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放縱「打AB團」是否還有其它目的？換言之，毛是否另有企圖，即通過大恐怖來重建根據地的新社會？
從各方面資料分析，在20年代以後，毛澤東已成為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忠實信奉者，毛領導開闢江西革命根據地本身就含有創建無產階級新社會的明顯目的，而創建這樣一個新社會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將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依照這種思想邏輯，舊世界的代表和象徵──地主豪紳及其依附於他們的知識份子，就必然成為革命的對象，於是為工農打天下就和消滅地主豪紳反革命成為一體兩面的事情。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30年的贛南根據地有很大的發展，即將與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經過幾年的經營，新社會的形貌已大致形成，其主要特徵是，根據地內絕大多數地主都已逃亡或被清洗，但是為數尚多的富農及地富出身的共產黨員仍在根據地內生活和工作。1930年後，新社會改造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全力打擊殘餘的地富份子及其子弟，包括清洗黨內出身於地富家庭的知識份子黨員。
在「肅AB團」中，地富出身的黨員首當其衝，成為被消滅的對象，即表明這種鬥爭所具有的「純化」的性質。
在中共黨內，毛澤東長期以反教條、反極左而聞名，並由此獲得全黨的擁戴。
但是在30年代初，毛卻並非如此，在某些方面，毛的極左與共產國際不相上下，這尤其體現在對待富農的方針上。
1929年，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併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的方針。1930年6 月，毛主持制訂了《富農問題決議案》，雖然強調了「抽多補少，抽肥減瘦」的分田原則，但是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毛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並無任何差別，甚至更為激烈。毛猛烈抨擊富農，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甚至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堅決贊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瞭「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分」，要求將他們從黨內「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
這樣看來，毛澤東決意發起「肅AB團」確實包含多重目的，鎮壓贛西南紅軍和黨組織不僅在於翦滅組織上的離心勢力，同時也是為了先行掃清黨內的障礙，以推行毛的改造社會的理想。在毛的世界裡，鎮壓是和「純化」互為聯繫的，其最後目標是建立一個由毛主宰的新天地。
毛澤東的這套思想邏輯究竟從何而來？就「純化」的層面而言，毛應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理論的影響，尤其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影響。1928年1 月24日，毛親自為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一幅對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若就清洗黨內反對力量的「鎮壓」層次而言，則無法找到毛受蘇聯經驗影響的直接證據，因為蘇共鎮壓黨內反對派的經驗此時正在形成之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鬥爭還未發展到肉體消滅階段，斯大林發動大清洗還在以後幾年。
可以得出的判斷是，毛在黨內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他在打江山中獲得的經驗與體會，在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歷代農民造反經驗和《水滸》一類的影響，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體悟的產物。這樣，毛就在國際共運中首次創造出了將對敵鬥爭方式用之於黨內的模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肅AB團」具有原創性。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和黨的核心層，在新形勢下，黨內、軍內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然而毛改變了策略，他已不再運用「肅AB團」那樣極端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和根據地內部的矛盾。難道毛澤東已認識並改正了自己過去的錯誤嗎？
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簡單。確實，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曾提到一句：「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沒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但毛從未就自己與「肅AB團」的關係問題作過詳細的解釋和「自我批評」，「肅AB團」不僅一直被肯定，富田事變也被作為「反革命暴動」的鐵案，長期不得平反。儘管如此，在毛掌權後，確實已不在黨內再搞「打AB團」一類的肉體消滅。
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澤東已實際控制了中共中央，他已有了號令全黨的合法性，已不再需用極端手段來維護自己的領袖權威。1935年後，毛佔據了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核心地位；1938年，毛又得到共產國際對他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隨著毛在黨內地位的加強，他的主張和意見也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義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毛從而也獲得了黨的意識形態的法理性。現在，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懾的形式出現，而較少訴諸赤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況下，革命恐怖只是作為配合毛的政治教育的一種輔助手段。在以後的歲月裡，作為革命策略大師的毛澤東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機器，就像中藥師配製藥方一樣，知道如何根據現實需要來調配這兩方面的比重，在毛的操縱下，革命恐怖機器已具備了某種「智能性」。1944年，毛果斷地宣布中止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搶救運動──那場運動曾經使根據地的許多老黨員誤以為又要再來一次「肅AB團」式的大清洗，但是他們錯了，毛無意也不願再重演當年的鬥爭，當毛的目標已基本實現後，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機器立刻停止運轉。在劉少奇的支持和協助下，毛又掌握了一種新方法：通過在審干─搶救運動中建立的制度機制，動用黨機構來洗刷共產黨內部，從而使黨永遠處在一個不斷被「純化」的持續狀態中。
如此看來，30年代初的「肅AB團」已成絕響。從延安時期開始，毛不斷重申「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可是毛終究難忘那如火如荼的「肅AB團」的緊張歲月，對當年的「肅AB團」，毛還是作出了他自己的「批判與繼承」── 在黨內中止肉體消滅，同時保留、發揚群眾性肅反的革命傳統，從此鎮壓與「純化」又有了新的形式，並與黨機構的審干肅反措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於是，搶救運動之後，又有反右、文革。
《二十一世紀》一九九九年八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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