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伯恩斯: 張藝謀完蛋了

張藝謀的電影，我一度也非常喜歡。但是，現在，我覺得他已經是過了氣的人了，成了過期的罐頭，而且發出不良的氣味，已經不再能讓我感興趣了。

不再喜歡張藝謀，是因為他新近拍的所謂巨片《英雄》。《英雄》在我看來，愚蠢無比，從對話到表演、到導演思想、到故事主旨、到故事的敘述方式，都愚蠢拙劣得無以復加。

一度非常喜歡張藝謀，覺得他的電影在共產黨鐵桶一般嚴密的專制之下，能夠委婉曲折的表現個人價值。也就是說，他的電影跟他在其中生產電影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審查制度之間有一種張力，一種緊張關係。

共產黨總是要消滅個人。除了最高領柚可以擁有絕對白由（可以自由為虐）之外，其他芸芸眾生都應當是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這種野蠻、落伍、非人道、非理性的意識形態，在號稱（並被外界普遍誇讚的）實行「改革開放」的今日中國，依然被官方公開宣揚。

愚蠢而赤裸裸的政治宣傳去年十月訪問中國，下飛機住進旅館，打開電視首先看到的一個節日，就是一個老共產黨員、老模範工人如何勤懇為國工作幾十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她不斷遭解雇（用中國共產黨的話說就是「下崗」，聽上去好像是下班，可以回家喘息休息，而不是斷絕生計的壞事），但是她都沒有抱怨，而是繼續勤勤懇懇，自謀生路，不給黨和國家找麻煩。

當時看到的第二個電視節日，是臺灣遊客到中國大陸旅遊觀光，他們如何跟大陸人唱起歌來，大唱「我們都是一家人」說實話，我對電視向來反感，認為電視是敗壞腦子的蠢物，我在美國也很少看電視，也反對家人、孩子看電視。但是到了中國，看到這些比美國電視還愚蠢的電視節目，看著這些愚蠢得無以復加，赤裸裸的政治宣傳，我很為中國人悲哀，為中國悲哀。

在中國，千百年來，從焚書坑儒到「菜根譚」，百姓有意無意的接受、或被迫接受的主流意識形態是，雞蛋不能碰石頭，百姓應當服從皇帝或最高領袖，逆來順受是百姓的最高美德，個人是無足輕重、無關緊要的。

共產黨把這種蔑視個人價值的意識形態推到了極端，而且直到現在還在給百姓灌迷魂湯，要百姓不要看重自己的個人價值，自己的福祉，自己的生命，不許老百姓從個人的生命價值、福祉、尊嚴出發對當局提出質疑。

不錯，大陸和臺灣人都是一家人（其實，何止大陸人臺灣人是一家人，全人類都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為甚麼人家提出要分家（兒女跟爹娘分家，跟兄弟姐妹分家，依然是一家人），你就非要用飛機大炮飛彈把人家打個稀巴爛呢？因為個人的生命，包括臺灣成千上萬的百姓的生命，是無足輕重的，國家統一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共產黨，為你當牛當馬幾十年。你當年說好，只要跟共產黨走，我就可以終身生活有保障。為甚麼在我即將進入老年，在我把最好的年華、在我把精力體力最充沛的歲月貢獻給共產黨之後，在我最需要生活保障也理應享受生活保障的時候，你共產黨要拋棄我不管我的死活，非要我在風燭殘年的餘生自謀生路呢？

● 張前期劃電影顛覆共產黨價值

在中國這種完全蔑視個人價值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環境中，張藝謀早期的電影，如《大紅燈籠高高挂》、《活著》，試圖伸張、鼓吹個人的生命價值，因此，他的電影就顯得有趣，因為有張力，有緊張。

換句話說，張的這些電影所表現的對個人價值的尊重，是跟共產黨抹殺個人價值的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或相對抗的，是對共產黨的價值觀的顛覆，有可貴的顛覆性。作為消遣的文學，跟作為消遣的許多體育活動或遊戲一樣，必須有對抗才有趣，才值得看，值得玩。

順便說一句，這裡所說的顛覆性，是一個現代西方文學批評概念，文學理論概念，不是法律、政治概念，儘管在共產黨國家或任何專制國家，文學和文學理論跟政治和法律是劃不清界限的。畢竟，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而輝煌的文字獄歷史的國家，直到今天，在中國大陸還是不斷有人因為文字而入獄。

在西方，文學的顛覆性，文字的顛覆性大致指的是對強權、對現成觀念、強勢理念的顛覆，反抗，突破，人的思想可以藉以活躍起來，保持新鮮，不至於僵化。用中國老話翻譯來說就是「突破巢臼」。

文學藝術的突破巢臼，不一定非要跟官方對著干或驚世駭俗。關鍵在於文字或藝術作品的生產者是否有心。從美國文學來看，也可以舉出很多顛覆性的文學例子。舉一個我所熟悉也喜歡引用的例子來說吧。當年的奴隸販子從非洲劫持黑人到美國來，讓他們充當會說話的牛馬。奴隸主強迫他們放棄自己的原始宗教，接受基督教，讓他們相信，他們天生只配當奴隸。黑奴們不肯放棄自由的希望，高唱基督教的聖經歌曲，表面上是對奴隸主的服從，順從，甚至還好像是哀求，但是，他們的歌實際上表達了他們的「心懷不軌」，他們不肯乖乖就範，甘當奴隸。對基督教靈歌如此利用，就是對奴隸主所強加的基督教的顛覆，是對奴隸主的價值體系的顛覆。這樣的顛覆就是上好的文學。這就是文學的力量，文學的價值。

