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香港民主的前途與廣東經濟的轉型

最近，大陸當局明確表態，無限期推遲香港實現普選的進程。對於希望香港盡快實現民主政治的人來說，這當然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而對於許多人來說，大陸最高當局的決定也並不令人意外。香港民主派的一些代表人物認為，大陸高層決定無限期推遲普選，暴露了他們反民主的真面目。我的看法是，中共最高層領導的主流雖然絕不是民主政治的虔誠信徒，但也未必一定是反對民主的。像世界上多數政客一樣，他們是一批精於計算的機會主義者。因此，只要香港的民主政治對他們有利，他們也會樂觀其成。問題是，無論從經濟還是從政治的角度分析，允許香港在近期實行普選，對大陸最高領導人來說，風險都相當明顯。因此，他們用手中的權力來避免這些風險，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大陸當局的這個決定並非沒有代價，國際社會對大陸一國兩制的承諾，有了更多的質疑。

那麼，從長期的觀點看，香港的民主是否也沒有希望了呢？事實上，香港未來政治制度的發展，早已不可避免地和大陸經濟和政治局勢的發展聯在一起。其中，廣東經濟發展模式能否有根本的轉變，將對香港民主的前途，最有決定性的意義。很明顯，如果香港百姓的民主訴求，在廣東得到積極反響，將對大陸政治產生巨大的影響。但目前的現實是，香港的經濟雖然與廣東越來越緊密整合，而香港的民主訴求卻依然孤掌難鳴。

眾所周知，廣東經濟在大陸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是得益最多的省份之一。根據國際上的一般經驗，經濟繁榮有利催化民主政治。可是廣東以及其他沿海發達省份，雖然收入已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但實行民主政治的壓力，並不如經驗預期那樣強烈。如何解釋呢？一種解釋，是大陸當局對政治民主的要求採取了非常有效的打壓，每每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個解釋雖然不錯，但並不充分。我的一種解釋是，大陸沿海省份，尤其是廣東省的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來自內地的廉價民工。本地居民不僅得益於外地勞工創造的大量財富，也得益於對外地勞工的不公平待遇。其中，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限制他們成為本地的正式居民。

民主的靈魂是社會成員權利平等，由於外地勞工不被接受為本地平等一員，廣東本地居民對政治民主的訴求很容易被當權者瓦解。在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當權者有足夠的財力提高本地居民的福利，而讓流動的外來人口去承擔各種負面後果。目前廣東的外來流動人口已經超過兩千萬。一個存在大量流動人口的社區，要形成平等的公民意識非常困難，更何況廣東的外來人口主要是農民，因此，外來流動人口不可能成為在廣東推動政治民主的力量。

總之，廣東高度依賴外地勞工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內生出推動政治民主的足夠力量，只要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不變，廣東的政治民主將難有發展，香港的民主訴求仍將是孤立無援。

那麼，廣東能否長期地維持目前的經濟模式呢？我的看法是不可能。首先，越來越多的外地勞工以及他們的家人子女留在了廣東。不管他們是否能獲取正式的居民身份，繼續無視他們的基本權利（如子女的教育）不僅越來越難，同時也包含著很大的社會風險。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經濟模式下，大陸內地的就業機會嚴重不足，會有更多的人到廣東尋求生計。過多的流動人口給廣東的社會治安帶來巨大的壓力和成本，繼續依賴外地勞工發展經濟對廣東本地人來說，越來越不合算了。如果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廣東的經濟模式將被迫轉型，減少對外來勞動力的依賴。正是這個轉型，將有利對平等權利的訴求，從而有利於廣東民主政治的發展。到那時，香港的民主力量將在廣東尋到眾多的知音和戰友。

許多人以為，上述過程將十分遙遠。而我的判斷是，由於大陸內地和沿海經濟發展高度失衡，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裏，內地巨大的就業壓力，將不僅讓廣東難以承受，並導致整個大陸經濟模式的轉型。所以，對香港實現民主政治的前途悲觀是沒有根據的，真正的危險是，當政治民主化的風暴來臨的時候，誰都沒有準備好。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