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轉眼十四年已經過去了，可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卻總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十四年啊！多少少年長大成人，多少青絲變白頭。然而十四年之後，多少冤魂仍在長安街遊蕩，多少失去親人的父母妻兒仍在為死者討個說法而苦苦祈盼、守候。十四年，在茫茫宇宙的演生史中只是不及一提的一個小小數字，就是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也只配稱作泡沫或剎那，然而就個體生命而言，十四年幾乎相當於五分之一的生命期，是絕不能忽視並絕難輕越的歷史。我有幸或曰不幸在那個時間從長安街、從天安門走了過來，就生命個體的延續而言，我幸運沒有在那個時間終結而得以延續至今，可是就人生苦難體驗與對人世醜惡見證而使心靈倍受煎熬而言，我有時卻感到苟活是多麼的不幸!十五年來，我經受了太多心靈的炙烤，見證了太多社會的罪惡。這十幾年來，在「偉、光、正」一個個輝煌成就的謊言中，中華精神日見庸俗萎化，中華文明慘遭摧殘，作為從八十年代曾有幸呼吸過一絲絲清新空氣的我淪陷在十幾年的污泥濁浪與濃煙烈火中，深感窒息，日受煎熬。然而既然活了下來，曾親見過血腥屠殺的我深感有責任將當年這一切告知後人，一則讓被肆意曲解的歷史得以保存丁點的真實，再則對長臥而不得安息的靈魂給以一份個人所能的告慰。這是生者的責任，是我們責無旁貸的義務。雖然回憶是一種割剜陳創的痛苦，但我絕不敢因此而舍棄、逃避。就讓我將殘存在記憶深處的零星片斷訴諸紙墨，以作為對當年歷史的交代、對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評價的同仁們的祭奠，也使我沈重的靈魂能得以片刻的解脫。
痛悼胡公 表達心願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本來是一個平常的日子，然而胡耀邦先生的溘然去世給這個日子披上了厚重的黑紗並永久載入了史冊。當天下午噩耗傳來，北京師範大學校園頓時籠罩上了一層悲傷的氣氛，傍晚我回到寢室，室友們低沉的情緒更使我感到空氣的凝重。大家的言談失去了往昔的輕鬆活潑，不多的言詞中聲調也降了幾拍。胡耀邦先生的去世何以贏得知識界大學生這份沉痛？對八十年代的大學生來說，他們應該清楚地記得胡耀邦先生主導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直面歷史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排除阻力推行改革開放，尤其在文化思想界力倡思想解放，起用「三寬」部長，開啟了中國有史以來難能可貴的一個文化思想繁榮時期。然而八六年底的學生民主運動竟使得耀邦先生在頑固派的逼迫下辭職，這更顯示出耀邦與知識界的患難與共，因而深得知識界的敬仰與愛戴。如此一個幾十年來中國政治生活中難得的好人，居然在蒙冤受屈中忽然逝世，這在中國知識界自然引起了極大的失重感與失去依賴感，也喚起了知識界的極大同情與不平。作為知識份子集中地的大學，對胡公去世的沉痛反應自然更為直接而強烈。
我當時已是大四學生，除了寫畢業論文外已基本沒課，於是17、18日我就去天安門紀念碑前，一則表達對胡公的悼念，再則懷著追憶76年「四五」運動情景的心情去讀各種輓聯。兩天所見，前來紀念碑前悼念的人們都是非常克制而理性的。從輓聯到個別簡短講話都圍繞著緬懷胡耀邦生前偉績，感念他對知識份子的理解、關懷與愛護，同時表達對他被以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的不平，基本沒有涉及到政黨、政權、政體的問題。這種對胡公功績的緬懷與生前不公待遇不平的表達是這期間紀念的主旋律。
19日，我因有點資料需查就沒再去天安門。誰知當晚就發生了部分學生到新華門請願而被強行扭上車送回北大的事，並且在扭送上車的過程中，發生過武警公安人員打傷部分學生的情況（我後來在對話代表團還專門蒐集過證據，並找到了4月19日晚被打的學生）。