我們所看到的張藝謀先前的電影所具有的力量和價值也是這樣。例如，電影《活著》表面上是遵循、服從中國執政黨共產黨有關中共政權歷史問題的評價標準，只是對「解放」後的某些過火的、荒謬現象進行批評、諷刺。但是，《活著》也很容易讓人看到，生活在蔑視公正、蔑視個人生命和個人價值的中共政權下，活著是多麼艱難。這無異是對「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的顛覆，是對共產黨政權存在理由的顛覆。

張先前那些比較好的電影，劇本也很好，人物對話常表現出一種讓人哭笑不得的幽默。我本人最喜歡的一句對話是電影《活著》當中，一個好心的共產黨街道幹部說到一個被鎮壓的所謂的惡霸：「他家的房子用的木料真是好，大火燒了三天才燒完。」（不妨也可以用這句妙語概括中國兩千年來的文明史。）

● 張藝謀想拿諾貝爾獎是無知

但是，電影《英雄》則讓人大失所望，因為它成了跟共產黨沆溪一氣的宣傳。影片力圖展現暴君秦始皇如何富有人性，惺惺相惜，英雄識英雄，富有雄才大略（他焚書坑儒則一字不提），而反抗秦始皇的人也是從維護文化的大義出發進行反抗。個人的生命價值成了不值得一提的東西，或可有可無不值得大驚小怪的東西。當然，電影裡面也有愛情，但是，愛情在裡面完全是拙劣的多餘佐料。

北京當局讓張藝謀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電影《英雄》的首映式，也多少說明瞭一點問題。共產黨政權大約是希望人民體諒它的苦衷。（親愛的，我打你，殺你，實在是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我也不忍心呀，完全是硬著心腸做，心裏也很難過呀。別恨我，好嗎？我也是為了你好，為了你的子孫的未來好。）

因為共產黨也跟秦始皇一樣追求對百姓沒有好處的國家統一的排場。共產黨政權也跟秦始皇政權一樣，打擊鎮壓持不同政見的文人，鏟除不符合當局需要的文化，為的是國家政權的穩定。（至於國家統一是為了甚麼，國家政權穩定是為了什麼，誰若膽敢詢問這些問題，一定是圖謀不軌，屬於應當坑殺槍斃之列。）

看了張藝謀的《英雄》，我覺得他完蛋了，已無甚可觀了，我今後再也不要看他了，因為不必看，他已經黔驢技窮了。他試圖用《英雄》角逐奧斯卡獎，我看也顯示了他的無知。得奧斯卡獎的電影固然不一定都是十全十美的佳作，但是，至少是到目前為止，奧斯卡獎評獎人還無意自貶身價，為那些給強權歌功頌德的宣傳性作品加冕。

我覺得，假如要用一句話來籠統總結所有的奧斯卡得獎電影，大約可以說，這些電影都表現的是個人，個人生命價值的可貴，跟《英雄》的價值觀是南轅北轍的。其實，豈止是電影，當今世界得到普遍推崇的文學作品，無一不是力圖表現個人，表現個人價值，而不是為當局、為抽象的國家統一之類的大義辯護。

或許我是一個很政治化的人，但我並不主張在評價文學藝術作品的時候，應當奉行政治標準第一。然而，我不能放棄我的文藝作品評價標準，這就是文藝首先是為個人的，而不是為當權者歌功頌德或為他們開脫罪責的。

● 梁朝偉有天真無知的價值

我說這話，我相信沒有絲毫冤枉張藝謀。《英雄》的男主角之一，香港電影演員梁朝偉在《英雄》公映前後在香港說中共當局當初在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期間開槍殺人，也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所迫不得已的。在招致香港輿論一片聲討之後，梁又發表聲明，大意說他是個天真無知的電影演員，不是政治家，所以說話難免說錯。

其實，梁的價值和可愛之處就在這裡，他確實是天真的，對政治大外行，所以把話說錯了。他的有關六四的話，不但是香港不喜歡，中共當局很有可能也不喜歡。因為他引起了無益的爭議，不必要的揭了中共的瘡疤，妨礙了中共力圖以喜聞樂見的電影形式對人民進行思想灌輸的計畫、圖謀或努力。

張接受了中共的政治，必然導致了他在藝術上的破產。他的政治和藝術的破產是互為因果的。藝術家固然不必是精明的政治家，但卻必須有敏銳的感覺。張政治上糊塗，對人心和周圍世界失去了敏銳的感覺，也就注定了他弄不出讓大家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

這也是所有的宣傳性作品的共同致命傷。《英雄》雖然場面龐大，但是，看了半天，我沒有看到一個讓我感動的鏡頭。所有的演員，從陳道明到李連杰表演都死板僵硬，了無生氣。他們的對話也是笨拙有加，根本不是人話，當做鬼話又不夠警辟或不夠古怪陰森。

悲夫。幾年間，張藝謀由一個相當有成就的藝術家轉變為中共宣傳機器的馬前卒，由一個有新鮮思想和新鮮感覺的藝術家轉變為一個精神奴隸，御用導演。據說，他還要導二OO八年北京夏季奧運會開幕閉幕式。政治的力量，中共御用文化的力量實在強大，實在可怕。

從某種意義上說，由張藝謀來導演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也可能是一個非常恰當的選擇。他導演的奧運會開幕式，一定會跟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時中國當局在北京舉行的慶祝儀式一樣規模龐大，大而無當，乏味無聊，催人昏昏欲睡，但絕對在政治上保險，即使是橫挑鼻子豎挑眼，也挑不出任何反意。

假如說北京當局覺得《英雄》很不錯，值得動用「人民大會堂」這樣的中共政權神聖殿堂來給他舉行首映式，敲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