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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諜影:蔡小洪等中共高官為什麼當外國間諜?

作者:凌鋒  2004-02-03 22:26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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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辦公廳秘書長蔡小洪等多人涉嫌充當外國間諜被扣查,香港諜影幢幢,引來媒體的追逐。香港的確是「國際間諜中心」,但是有多少真實,又有多少是冤案?香港不如籌建間諜博物館來吸引遊客。

  在香港七一大遊行,市民的民主訴求給中共和特區政府造成困擾之時,香港卻又爆出幢幢諜影,使氣氛更加詭譎,問題更加複雜。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香港《太陽報》披露中聯辦(即九七前的香港新華社)辦公廳秘書長蔡小洪因懷疑被外國情報系統收買,出賣國家機密,涉及款項四到六百萬港元,於七、八月期間,被有關當局扣留在北京接受調查和問話。蔡小洪是前司法部長蔡誠(1988--1993)的兒子。高幹子弟淪為西方國家的間諜,自然更引起關注。香港媒體連著多日追蹤這則新聞。

  蔡小洪背景與他的同夥

  這個蔡小洪可是「根正苗紅」的人物,他是廣東普寧人,一九八九年就調來香港工作,於去年七、八月間被捕,但是由於七一大遊行剛結束,香港政局動盪,所以當局秘而不宣。

  根據香港《蘋果日報》提供的資料,蔡小洪本姓伍,祖父伍治之、祖母蔡楚吟早於一九二零年代已成為中共地下黨員,一直都與周恩來有來往,伍治之早年曾替中共從事秘密工作而被捕入獄,其妻蔡楚吟在上海表面是教師,實則也是中共諜報人員;四十年代兩人被周恩來派來香港協助廖承志工作。蔡小洪父親蔡誠原名伍毅鴻,年幼與父母失散,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在中共革命聖地延安長大。四九年前曾任偵察隊隊長,為掩飾身份而改名換姓,跟從祖母的姓氏。中共建政後蔡誠在公安部門工作,八八年官拜司法部長,其後轉為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退休後出任海峽兩岸法學交流促進會會長。出身於中共間諜世家的蔡小洪最後成為外國間諜,可謂「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中聯辦辦公室秘書長號稱是「大內總管」,自然掌握不少國家機密。收買他的據說是英國的諜報機構,因為當時也只有英國對中共的香港政策有興趣。但是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拒絕評論此事。而蔡小洪的妻兒早已經去了英國,可能是作為他充當間諜的交換條件。

  冰山一角引發人心惶惶

  中通社很快的在十二月十七日下午發放題為《中央駐港聯絡辦有關負責人談蔡小洪案》的新聞稿,引述中聯辦負責人說:「蔡小洪因涉嫌泄露國家秘密等違法犯罪行為,現由內地司法機關依法進行審查。有關部門近年來破獲的多起間諜案件顯示:外國間諜情報機關長期針對和利用香港從事徵募、策反、竊密等間諜活動。蔡小洪案只是外國間諜情報機關在香港進行間諜情報活動的案件之一。目前,此案正在審理中。」

  十二月十九日,中聯辦官員首次公開就此事作出回應,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告訴記者:「香港這個地方,外國情報機關做了很多事情,蔡小洪只是其中一個,還有很多其它事情,你們都應該知道。冰山一角嘛,是整座冰山,蔡小洪只是一角。」

  「案件之一」和「冰山一角」,都表示還有其它間諜案件或還有餘黨,而且為數不少,因此難免引起中聯辦內部人員惶恐不安,部知道還有哪些人是外國情報機關「徵募」和「策反『的對象。果然,親北京的《東週刊》在二十三日報導,除了蔡小洪,至少有三名於一九九七年回歸前任職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高官涉嫌參與間諜活動,包括辦公廳主任劉林、前任臺灣工作部處長魏平元,和前任副社長鄭華的秘書陳瑜林,三人先後在大陸遭扣查盤問。報導說,劉林於一九九零年從深圳市政府調任新華社香港分社辦公廳副主任,後升為主任,接觸大量國家機密,包括北京高層人事變動、重要決策和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中的中方意向等。一九九三年,當時的辦公廳副主任蔡小洪穿針引線,誘使上司劉林同流合污。

  香港政局動盪與此有關?