20日早晨，我還在床上睡覺時，被樓下幾個學生的呼喊聲驚醒。因為我住西南樓二樓北邊，窗外就是「三．一八」紀念碑。只聽一個青年在紀念碑前大聲陳述著昨晚被強行扭送的經過，呼籲同學們下午去天安門悼念胡耀邦，譴責打傷學生的暴行，支持學生的和平請願（後來我瞭解到這人就是吾爾開希）。等我起床下樓，叫喊及圍觀者已離去。我惦記著下午去天安門的事，中午就去西北樓轉轉。在西北樓一樓的門廳中，正見幾個學生在寫一橫幅，大家商討著應寫甚麼，我也參加商討，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寫「繼承耀邦遺志，發揚民主精神」。下午將近3點鐘時，吾爾開希跟幾個同學打著橫幅在「三．一八」紀念碑周圍轉了兩圈，大聲呼籲學生參加去天安門的悼念聲援活動。約3點半，大約五、六百學生從「三．一八」紀念碑前集結後出發。當時天色陰沉，烏雲壓城，正是暴雨將臨之像。果然學生隊伍剛走出師大校門，暴雨便至，閃電雷鳴，氣勢悲壯。許多同學於是趕緊跑回學校，或躲在街邊樓下。我因沒帶雨具一下子就成了落湯雞。記得吾爾開希穿了件雨衣。隊伍在雨中有過驚慌的混亂，但沒有停留，不過到了新街口豁口時只有四、五十人了。吾爾開希在積水潭地鐵出口對面的空地上對過往行人發表了演講。當時雨還沒停，只是比之前小了些。他講的還是昨晚新華門發生的情況，因下雨過往行人停下較少，加上來的學生也就一百餘人。講完後吾爾開希看人太少，提出是否返校，待明天沒有雨後再組織同學們前去天安門。我想扛出來的橫幅因為下雨而扛回去似乎不太好，於是跟他說就算剩下我們兩也應扛到天安門去。他於是沒再說甚麼，我們打著橫幅向前，過了新街口，隊伍只剩七、八人了，雨依舊下著，我們一路前行。街邊行人看到我們或駐足，或叫好，或喊一聲「耀邦永垂不朽」以示支持，行人的讚賞與支持極大地鼓舞著我們。
在暮色降臨天安門時，我們一行只剩六人從長安街進入了天安門。在我們還未踏入廣場時，許多堅守在紀念碑下的人們就遠遠地跑來迎接，許多帶著相機的上前來拍照。這一幕後來作了五月份《大學生》雜誌的封面，大概當時雜誌記者就在拍照者之列，不過《大學生》雜誌也可能因此而罹難，因為我後來再沒見過這份雜誌了。
廣場上的堅守者的歡迎，給了我們極大的安慰與鼓舞。我們似乎是被簇擁著走到了紀念碑下，在紀念碑座基下，吾爾開希向圍觀的人們發表了演講。剛講了幾句，從紀念碑台階上走來一個人，跟吾爾開希說先別單獨發言，待大家協調統一後再講，但吾爾開希沒有理會繼續講了昨晚的所見及紀念耀邦的意義等。過後我才知道這個從紀念碑台階上下來的人就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周擁軍。演講完後，我們將橫幅送上了紀念碑，這時周擁軍又過來跟我們說學校應該聯合起來統一行動，對此大家都表示認同，但如何聯合一時似乎說不出個所以然。因雨仍然下個不停，我們濕透的衣服在北京四月的夜風中顯得有些寒冷，又加上步行三十多里路，早已飢腸轆轆，於是我們就往回趕。在地鐵車上，我跟吾爾開希商談著悼念胡耀邦的情況，深感北京高校聯合協調行動的必要。我覺得悼念活動發展到今天，從悼念到請願，尤其昨晚發生的強行遣返情況可能使事情激化，那麼為了悼念耀邦並為民請願，北京高校學生應該聯合行動。因為胡耀邦22日也就是後天將開追悼會送別，時間非常倉促，這時必須有人跳出來牽頭，肯定得有人出來。我當時建議吾爾開希出來牽頭組織。這絕無推他作炮灰的居心，也沒有讓他成為名人的遠見。提出此建議是基於當時的客觀需要，同時我說明瞭兩點：其一，民主是一個漫長的奮鬥過程，中國民主建設肯定還需要長期艱苦的鬥爭。我自己馬上大學畢業了，要在大學中繼續發揮作用，還是讓大一大二的學生出來較好；其二，憑八六年學潮的經驗，就算有危險會秋後算帳，在校大學生一般過後談談心教育一下就算了，不會有甚麼大問題，畢業生可能就會受影響（這無疑帶有功利性的考慮，但當時遠未料到後來的形勢）。
