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邊人披露毛澤東鮮為人知事

晚年的毛澤東有位鮮為人知的管家。毛澤東時而稱他「同志」,時而稱他「我那盞不滅的燈」。他比李訥小1歲,李訥至今見面仍叫他「叔叔」,就因為他與毛澤東是「同志」。
  這位管家姓吳名連登,江蘇鹽城人氏,毛澤東的最後一位管家,陪伴著毛澤東度過了整整12個春秋,直到1976年9月將領袖的遺體護送到人民大會堂供人們瞻仰為止。
  吳連登到毛家「幫忙」的頭幾年,僅是做一些雜務:搞搞衛生,收拾收拾主席臥室的衣物啦,整理整理主席的圖書啦,再就是管理毛家唯一的雜品房,也就是吳連登稱為的「倉庫 」。   1968年他正式擔任毛家的管理員。在毛家,幾乎沒有他不管的事。他要負責管理毛澤東、江青的工資及其日常支出;他要負責毛澤東的衣食住行,保證安全;他要跟隨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不離左右;他要管理江青和孩子們的家務雜事…… 
  剛到毛家,他就聽毛澤東說:「我們相互之間要稱同志。這種感情比什麼都深。」平素有事,毛澤東總是一口一個「吳連登同志」,有時玩笑起來就沒準了,時而稱他是「咸(鹽)城人」、「身邊一盞不滅的『燈』」;「把『咸城人』找來」、「把我那盞不滅的『燈』 找來」。江青則叫他「管家的」。按毛家家規,李敏、李訥等叫他「叔叔」。   毛澤東大發雷霆
  吳連登初進毛家,雖說國家已度過困難時期,但日用品依然嚴格按計畫供應。別的都好湊合,就是這肥皂──吳連登每月僅有可憐巴巴的半塊,洗臉洗澡洗衣都得用,實在不夠。當然,若以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身份去搞點,別說半塊,就是10條也不費吹灰之力。可是,這是被毛澤東嚴格禁止的。
  機會來了!吳連登將要跟隨毛澤東去外地巡視。他心想:主席禁止吃喝早有所聞,用點肥皂牙膏總可以吧。但毛澤東早有指示:「我們每到一地,要尊重地方的領導和同志,不要搞特殊,不要給地方同志找麻煩。」他首先從自己做起,蓋的鋪的穿的包括牙膏牙刷肥皂,吃的喝的包括油鹽醬醋茶,統統帶上。吳連登凝視著一隻只收拾停當的帆布包,心想:主席都這樣,我們還有什麼說的?於是徹底打消了念頭。
  他很快清楚這鐵的紀律源於60年代初的一次「毛家整風」。而這刻骨銘心的第一課,給他打下了至今都難以磨滅的烙印。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耳聞:他身邊工作人員收了地方一些諸如水果、茶葉、絲綢等土特產。這天,他將跟隨他長征、時任江西省副省長的汪東興召上廬山,指示道:你回來吧,主管第一辦公室。你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風!
  汪東興回到中南海後,對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認真進行整風。通過調查研究、批評和自我批評,摸清收受土特產問題,形成一份材料呈報毛澤東處置。
  「我的話你們就是不聽,遇到暫時困難都過不去,脫離了群眾。你們統統給我滾蛋!」毛澤東大發雷霆,說到做到。不久在汪東興的主持下,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人員調整。
  事情到此並沒有打住。毛澤東根據那份材料統計的情況作出決定,凡是他身邊工作人員收受的土特產一律作價,從他的稿費中向有關省市退賠,共計3萬多元。工作人員們雖然沒掏腰包,但毛澤東這一有理有節有情有義的舉措,對他們乃至吳連登這些後來者的教育卻是延綿不斷、終身難忘的!
  說起毛澤東的大發雷霆,還有一次也讓吳連登記憶深刻。那是在蘇聯同我國關係緊張的歲月裡,蘇聯大兵壓向阿爾巴尼亞邊境,隨時都有出兵的危險。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後,在臥室裡好長時間一言不發。忽然,他一臉嚴肅地叫來秘書,提出:我要馬上見蘇聯大使。工作人員勸主席刷刷牙、洗洗臉,換身衣服,然後到會客廳。毛澤東依然一臉嚴肅,說:就在這兒見。既沒刷牙也沒洗臉,更沒換衣。 後來秘書偷偷告訴大家:主席這次火可發大了!指著蘇聯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氣地說: 「你們不是要出兵阿爾巴尼亞嗎?歐洲離我們這裡很遠,我們不會去。但是,我們跟你們有那麼多的邊界線,去哪裡都可以,戰爭真正打起來是沒有邊界的!」結果,蘇聯沒敢打一槍,很快撤了兵。
  毛澤東在臥室裡接見外國人,這是唯一的一次。開始,吳連登好生不解,事後一想,這是主席他老人家對霸權主義的一種藐視!他「窮」得硬氣,誰都不怕!   毛家入不敷出,難煞了管家
  吳連登介紹道:主席自60年代初將工資降為3級、每月404.8元,一直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沒有調過。主席每月工資常常入不敷出。   平心而論,毛澤東的工資是挺可觀的,可幾下裡一分就不見了。黨費10元、房租水電、地毯傢俱80多元,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百元左右;還要負責李敏、李訥、毛遠新及江青的姐姐李雲露的生活費,開始每人15元,慢慢加到25元,最後是30元。孩子們因事派公車,他要付車費;再加上有時招待民主人士、故舊老友及家鄉親戚的飯費、車費、住宿費、醫藥費等,就已經超過了300元。
  毛澤東還有兩項花費:吸菸和喝茶。