  報導還說,負責代表英方收買該等中方官員,並把情報傳送到英國政府的中間人,是一名警方前政治部警司,同時是英國軍情六處特工。他在回歸前退休,先加入香港一家保安顧問公司,後與魏、陳等新華社官員合夥,在深圳經營地產生意,以生意上的利益收買兩人參與間諜工作。

  據悉,除了金錢利益外,由於當時港英警方政治部亦掌握了這些新華社高官的「黑材料」,威逼利誘雙管齊下迫他們就範。這名警司在回歸後繼續以商人身份穿梭中港兩地進行情報工作,去年八月經文錦渡返回深圳時被捕,拘押在廣東省國安廳接受盤問。

  另據香港《太陽報》引述消息人士說,香港回歸初期,西方國家在香港的情報活動確實有所收斂,但近年卻再度轉趨活躍,更發現個別亞洲國家亦加強在港的情報蒐集活動,情況確如中聯辦負責人日前所言,蔡小洪案其實只是冰山一角,香港近年政治勢波譎雲詭,與此不無關係。

  這最後一句話可圈可點。看來,中共上下如果要推卸責任,最後會將七一大遊行也歸咎於國際間諜的煽動,那就鎮壓有理也。

  就在這敏感時刻,英國外交部次官韋明浩於十二月十八日抵香港港訪問,他是訪問北京以後到香港的。他接受傳媒提問時,拒絕評論蔡小洪案,亦拒絕評論任何與情報活動有關的問題,聲稱這是英方慣例,今次沒有例外。他反而表示,較早前他在北京訪問曾向中國外交部官員表達對香港政制發展的看法,即以符合廣大市民意願的步伐,盡快達至《基本法》規定的最終目標,以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員,香港特區政府明年將就政制進行諮詢,英國政府對此表示歡迎,香港市民應藉此機會表達意見。

  過去幾宗重大的間諜案

  長期以來,香港就是國際間諜中心,更廣義來說,是情報中心,特別是中共鎖國政策時候,各行各業都到香港蒐集有關中國的情報,間諜更不要說了。但是除了西方國家的間諜,中共自己的間諜在香港也一樣活躍。中共建政後在香港發生有關間諜的重大案件和風波大致有以下幾件,哪些真實,哪些冤案?

  「起義」投共以後的香港《大公報》,其發行人周榆瑞於一九五三年被中共誘回大陸後在蘇州的火車上被捕。理由是他在國共內戰期間擔任大公報記者時常常進出美國大使館和美國軍事代表團,並且同一名英國記者關係密切。中共認為該記者是英國情報人員,因此認為周也是間諜。周被扣押到一九五七年,到他答應充當中共的間諜以後才被釋放回香港。周榆瑞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逃離香港到英國,並且出版《彷徨與抉擇》披露真相,一九八零年周榆瑞在英國病逝。

  周榆瑞逃離香港的第二個月,香港爆發另外一宗間諜案,這兩者之間是否有什麼關係就不得而知了。十月六日,港府新聞處宣布,華籍助理總警司,警察學校副校長曾昭科被當局扣留。事件轟動全香港。因為曾昭科是英國人培養提拔下當時級別最高的華籍警務人員,並且送到英國受訓。十一月三十日,香港政府再度宣布,曾昭科涉及間諜行為,經羅湖遞解回中國大陸。曾昭科後來出任廣州暨南大學外語系系主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董事會名譽主席,一九八三年開始出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至今已經二十年了。中國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以後,曾昭科已經多次「衣錦還鄉」回香港。