需要一提的是在紀念碑下我碰到了一個從天津商學院過來悼念胡耀邦的學生，一聊跟我老家較近，於是領他一塊到學校來並約定他第二天回天津通知各校學生22日趕來北京參加胡公的追悼會。回到宿舍，我簡單地沖了包方便麵吃了一下。安頓了那個學生後，我總覺得有點不放心，於是又去西北樓吾爾開希的房間瞭解情況。我與吾爾開希進一步強調了必須有人出來號召協調統一行動，並說明這時候誰先出來學生就認誰的現實。直到看到他找幾個同學商量行動，我才回宿舍休息。我之所以不避賣弄之嫌疑而詳細述說這一過程，是為了戳穿後來當局製造的所謂學生運動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有預謀的甚至跟國外勾結而發起的一場動亂」的無稽之談。根據我的親身經歷，這一運動完全是自發的。
21日等我起床，已聽到同學們議論有個叫吾爾開希的人以北京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的名義號召北京高校學生今晚到師大來集合，統一去天安門廣場參加明天胡耀邦的追悼會。我送走了天津的學生並叮囑他明天7點前（也就是天安門路口管制前）帶天津同學到北京站，我接他們共同進入天安門。
到晚上六點多鐘，北京高校陸續有學生來到師大並統一集合在操場。晚上九點來鐘北京各主要高校的學生都來了。於是學生們從師大出發浩浩蕩蕩前往天安門參加胡耀邦追悼會。為甚麼選21日晚上去天安門？因為22日天安門會實行交通管制，到時肯定進不去。我因考慮明天一大早要去北京站接天津來的學生，本來跟著隊伍出了校門，又跑了回來。
22日六點多鐘，我趕到北京站，在那直等到八點仍不見天津來的同學（後來才聽說他們已在昨晚趕來了），於是我就想往天安門趕，結果已經進不去了，只好在外面徘徊一通，聽聽廣播就回了學校。
回到學校不久，去天安門參加追悼會的同學回來了。他們氣憤的議論告訴著我天安門所發生的一切。
隨之高校就有停課的呼聲。24日、25日陸續有一些學校出現停課現象，但沒有普遍而全面的停課，也就是說北京不是所有高校都停課了，就是停課的學校也不是全部課都停下了，應該說此時停與不停還在爭議中。誰知25日晚中央一臺新聞聯播播出了臭名昭著的「4、26社論」。
抗議定性 要求對話
「4、26社論」是八九學生運動從悼念胡耀邦、表達願望到抗議政府、爭取平等對話的轉折點。「4、26社論」的直接後果就是將還在猶豫停課與否的師生全部推出了課堂。當天北京高校似乎全部停課。4月27日北京高校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環城遊行，主要目的就是抗議政府將學生悼念胡耀邦並提出一些改革建議的活動定性為「受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操縱的動亂」，要求政府與學生平等對話。這種定性的錯誤與武斷激怒了北京高校的學生與有良知正義感的知識界。
針對「4、27大遊行」中提出的平等對話，當局為了平息事態，在4月29日欽點了幾所學校的幾名學生會幹部去表演了一場「訓導式」的對話。這一拙劣的表演完全顯示了當局對民意的漠視。因為對話必須是雙方代表，學生代表必須能代表學生，這就要求是學生選出的而不是官方欽點的。對話所談論的問題也必須是學生普遍關心的問題而不應是官方以家長領導姿態的單方出題與訓導。29日對話的公布更激怒了廣大學生，他們深感被愚弄與欺騙。於是罷課依舊，呼籲公開平等真誠對話的呼聲更高更堅定。當局迫於形勢也曾在多種公開場合表示願意接受對話，於是北京主要院校於5月初紛紛選舉代表組成了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準備與政府對話。
北師大於5月5日在「三一八」紀念碑前通過公開演講、學生直接投票的方式選舉了5名對話代表，後來實際參加對話代表團的共3名。我有幸成為北師大對話代表之一去參加對話活動。
代表團定在中國政法大學主樓會議室召開會議。6號我去參加會議時代表人數共30餘名，主要以社科院、北大、清華、人大、法大、師大等高校的研究生為主，許多是博士生。政法大學的項小吉據說曾參加過亞洲大學生辨論賽並且學國際談判的，自然成了會議的主持者。社科院的何光滬以博學老成穩重而成為代表團倚重的對象。會議進行到11號，中國人民大學增選了江棋生參加對話代表團。江棋生雖然來得晚幾天，但他的儒雅舉止、包容品格與嚴謹的邏輯思辯幾乎在當天下午就贏得了代表團人員的一致首肯。代表團作了較粗略的分工，我被分去調查4月19日晚打傷學生情況。記得我還找到過一件被撕破並帶有血跡的牛仔服，當事人願出面指證當晚的暴力行徑。所以我確信4月19日晚是發生過暴力毆打學生事件的。
