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喜欢张艺谋，是因为他新近拍的所谓巨片《英雄》。《英雄》在我看来，愚蠢无比，从对话到表演、到导演思想、到故事主旨、到故事的叙述方式，都愚蠢拙劣得无以复加。
一度非常喜欢张艺谋，觉得他的电影在共产党铁桶一般严密的专制之下，能够委婉曲折的表现个人价值。也就是说，他的电影跟他在其中生产电影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审查制度之间有一种张力，一种紧张关系。
共产党总是要消灭个人。除了最高领柚可以拥有绝对白由（可以自由为虐）之外，其他芸芸众生都应当是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这种野蛮、落伍、非人道、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在号称（并被外界普遍夸赞的）实行“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依然被官方公开宣扬。
愚蠢而赤裸裸的政治宣传去年十月访问中国，下飞机住进旅馆，打开电视首先看到的一个节日，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老模范工人如何勤恳为国工作几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她不断遭解雇（用中国共产党的话说就是“下岗”，听上去好像是下班，可以回家喘息休息，而不是断绝生计的坏事），但是她都没有抱怨，而是继续勤勤恳恳，自谋生路，不给党和国家找麻烦。
当时看到的第二个电视节日，是台湾游客到中国大陆旅游观光，他们如何跟大陆人唱起歌来，大唱“我们都是一家人”说实话，我对电视向来反感，认为电视是败坏脑子的蠢物，我在美国也很少看电视，也反对家人、孩子看电视。但是到了中国，看到这些比美国电视还愚蠢的电视节目，看着这些愚蠢得无以复加，赤裸裸的政治宣传，我很为中国人悲哀，为中国悲哀。
在中国，千百年来，从焚书坑儒到“菜根谭”，百姓有意无意的接受、或被迫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鸡蛋不能碰石头，百姓应当服从皇帝或最高领袖，逆来顺受是百姓的最高美德，个人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
共产党把这种蔑视个人价值的意识形态推到了极端，而且直到现在还在给百姓灌迷魂汤，要百姓不要看重自己的个人价值，自己的福祉，自己的生命，不许老百姓从个人的生命价值、福祉、尊严出发对当局提出质疑。
不错，大陆和台湾人都是一家人（其实，何止大陆人台湾人是一家人，全人类都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为甚么人家提出要分家（儿女跟爹娘分家，跟兄弟姐妹分家，依然是一家人），你就非要用飞机大炮飞弹把人家打个稀巴烂呢？因为个人的生命，包括台湾成千上万的百姓的生命，是无足轻重的，国家统一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共产党，为你当牛当马几十年。你当年说好，只要跟共产党走，我就可以终身生活有保障。为甚么在我即将进入老年，在我把最好的年华、在我把精力体力最充沛的岁月贡献给共产党之后，在我最需要生活保障也理应享受生活保障的时候，你共产党要抛弃我不管我的死活，非要我在风烛残年的余生自谋生路呢？
● 张前期划电影颠覆共产党价值
在中国这种完全蔑视个人价值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中，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如《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试图伸张、鼓吹个人的生命价值，因此，他的电影就显得有趣，因为有张力，有紧张。
换句话说，张的这些电影所表现的对个人价值的尊重，是跟共产党抹杀个人价值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或相对抗的，是对共产党的价值观的颠覆，有可贵的颠覆性。作为消遣的文学，跟作为消遣的许多体育活动或游戏一样，必须有对抗才有趣，才值得看，值得玩。
顺便说一句，这里所说的颠覆性，是一个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概念，文学理论概念，不是法律、政治概念，尽管在共产党国家或任何专制国家，文学和文学理论跟政治和法律是划不清界限的。毕竟，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而辉煌的文字狱历史的国家，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还是不断有人因为文字而入狱。
在西方，文学的颠覆性，文字的颠覆性大致指的是对强权、对现成观念、强势理念的颠覆，反抗，突破，人的思想可以借以活跃起来，保持新鲜，不至于僵化。用中国老话翻译来说就是“突破巢臼”。
文学艺术的突破巢臼，不一定非要跟官方对着干或惊世骇俗。关键在于文字或艺术作品的生产者是否有心。从美国文学来看，也可以举出很多颠覆性的文学例子。举一个我所熟悉也喜欢引用的例子来说吧。当年的奴隶贩子从非洲劫持黑人到美国来，让他们充当会说话的牛马。奴隶主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原始宗教，接受基督教，让他们相信，他们天生只配当奴隶。黑奴们不肯放弃自由的希望，高唱基督教的圣经歌曲，表面上是对奴隶主的服从，顺从，甚至还好像是哀求，但是，他们的歌实际上表达了他们的“心怀不轨”，他们不肯乖乖就范，甘当奴隶。对基督教灵歌如此利用，就是对奴隶主所强加的基督教的颠覆，是对奴隶主的价值体系的颠覆。这样的颠覆就是上好的文学。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的价值。