  一九八二年,中共把香港《新晚報》總編輯,《大公報》副總編輯羅孚誘回廣州開會時將他逮捕,以間諜罪判刑十年。羅孚在香港長期從事新聞文化工作,在中共港澳工委中負責統戰,接觸許多文化界右派人士和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人員。在他「失蹤」後,反而他的右派朋友為他鳴不平,但是當時作為他副手和培養對象的曾德成(剛剛去職的民建聯主席曾鈺成的胞弟,董建華內閣中央政策組的成員)卻趁機在報社內開展奪權鬥爭,擴展自己勢力,令人為之噓唏。次年六月,主管港澳工作的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病逝,羅孚立即被假釋出獄,但是不能回香港而只能住在北京。一直到「刑滿」才回香港。他的間諜案到底是怎麼回事,還沒有真正解開。九七前他移居美國舊金山,後又回到香港。

  無處不在的諜報人員

  除了這些間諜案外,八十年代還有「黃賢案」,這位在哈佛修讀法律的道地香港人,抱著滿腔愛國熱誠,在中共改革開放初期就到北京貢獻自己的才能。但是不幸沒有多久就被以間諜罪判刑十年。有報導原因是他曾經複印若干經濟文件而被同事所告發。黃賢獲釋後非常低調,似對「愛國」無悔。

  三十多年潛伏在美國中央情報局而在八零年代被揭露的中共間諜金無怠,去年在洛杉磯被揭露的美中雙面間諜陳文英,都曾經多次在香港同中共間諜接頭,可見香港「國際間諜中心」的地位。

  除了這些大案以外,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諜報人員,例如九七前中共通過每天放出一百五十人到香港,滲入一批諜報人員,有些編製內,有些編製外,遍佈香港各角落,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廣種薄收,不一而足。

  當然,中共派大批諜報人員到香港,不止是決定收回香港以後的事。筆者在七零年代中期從上海移居香港以前,就常常聽說中共在香港的間諜如何厲害。特別是那些在香港有親友的資本家,有個別人還可以往返滬港兩地,更是傳出一些聳人聽聞的消息。例如他們在香港的私人活動,中共公安部門都可以拍下照片等等。

  日常生活籠罩間諜陰影

  七零年代初期,越來越多的東南亞華僑離開中國到香港,有關的流言也越來越多在華僑圈子內傳播。例如文革初期逃亡國外的著名音樂家馬思聰某次在發表反共演說後,立即被一個殺手開槍打死(到香港後查證才知道是謠言)。另外,從中國出境到香港的人士在過香港羅湖海關時,會被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官員帶到小房間盤問,帶有收集情報性質,華僑之間也相互轉告要小心說話。因為有些華僑在國內被迫害與長期言論受壓之後,一到香港就大吐苦水,大罵老共,但是一到居住地,就會有人打電話來,責問在海關說過什麼話,警告以後不准亂說話。這是表明即使在港府的人民入境事務處,也藏有共諜在內。為免「言多必失」,筆者在過海關被盤問時,因為文革在工廠做過八年工人,所以沒有暴露大學畢業的身份,以免被問許多問題而難以回答。因此當時主要問工廠的產品和產量,大概也可以從這些具體資料中分析出中國的經濟情況。還好筆者是普通工人,只能談泛泛的數字。他們還關心唐山地震的情況。因為出境前公安人員已經警告「報紙上沒有說的,你也不許說,否則我們馬上就可以知道」,所
以我也只能用報紙上的新聞來說。

  筆者到香港不久,出於良心的驅使,開始寫揭露中共的文章,但是害怕中共報復,所以稿費都是別人代領,避免暴露身份,以後要登記身份證號碼就沒有辦法了。有一次給司馬璐的《展望》寫稿,刊出後也不敢去拿稿費,因為覺得司馬璐「政治面目不清」,會不會是「蘇修特務」?香港地鐵通車後,我排隊等地鐵也很小心,人多時盡量不站在第一排,以免被人推下軌道內。可見香港諜影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的影響。這也是九七後離開香港眾多原因之一。

  如今香港又是諜影幢幢,希望別影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才是,也不希望往日眾多的冤案再現。更不可將它作為反對推行政治改革的藉口。如果香港學習美國,也籌辦一個「間諜博物館」,或者可以吸引更多的遊客,繁榮香港經濟。只怕圍繞董建華周圍的地下黨(變相間諜)會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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