鎮壓錯了,學生也犯了不少錯誤。

這兩種觀點看起來再「公正」不過了,但卻仍然落入老黑格爾的窠臼。當年黑格爾在評論古希臘悲劇《安提戈涅》時,就曾經曲解安提戈涅,錯誤地演繹他那一套悲劇衝突理論,

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安提戈涅》的故事梗概是,俄狄浦斯客死他鄉之後,他的女兒安提戈涅返回家鄉底比斯。不久後,安提戈涅的兩位兄弟為了爭奪王位而勾通外敵,雙雙死在戰場,安提戈涅的舅舅、國王克瑞翁下令不許掩埋叛徒的屍體。安提戈涅不忍看著兄弟曝屍荒野,違抗命令掩埋了屍體,從而同舅舅克瑞翁產生激烈的衝突。克瑞翁下令處死安提戈涅,在處決前,安提戈涅自殺身亡。

黑格爾認為,這部悲劇的實質就在於,衝突的雙方都既對又錯。一方面,國王克瑞翁依據城邦的法令,禁止埋葬普雷尼克,是對的;安提戈涅冒著生命危險,按照當時的儀式安葬了她的兄弟,也是對的。在這裡,國家倫理和血緣倫理各持己見,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悲劇因此被視為「無責任者悲劇」,不能做簡單的善惡判斷。

就這樣,黑格爾用他的黑色邏輯,肯定了國家權力的至高無上,凡是國家制定的法令都是正確的,公民都必須遵守,否則,執政者有權動用一切手段推行他的「法令」。在黑格爾的總體看來,個體的命運並不重要。安提戈涅基於人性倫理,勇敢挑戰這種「惡法」,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黑格爾看來沒有多大意義。這樣,黑格爾哲學就為國家權力的濫用提供了理論基礎,為罪惡找到了最好的託辭,使之具有「歷史的合理性」。

今天的那些貌似公正的人也是如此,他們把鎮壓者和被鎮壓者的是非對錯相提並論、等量齊觀,有意或無意地為屠殺惡行做了辯護。當他們把六四看做「善與善之間的衝突」,就賦予暴力統治一定的合法性;當他們把六四說成是「惡與惡之間的衝突」時,就否定了八九民主運動的正義性。

曾經打斷康德的歐洲啟蒙傳統的黑格爾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之一,在共產黨中國產生了強勢的影響,執政者的暴力被解釋為歷史的合理性。中國人的民主啟蒙自五四以來,有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如果我們不能在認識六四悲劇的時候,一併清算為專制張目的黑格爾主義,拒絕在所謂的「歷史必然性」面前屈服,那麼,我們的思想將再次陷入朦昧長夜。

(大紀元)(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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