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如此，記者且把柳楊、董向功、劉迺強三位被採訪者的「敘述」如實寫出來。－－柳楊，原中國青基會財務部負責人，她說：「我的記憶，徐永光在香港至少設立過一個沒有對外公開的外匯捐款賬戶，我不知道這個賬戶到底收到過多少捐款，但因為一個偶然機會，我知道那個賬戶至少收到過一筆捐款！因為這個賬戶從未被審計過，因此我把它稱為『秘密賬戶』！」
－－董向功，原中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曾在1994年一次性「追加」審計了希望工程 1989年至1994年的總計五年的財務收支狀況，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曾就希望工程是否在海外開設捐款賬戶問題，多次當面問過徐永光，徐永光每一次都是很肯定地回答說「希望工程沒有在海外設立賬戶」！
劉迺強，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保康食配公司行政總裁，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證實了柳楊的記憶。劉迺強說：徐永光在香港曾經委託我開設過接受希望工程捐款的賬戶，而且徐永光今年春節前還曾特意撥打長途電話暗示我：如果有人問起這個賬戶的情況，就說「忘記了」或者說「沒開過」！
幾個人的說法，截然不同。這件事，值得好好追蹤。
讓我們先來聽聽柳楊的說法。
柳楊說：1992年前後，曾在團中央工作的葉克東先生多次打電話給我，請我幫助一位在香港居住、擔任全國青聯委員的捐款人查詢：「在香港捐出的希望工程款，為什麼遲遲拿不到收據？」
我當然不敢怠慢，自己動手，也請人幫忙；從中國青基會的北京電腦裡，也從希望工程在香港代收捐款的三家機構（明報集團、香港教聯、工聯）那裡查。結果是：沒有。我只好請葉克東轉告那位香港捐款人，請他回憶：到底把善款捐入了香港哪家銀行的哪個賬戶？信息反饋後，我忽然想起來了：「是的，中國青基會在香港確實有個賬戶！」
柳楊進一步介紹說：
在香港開設賬戶的具體時間，我記不清了，但肯定是90年代初。是徐永光指示我去辦的，他說：「在香港設立一個賬戶，接受捐款比較方便。」開始的時候我認為不可能辦下來，我們機構在北京，怎麼能設立香港賬戶？但轉念一想，領導交辦的事，你沒去試，怎麼知道不行。是老徐給了我正式的蓋有單位印章的申請書，經我多次交涉，中國銀行總行的一位女處長總算答應，於是我拿到了一個正式批件。我把批件交給老徐，沒過多久，老徐把我叫到辦公室，給了我白色印鑒卡讓我存檔，印鑒卡的紙張和印刷都很精緻，一看就知道不是內地印製的。內地銀行開戶，需要單位財務印鑒和單位領導的私人印鑒，但沒有印鑒卡。香港不同，那邊銀行大約只認本人手寫簽字或受託人的簽字。
印鑒卡上受託人的名字，我至今記得，是劉迺（「西」加「辶」）強。印鑒卡，除了留在了中行香港分行的，交給我的兩份，財務存一份，另一份送到中國銀行總行。
我把葉克東幫助全國青聯委員打聽收據之事，以及我想起了在香港開設了捐款賬戶而財務部又長期對該賬戶沒能管理的事，寫了專門報告，送給了老徐。徐永光看了說：知道了，此事由他處理。之後，這事就再沒有下文了。不過，葉克東從那以後再也沒有打電話追問此事，因此我猜想此事已經解決。但對這個賬戶，我一直心存疑慮。
記者：你見過劉迺（西加「辶」）強嗎？
柳楊：沒有。
記者：這件事，你會不會記錯呢？
柳楊：不會。我雖然記不得帳號了，但我清楚記得，我們在香港中銀的開戶名也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我相信，在中銀的香港分行，肯定可以查到這個賬戶。即使老徐把它撤銷了，應該也有存檔。
記者：中國青基會在北京還有另外的外匯賬號，不知這些賬戶是否由你們管理？
柳楊：在中國銀行的北京總行，我們開設了三個外匯捐款賬戶，分別是美元、日元和港幣的戶頭。此外，香港明報、工聯、教聯也幫我們在香港接受捐款，給捐款人開具收據，不過，這三家機構在接受捐款時用的是他們自己的銀行戶頭，接受捐款並集中後，從他們的香港賬戶上給我們轉過來。與此同時，他們還會把捐贈明細表也傳給我們。這三家機構代收的捐款以及北京三個外匯賬戶接受的外幣捐款，都由青基會財務部管理，審計要查，國家外匯管理局也會定期來檢查。
記者：你能肯定，老徐授權、劉先生經手的那個設在香港的賬戶，沒有納入財務部的管理範疇？
柳楊：是的，在我們財務部，這個賬戶從來沒有顯示、沒有管理、當然也沒有被審計過。如果不是葉克東請我幫助追查全國青聯委員的捐款下落，我也早把它忘得死死的了，因為我們的賬戶確實很多－－那時候，許多單位都是這樣的。
負責審計中國青基會1989至1995年收支狀況的、原中華會計師事務所註冊會計師董向功，則給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她非常肯定地對記者說：關於中國青基會的海外賬戶，我曾不止一次地當面問過徐永光：「希望工程獲得大筆海外捐贈，是否在海外設立賬戶？如果有，也應提交我們審計。」我們提出詢問的理由是，希望工程在海外募集了那麼多捐款，如果老徐在香港等地不設立銀行賬戶，似乎不可能也不應該，因為那不方便呀！
但徐永光明確回答：「希望工程沒有在海外設立賬戶」。
董向功對記者說：「既然老徐堅持說沒有，我們也只有相信了。」
記者隨後採訪了全國政協委員（本港地區）、香港保康食配公司行政總裁劉迺強先生。
