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香港民主的前途与广东经济的转型

最近，大陆当局明确表态，无限期推迟香港实现普选的进程。对于希望香港尽快实现民主政治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大陆最高当局的决定也并不令人意外。香港民主派的一些代表人物认为，大陆高层决定无限期推迟普选，暴露了他们反民主的真面目。我的看法是，中共最高层领导的主流虽然绝不是民主政治的虔诚信徒，但也未必一定是反对民主的。象世界上多数政客一样，他们是一批精于计算的机会主义者。因此，只要香港的民主政治对他们有利，他们也会乐观其成。问题是，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分析，允许香港在近期实行普选，对大陆最高领导人来说，风险都相当明显。因此，他们用手中的权力来避免这些风险，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大陆当局的这个决定并非没有代价，国际社会对大陆一国两制的承诺，有了更多的质疑。

那么，从长期的观点看，香港的民主是否也没有希望了呢？事实上，香港未来政治制度的发展，早已不可避免地和大陆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发展联在一起。其中，广东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有根本的转变，将对香港民主的前途，最有决定性的意义。很明显，如果香港百姓的民主诉求，在广东得到积极反响，将对大陆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目前的现实是，香港的经济虽然与广东越来越紧密整合，而香港的民主诉求却依然孤掌难鸣。

众所周知，广东经济在大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是得益最多的省份之一。根据国际上的一般经验，经济繁荣有利催化民主政治。可是广东以及其他沿海发达省份，虽然收入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实行民主政治的压力，并不如经验预期那样强烈。如何解释呢？一种解释，是大陆当局对政治民主的要求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打压，每每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个解释虽然不错，但并不充分。我的一种解释是，大陆沿海省份，尤其是广东省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来自内地的廉价民工。本地居民不仅得益于外地劳工创造的大量财富，也得益于对外地劳工的不公平待遇。其中，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限制他们成为本地的正式居民。

民主的灵魂是社会成员权利平等，由于外地劳工不被接受为本地平等一员，广东本地居民对政治民主的诉求很容易被当权者瓦解。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当权者有足够的财力提高本地居民的福利，而让流动的外来人口去承担各种负面后果。目前广东的外来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两千万。一个存在大量流动人口的社区，要形成平等的公民意识非常困难，更何况广东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民，因此，外来流动人口不可能成为在广东推动政治民主的力量。

总之，广东高度依赖外地劳工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内生出推动政治民主的足够力量，只要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变，广东的政治民主将难有发展，香港的民主诉求仍将是孤立无援。

那么，广东能否长期地维持目前的经济模式呢？我的看法是不可能。首先，越来越多的外地劳工以及他们的家人子女留在了广东。不管他们是否能获取正式的居民身份，继续无视他们的基本权利（如子女的教育）不仅越来越难，同时也包含着很大的社会风险。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经济模式下，大陆内地的就业机会严重不足，会有更多的人到广东寻求生计。过多的流动人口给广东的社会治安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成本，继续依赖外地劳工发展经济对广东本地人来说，越来越不合算了。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广东的经济模式将被迫转型，减少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正是这个转型，将有利对平等权利的诉求，从而有利于广东民主政治的发展。到那时，香港的民主力量将在广东寻到众多的知音和战友。

许多人以为，上述过程将十分遥远。而我的判断是，由于大陆内地和沿海经济发展高度失衡，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内地巨大的就业压力，将不仅让广东难以承受，并导致整个大陆经济模式的转型。所以，对香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途悲观是没有根据的，真正的危险是，当政治民主化的风暴来临的时候，谁都没有准备好。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