  他吸菸比較厲害。有時一天要吸兩叁包熊貓牌香菸,每月煙錢至少得幾十元。這在當時是一項不小的開支。70年代初,毛澤東改抽雪茄。生產雪茄的菸葉由北京捲煙廠選配料,用白紙和漿糊糊成一盒盒,毛澤東抽得津津有味,有時候一邊看書一邊就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天下來要兩叁包。過量地吸菸,使得晚年的毛澤東咳嗽、氣管發炎。醫生建議少抽或不抽,談何容易!這位老人畢竟抽了好幾十年呵,開始身體很不適應,就時不時地從茶几上拿起雪茄,聞一聞,放下;又聞一聞,又放下,終於狠了狠心,將煙灰缸、火柴盒統統收起來,以驚人的毅力於1975年戒了煙。
  毛澤東喝茶同樣嚇人。每個月他要喝一斤多甚至兩斤多茶葉,又得從他的工資中支出30多元。
  毛澤東每年還有一筆不菲的支出。早在共產黨創建初期,時任國民政府教育總長的章士釗借給他幾百塊銀元,資助革命事業。毛澤東謹記心間,耿耿於懷。進城後的每年春節的前兩叁天,他都要親派秘書前往章府送上從個人稿費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一直堅持到章老在香港逝世。
  在吳連登的記憶中,毛澤東很少請客,偶爾為之時,幾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人士及同窗好友,沒有請過共產黨的各級幹部。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在豐澤園開會到深夜,他會說:「 今天會開晚了,我請大家吃飯──麵條一碗。」只要聽到他發話,吳連登等頓時忙裡忙外,將一碗碗炸醬麵或打滷麵端了上來。「你們吃你們的,不影響開會。」毛澤東望著眾位戰友吃著麵條,接著說話。不用說,這頓麵條,毛澤東會堅持在他的伙食費裡支出。
  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她的工資僅有幾十元,要買柴米油鹽、要請保姆、要買奶粉,再怎麼省都不夠。其父早有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他的理由是:「人民給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從來沒向父親伸過手要錢的她束手無策了,只好找張耀祠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主席批准。毛澤東閱後,不覺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哪好說個准數,就說:這回李訥開銷小不了,給個幾千塊吧。毛澤東同意從稿費中給8000。
  吳連登沒有將這8000元全部給李訥,擔心她萬一用過頭,再開口要就難了。他以李訥名義存進銀行5000,交給她3000。李訥感激得連聲謝謝叔叔的安排。
  很明顯,毛澤東幾乎每個月都要拉飢荒。吳連登不得不過一段時間就給他寫個報告,並當面匯報收支情況。毛澤東總是揮揮手,意思是不用說了,然後劃圈批准從其稿費裡提出1萬元來補貼家用。
  江青的工資和賬目也歸吳連登管。據他介紹,江青的工資先是100多元,後來漲到242元。她單獨有一個伙房,做的菜一無山珍海味,二沒生猛海鮮,也就是一些家常菜,但做得很精很細,她講究飲食。   1974年的一天,在釣魚臺國賓館。江青要做件小翻領西服,吳連登就從紅都服裝店請來師傅量體裁衣。做好後,江青試了試,很滿意:「蠻合身。多少錢?」「120元。」 「這麼貴?他們坑我!敲竹槓!」「人家哪會坑你?不會的。」他笑笑。「這衣服──我不要了!」「這是量你的身材做的,不要怎麼辦?」吳連登犯了難。「我不管,反正這麼貴我不要。你要──你拿走。」吳連登哭笑不得:「我一月工資才30多元,要得起嗎?」「反正我不要。」江青把西服一甩。「你不要,我只好去找東興同志了。」「你找去吧!」江青一臉的不在乎。「該從哪裡開支呢?」汪東興也犯了難。吳連登說:「『紅都』還等著我結賬呢!」汪東興想了想說:「這樣,我批一下,就從稿費中報銷吧。」待到1976年江青去了秦城監獄,這件西服仍靜靜地躺在中央辦公廳的辦公室裡。
   管家見過那麼多的禮品,卻沒見過毛家人動一指頭   「主席,這些禮品都是送給您的,吃了用了都是應該的。」吳連登勸道。
  毛澤東耐心解釋:「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黨有紀律。這些禮物不是送給我個人的,是送給中國人民的。如果說,你在我這個位置上,人家也會送給你的。」「中國不缺我毛澤東一個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檢點,隨隨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長們、省長們、市長們、縣長們都可以了。那這個國家還怎麼治理呢?」
  說起世界上一些國家元首送給他的貴重禮品,那真是五花八門,琳琅滿目。金銀器皿、象牙製品、民族工藝品、土特產品……應有盡有。不僅有地球上的珍寶,連月球上的石頭都有。
  毛澤東處置這些禮品既有原則又有分寸。凡屬貴重禮品一律歸公,專門陳列起來。對於沒法保存的土特產,是水果──送幼兒園;是幾包茶葉──送身邊工作人員。吳連登從來沒聽毛澤東說過將水果、茶葉送給江青,送給自己的孩子們;逢到土特產品量大時,他就讓工作人員拿到中南海食堂去賣掉,然後附上一封講明黨關於不准送禮的規定和紀律的信,將錢寄給送禮的單位和個人。
  金日成對毛澤東懷有特殊的感情,幾乎每年都給他送醇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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