對話代表團的理論素養在當時無疑是非常高的，有幾個還是當時國內不多的法學博士，然而大家對中國的社會問題研究是不夠的，對中國未來的整體建構、現實如何改良等都缺乏系統的認識，因而對話提出的問題與改革方案都較零碎，沒有一整套系統的東西。我還記得當時魯迅文學院的一位老師曾送來一個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大家欣喜不已。因為當時條件所限，畢竟中國改革開放才十來年，中國文化思想界自身研究剛起步，對外國的東西接觸吸收也很有限，尤為關鍵的是由於胡趙的開明執政使中國在許多方面顯示出新氣象、新活力，學界在根本性問題上對現政體是認同的，沒有考慮去質疑。因此代表團的根本立場是幫助改進政府不足、促進社會健康良性發展。我記得當時最大膽的質疑也無非是憲法前言的四項基本原則，當然財產權等公民的基本權利也在考慮之列，但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根本沒有去涉及，也就不存在疑議。總體而言，對話代表團相對政府來說還是站在一個進言上書甚至獻策的地位。然而如此的對話也被一拖再拖，甚至在對話代表團組成後，當局仍意圖繞開對話團而謀求與官方學生會對話。這嚴重凸顯出當局缺乏與學生代表對話的誠意。
這種一再的拖延，使期待中的學生忍無可忍。5月13日，以柴玲為首的一批學生簽名絕食以抗議政府的失信，敦促對話的早日舉行，事態進一步擴大。當聽到學生去絕食時，看著那一個個堅定決絕的身影，我的心沉到了冰窖。誰將這些學生逼上了自殺之路？
5月14日，迫於絕食後所引起的國內國際的強大壓力，同時也顧及到戈爾巴喬夫的即將訪華，當局作出了接受對話的決定，於14日下午通知到對話代表團，並要求馬上趕去。當時對話團因陸續有北京一些高自聯人員加入，人員已增至50餘人。當局只要求二十多人，來接學生的車只能容二十餘人。於是對話團又自己挑選了一下，基本上去了一半。我不在去者之列，但有種無言的輕鬆與解脫。因為我深感自己在許多方面跟別的代表相差較遠，我相信他們去完全可以信任學生們的重托，而如果我去，這沈重的擔子就未必承擔得起。我於是跑著回了師大，吃了晚飯就趕往天安門去靜候對話佳音。
我大概在下午六點多鐘趕到了天安門。心中一直記掛著對話，到傍晚八點多鐘，聽說似乎對話了，好像廣場的廣播也在播，但聽不清，太嘈雜。據說天安門廣場的一些負責人也趕去了對話現場。九點多鐘聽到對話失敗。我默默地坐在紀念碑前，看著成片絕食的學生，我說不出心中的苦味。當晚學生考慮政府第二天要接待戈爾巴喬夫而主動將絕食隊伍移到了廣場紀念碑的東邊。當看著餓了兩天的學生艱難地挪動身體還有衣物時，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第二天，我看到大批激情澎湃的市民，我們前去問他們對學生絕食的看法，竟沒有碰到反對者，都是充滿著對學生的理解同情與讚賞，一致譴責政府的失信。這種情緒幾乎感染了整個社會，以致北京人民的精神面貌一下子似乎好到了極點。街上容易引起爭吵叫罵的事端，如自行車相撞、阻車等等，都一概化成了和氣的互相道歉與微笑的耐心等候，甚至小偷都發表罷偷宣言。絕食淨化了人們的靈魂，也展現了未來的希望。的確，「當那麼多人為了社會的責任，為了民願的表達不惜犧牲生命時，我們有甚麼事不可以諒解、忍耐？」這成了當時社會的共識。
16日晚，我又獨自來到紀念碑下想看看絕食學生的狀況。將近12點，我聽負責保安的學生說有兩位工人強烈要求進入學生防衛圈內，廣場指揮部無暇接待。我於是前去將兩位工人領了進來並陪著他們在紀念碑下轉了兩圈後坐在紀念碑前詳談起來。兩位工人中身材高大的一位自我介紹叫韓東方，從他言談中我感到他應參加過「四．五運動」。他一則為學生的義舉而鼓舞，同時對廣場的組織管理狀況表示出一些憂慮，並談了許多好的建議。我隨後將這些建議交給了廣場指揮部。在接下來的幾個晚上，我還不只一次看到北京市民打著聲援學生的橫幅到天安門來想加入學生隊伍，卻遭到學生的拒絕而被隔離在圈外。學生為了保持運動的純潔性，拒絕著跟外界的聯合。我看得出市民的難過，但他們仍然對學生給以理解。
