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尼高娃在浦東海神諾富特酒店住了十天,她住的是第47層1800美元一晚的總統套房。她剛退房,服務生還沒有進門打掃,上海《生活週刊》記者就步入這個始終有保鏢看守的重重之地,尋覓古尼高娃在房間留下的蛛絲馬跡。
集體偷窺
記者這樣描述:主臥室房間正中,「擺著一張六尺大小的白色雙人床,床上的被子被捲成一團,床單也還是皺巴巴的。」「床上原本應該有五隻枕頭,而現在只有兩隻歪歪扭扭地倒在床頭。兩隻被扔在床沿旁,另外一隻則被打入櫥內。
從現場情況可以推測,庫娃的睡姿也並不怎麼樣。」「在床頭櫃,記者發現一張其傳聞男友,著名歌星胡里奧之子--拉丁歌王恩里克.伊格萊西亞斯的一張唱片封套。封套外殼已經很舊,封面上是赫然幾個中文大字『永恆之吻』,這顯然不是庫娃從家裡帶來的。」
記者接著描述了她浴室用過而留下的痕跡,她用過的化妝品;冰櫃裡她每天會動三樣東西,原味品客薯片、可口可樂和健怡可樂;每天早餐前,她要喝一杯巴黎水,每天都吃很多西瓜和菠蘿-記者帶領讀者一起打探,感受庫娃剛離開幾分鐘後房間氤氳著的她的氣息。
媒體就這麼帶領讀者集體偷窺。
任何人都不是純潔的玻璃體,任何人都有權保留一些「不可告人」的小秘密。每個人都有權利在不妨礙他人自由的前提下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讀者卻在記者的引誘下,滿足了偷窺欲。狗仔隊在香港傳媒界早就不陌生了,這兩年臺灣媒體的狗仔隊也時有所聞,如今中國大陸的媒體記者正迎頭趕上。
兩種反應
九月中下旬,中國大陸媒體最為關注的事件,無疑是流行樂壇歌手高楓從病危到離去的過程了,連南京湯山毒殺事件死了那麼多人,都沒有高楓的死來得震撼,當然,這裡無疑有當局嚴控報導的原因。
曾在英國留學一年的高楓,之前就以歌曲《大中國》轟動中國的。34歲的高楓病危消息,轉眼間成為大大小小的媒體娛樂版的頭條新聞,連篇累牘,鋪天蓋地。9月19日他死後,截止到20日,新浪網上對高楓的網友評論多達500多頁。圍繞這一事件,人們更多的是像在看一出懸念迭起的戲劇。高楓被揣測的病因,有很多的「文章」可做,有巨大的「想像」空間。有媒體說,高楓染上的是「PCP病毒性肺炎」,據說有只有三種人可能被傳染,腫瘤病患者,曾做過肝肺移植手術的人和愛滋病患者。在眾人眼裡,最後一種正是「不道德」的代名詞。
於是,一個巨大好奇,瞬間被各種媒體以愛昧手法迅速調動起來,媒體帶領讀者迅速加入一場隱私偷窺運動:他究竟得了什麼病,是怎麼得的病,他的朋友們,他的私生活-至於當事人的生死、疾病本身,以及他的權利、尊嚴及其親友的感受,反而游離了這齣戲,被媒體與公眾置於一邊。這樣的集體偷窺,把原本不應缺乏的對人類命運的關心和悲憫束之高擱,令事件終於成了一場鬧劇,劇中心人物,被當成一種道具。
同在9月19日突然去世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何紀光,卻沒有什麼人關注。63歲的何紀光,當年是以《挑擔茶葉上北京》享譽全國的。死的前一天,他參加完張家界一個活動回到長沙的,半夜感到喉嚨有點痛,身子微微出汗,早晨他再沒有醒來。
同樣是突然去世的音樂人,一個被媒體瘋狂炒作,一個根本就無人問津。原因就是後者與愛滋病沒有任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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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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