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SARS出現之初的信息封閉和反映遲緩,天災也不至於蔓延成這樣的規模。現在說什麼都已經晚了,政府除了負起責任、並動員可能的社會力量應對眼前的危機之外,應該著手思考一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了。我們誠然不能怨天尤人、責怪一切意料之外的災難。但人為的災難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即使是天災,如果發現及時,也是可以儘可能地減少代價的。說一千,道一萬,上上下下應該痛定思痛,在這次災難中達成一個最基本的共識,那就是:輿論必須開放,要允許新聞媒體報導一切影響我們生存、生活等的消息,允許公民在媒體上公開批評政府,包括任何領導人。
不管我們的政治信念、身份地位、教育程度或宗教信仰有多大的差異,畢竟我們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我們共有一個家園」。有些危機的爆發是絕對不以任何人、集團、機構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次突如其來的SARS只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證罷了。
古今中外,大凡懂得一點歷史常識的人無不知道,維持政權的方法無非是兩種。在民主國家,政權屬於人民,源於人民的授權。當政者除了以政績博取人民信任、以獲得選票保持政權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所以,政府不可能採取禁錮輿論、壓制不同聲音的措施;相反,只能以實實在在的政績,求得輿論的支持,才有可能在競選中勝出。
在專制國家,以武力或武力脅迫、或陰謀取得的政權只能打著「君權神授」的旗號,以全知全能的面目出現,依靠公開或隱蔽的武力維持其統治,通常採取的方式不外壟斷輿論、壓制異端,一方面視人民為敵人,膽戰心驚,日夜防備,一方面信奉強權,以為有權就有一切,天下之大,莫不以強力控制。這種政權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只用一張嘴巴說話,不能有不同的意見,即使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也讓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中國自秦始皇以來的歷代王朝無不如此。從希特勒、墨索里尼到斯大林,也是驚人地相似。他們的下場和對他們的評價,歷史也早有公論。
中國已進入這樣一個轉折關頭,歷史的舊帳暫且放在一邊。在經過25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畢竟從集權計畫經濟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了。民營經濟也的確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並日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國經濟至少也呈現出了與國際經濟接軌的趨勢。
之前,中國政府已在兩個重要的「國際公約」上簽字。新任領導人也曾公開表示要尊重憲法、樹立憲法權威。再考慮到他們近期以來顛簸南北、深入疫情嚴重的疫區、所表現出來的責任感、和對生命的一份關注,我們有理由期待著SARS之後的中國能逐漸往良性的方向發展。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輿論的開放。
這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能否走上健康軌道的前提。只有允許人民公開討論國是,人人才有可能對這個國家負責,才會體會到自己是這個國家的一份子,對這個共同體既有權利,也有義務。10幾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僅靠少數幾個人,哪怕是聰明絕頂的人、自認為能扭轉乾坤的人,也一定是搞不好的。在危機降臨之時,我們可能對此有更深的體會。
要使人人負起責任,就得讓人人都有發言的機會,能獨立發表自己的見解,其見解或高明、或拙劣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國人有發言的權利;(二)國人發言的機會是平等的;(三)每個人的看法都是自身思考的結果,是誠實的,每個人都對自己的言論負責。有了這樣的輿論空間,才能造成健全的輿論。有了健全的輿論,才有可能產生健全的政府。開放輿論,既是一個政權走出歷史陰影、取信於民的捷徑,也是指向民族未來的唯一通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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