5月14日晚學生與當局的對話雖然失敗了，但高校對話團沒有放棄努力。大家通過一切可能的途徑將要求繼續對話的信息傳進中南海。有幾個晚上代表們因可能的對話而徹夜守候在皇城根下，大家急切期待重新對話的心情真是天地可鑒。當然此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天安門絕食的學生每延續一天生命就多一分危險。許多學生已經因絕食而昏厥，並不斷傳來學生絕食變成植物人甚至死亡的消息。救護車在廣場與醫院間的鳴叫聲聲敲擊著對話代表的心。然而一切的呼籲請求都如石沉大海。
5月18日，對話代表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後趕到中國音樂學院去開會。會議中新聞聯播的時間到了，大家心懸著天安門情況，於是打開電視收看新聞聯播，當看到一輛輛救護車長鳴著將一個個生命垂危的學生送往醫院並聽到紅十字會一位副會長出來談絕食幾天後學生生命危險情況時，整個會場哭聲雷動，四十多條漢子（因有幾個代表沒到）肆意橫流的淚水模糊了電視的畫面，不可抑制的嗚咽蓋過了街上的車鳴。就我而言，自我有記憶以來有過兩次痛哭。其一，是我十四歲的時候，母親因病去世，那種失去親人的痛心，讓我無法抑制悲哭；其二，就是這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我不只一次地痛哭過，為學生那種慷慨赴死的豪情和與之相對的當局的冷漠殘忍，為自己多年培養的信念的崩潰。說實在的，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這個社會的黨和政府還是值得信賴的、可以依靠的，而今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這些都被擊得粉碎了。如果說第一次是為個人人生的不幸而痛哭，這第二次則是為天下蒼生、為中華民族的不幸而痛哭。
北京戒嚴 「六．四」屠殺
但是，痛哭並沒能等來對話，卻等來了大家萬萬想不到的「戒嚴令」。
5月19日晚發布的「戒嚴令」宣告了一切對話企盼的破滅、一切為對話所作努力的終結。這種出人意料的程度超出了對話代表團任何人的預見。大家不僅沒有預見到，而且在討論中幾乎一致認為無論情況怎麼樣發展，當局採取多麼非常的手段，也不至於在北京戒嚴。畢竟北京不是拉薩。北京中外交流活動頻繁，外賓雲集，戒嚴後在國際上的影響後果不堪設想。我還記得代表團中有人曾戲稱在北京戒嚴那是天方夜談，就是有人想為，也未必敢為。然而事實證明，學生是太天真善良了,就是最壞的設想也遠不及現實的殘酷。
5月19日，「戒嚴令」下達，戒絕了學生對話的幻想，對話代表團基本解散，各自回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返回師大與陳章寶主持北師大學生理論宣傳部的工作。
5月22日，我作為北京高校代表出席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天安門西觀禮臺舉行的成立大會。會上韓東方與另外幾名工人活躍份子當選為工自聯常委（周擁軍以王鐵之名也當選了，記得當時還就此有不同意見，但後來還是通過了）。會上通過了工自聯章程，整個章程是由一個法學博士依照法律條文起草的，通篇是在理性和平的範圍內，沒有甚麼出格的言詞，更沒有甚麼威脅或顛覆政權的目標。會議期間，不知甚麼人想衝進觀禮臺，一度引起過門口的混亂。當然我們有理由相信安全部門的關注，但我們本來就沒有任何隱瞞的意識。會議還算順利地結束了。在戒嚴令下達後，工自聯的成立無疑是件振奮人心的大事。對此我毫不掩飾地當面對韓東方等人表達過敬意。
由於戒嚴令的下達，對話希望的徹底破滅，天安門絕食的學生也就宣布停止絕食，改為靜坐。全國聲援學生民主運動已成燎原之勢。形勢發展需要北京高自聯能站在全局角度來處理問題。自絕食以來，因一些高自聯人員也參加了絕食，導致高自聯事實上以天安門為工作場地。為指導絕食，天安門廣場又成立了廣場指揮部。兩套臨時性的班子經常在處理一些問題上出現意見分歧，這客觀上影響著工作的開展。為將高自聯撤出天安門，五月二十幾號（具體時間我已記不(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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