記者：我想開門見山，提出問題。我從中國青基會原財務部副主任柳楊那裡得知，90年代初，徐永光在香港開設過接收捐款的賬戶，開戶行是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開戶名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開戶時使用的是您的印鑒卡。請問這種說法屬實嗎？
劉迺強：是的，中國青基會曾在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開設過接收捐款的賬戶。具體經過大致是這樣的：1990年，我在北京參加完全國政協會議，徐永光找到我，希望我能在香港幫助設立中國青基會的分支機構，幫助希望工程在香港募集捐款。當時還講好，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工作全權委託我，所有的捐款收據，都由我來簽收。看到這對貧困地區失學兒童接受教育有好處，是一件大善事，我答應了。
在北京談了一個大致意向後，回到香港我就開始行動。但我諮詢新華社得知，國務院有規定，內地基金會不得在港成立分支機構。與徐永光溝通後，遂決定在港重新註冊。不過，在香港註冊一個新的慈善基金會，手續很複雜，要成立機構，要申請免稅，審批手續很嚴格，很繁瑣。
就在我辦理新的基金會還沒結果的時候，徐永光已經在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開設了一個接收捐款的賬戶，戶名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賬號我忘記了，但開設賬戶的印鑒卡確實是我的。
記者：時間相隔很久了，但您是否還記得開設這一賬戶的某些具體情節，例如什麼時候開的？後來是否撤銷？這一賬戶是否收到過捐款？如果收到捐款，您是否提取過？是否給捐款人開出過收據？
劉迺強：有關這個賬戶的有些情況，我記不得了，但印象較深的是這樣幾件事：
賬戶是徐永光在北京得到中國銀行總行批准，再讓我在香港辦理的，換言之，賬戶不是我去開設的，我只提供了印鑒卡；開戶的時間大約是91年；從開戶到撤銷，前後大約有半年時間；我是「印鑒提供人」，但開戶時徐就和我約定，所有捐款必須全額匯往北京中國青基會指定賬戶，我無權從該賬戶提取捐款。再有，開戶名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這一戶名已經界定了該賬戶的真正「主人」不是我，而只能是中國青基會或徐永光。
另外，我從來沒有在香港的報紙、電視臺為這一賬戶作過募集捐款的任何宣傳、推介，因為徐永光請我幫助開設的新的基金會，還沒有辦下來，機構尚未成立就大張旗鼓搞募捐，屬於違法；但不知為什麼，這一賬戶確實收到過捐款，我記得，至少收到過一筆數額較大的捐款；但因為我和徐永光在工作上發生分歧，因此我提出撤銷該賬戶，徐同意了；收到的捐款，在銷戶時已全部經由中銀轉回北京了，我沒有碰過那些錢，一分也沒有；我也沒給捐款人開過收據，因為徐委託我的「簽收」許諾，後來並未兌現；我也不知道捐款者是誰，但我估計捐款人手裡應該有銀行收到那筆捐款的憑證；後來，希望工程名氣漸大，但徐永光在香港展開的大規模募捐，從未與我聯繫，因此，希望工程此後在香港發生的任何事，與我無關。
記者：聽您剛才講，您很早就和徐永光在希望工程的募捐工作上發生分歧，您能否具體說說，你們的分歧主要是什麼？
劉迺強：我至今仍堅持認為，希望工程在香港的「捐款募集權」應該「全權委託」給一個人或者一個法人社團，換言之，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受託人」應該只有一個，不應該是多個人，不能是誰都可以「受托」，誰都可以站出來大聲說：「我是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受託人，請各位把善款捐給我，我來代轉！」但是，徐永光一面委託我在香港募集捐款，一面又把希望工程在香港募集捐款的「工作」授權其他的許多單位和許多人（記者註：在內地，希望工程的受託人，反而是每省一個省級青基會）。
記者：您用了「授權給許多單位和人」，但就我所知，香港似乎有只有明報集團、教聯、工聯三家，被授權作為希望工程的善款接收單位，是這樣嗎？
劉迺強：明報、教聯、工聯這三家是最大的，還有很多小的接收單位，在我的記憶中，「受託人」起碼超過十家。我和徐永光的分歧主要在這裡：這麼多社團，這麼多人都是希望工程在香港地區的「募捐代理人」，募捐工作就容易出差錯，容易失控。就算我不懷疑你徐永光，但這樣搞下去，你徐永光容易揹黑鍋，希望工程也容易背上黑鍋。
我好心勸徐永光不要這樣做，但徐永光不聽。沒有辦法，我只好撤出來，主動表示「我不能繼續做眾多『募捐代表』中的一個了」。徐永光也沒挽留我－－他有了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特批件，因此可以授權一家、二家、七八家、十多家機構都來為希望工程募捐。雖然我已經招來幾位朋友，已經開始幫徐永光運作了，但我還是決定抽身退出去。善後工作很簡單，籌備中的香港新的希望工程基金會不申辦了，賬戶撤銷，賬戶裡的捐款通過銀行轉回北京就是了。
對於我和徐永光的這一分歧，我至今問心蘩ⅰ⒐討醇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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