我们所看到的张艺谋先前的电影所具有的力量和价值也是这样。例如，电影《活着》表面上是遵循、服从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有关中共政权历史问题的评价标准，只是对“解放”后的某些过火的、荒谬现象进行批评、讽刺。但是，《活着》也很容易让人看到，生活在蔑视公正、蔑视个人生命和个人价值的中共政权下，活着是多么艰难。这无异是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颠覆，是对共产党政权存在理由的颠覆。
张先前那些比较好的电影，剧本也很好，人物对话常表现出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幽默。我本人最喜欢的一句对话是电影《活着》当中，一个好心的共产党街道干部说到一个被镇压的所谓的恶霸：“他家的房子用的木料真是好，大火烧了三天才烧完。”（不妨也可以用这句妙语概括中国两千年来的文明史。）
● 张艺谋想拿诺贝尔奖是无知
但是，电影《英雄》则让人大失所望，因为它成了跟共产党沆溪一气的宣传。影片力图展现暴君秦始皇如何富有人性，惺惺相惜，英雄识英雄，富有雄才大略（他焚书坑儒则一字不提），而反抗秦始皇的人也是从维护文化的大义出发进行反抗。个人的生命价值成了不值得一提的东西，或可有可无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当然，电影里面也有爱情，但是，爱情在里面完全是拙劣的多余佐料。
北京当局让张艺谋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电影《英雄》的首映式，也多少说明了一点问题。共产党政权大约是希望人民体谅它的苦衷。（亲爱的，我打你，杀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我也不忍心呀，完全是硬着心肠做，心里也很难过呀。别恨我，好吗？我也是为了你好，为了你的子孙的未来好。）
因为共产党也跟秦始皇一样追求对百姓没有好处的国家统一的排场。共产党政权也跟秦始皇政权一样，打击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文人，铲除不符合当局需要的文化，为的是国家政权的稳定。（至于国家统一是为了甚么，国家政权稳定是为了什么，谁若胆敢询问这些问题，一定是图谋不轨，属于应当坑杀枪毙之列。）
看了张艺谋的《英雄》，我觉得他完蛋了，已无甚可观了，我今后再也不要看他了，因为不必看，他已经黔驴技穷了。他试图用《英雄》角逐奥斯卡奖，我看也显示了他的无知。得奥斯卡奖的电影固然不一定都是十全十美的佳作，但是，至少是到目前为止，奥斯卡奖评奖人还无意自贬身价，为那些给强权歌功颂德的宣传性作品加冕。
我觉得，假如要用一句话来笼统总结所有的奥斯卡得奖电影，大约可以说，这些电影都表现的是个人，个人生命价值的可贵，跟《英雄》的价值观是南辕北辙的。其实，岂止是电影，当今世界得到普遍推崇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力图表现个人，表现个人价值，而不是为当局、为抽象的国家统一之类的大义辩护。
或许我是一个很政治化的人，但我并不主张在评价文学艺术作品的时候，应当奉行政治标准第一。然而，我不能放弃我的文艺作品评价标准，这就是文艺首先是为个人的，而不是为当权者歌功颂德或为他们开脱罪责的。
● 梁朝伟有天真无知的价值
我说这话，我相信没有丝毫冤枉张艺谋。《英雄》的男主角之一，香港电影演员梁朝伟在《英雄》公映前后在香港说中共当局当初在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开枪杀人，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所迫不得已的。在招致香港舆论一片声讨之后，梁又发表声明，大意说他是个天真无知的电影演员，不是政治家，所以说话难免说错。
其实，梁的价值和可爱之处就在这里，他确实是天真的，对政治大外行，所以把话说错了。他的有关六四的话，不但是香港不喜欢，中共当局很有可能也不喜欢。因为他引起了无益的争议，不必要的揭了中共的疮疤，妨碍了中共力图以喜闻乐见的电影形式对人民进行思想灌输的计划、图谋或努力。
张接受了中共的政治，必然导致了他在艺术上的破产。他的政治和艺术的破产是互为因果的。艺术家固然不必是精明的政治家，但却必须有敏锐的感觉。张政治上糊涂，对人心和周围世界失去了敏锐的感觉，也就注定了他弄不出让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这也是所有的宣传性作品的共同致命伤。《英雄》虽然场面庞大，但是，看了半天，我没有看到一个让我感动的镜头。所有的演员，从陈道明到李连杰表演都死板僵硬，了无生气。他们的对话也是笨拙有加，根本不是人话，当做鬼话又不够警辟或不够古怪阴森。
悲夫。几年间，张艺谋由一个相当有成就的艺术家转变为中共宣传机器的马前卒，由一个有新鲜思想和新鲜感觉的艺术家转变为一个精神奴隶，御用导演。据说，他还要导二OO八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闭幕式。政治的力量，中共御用文化的力量实在强大，实在可怕。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张艺谋来导演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选择。他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一定会跟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时中国当局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仪式一样规模庞大，大而无当，乏味无聊，催人昏昏欲睡，但绝对在政治上保险，即使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也挑不出任何反意。
假如说北京当局觉得《英雄》很不错，值得动用“人民大会堂”这样的中共政权神圣殿堂来给他举行首映式，敲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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