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服：中國的「告密」文化

南漢大寶二年（公元９５９年）秋，１７歲的荒淫皇帝劉長（左金右長）正在宮中與賜名「媚豬」的波斯女及嬪妃宮女玩耍嘻樂，突然，宦官許彥真神色緊張地跑進來，他跪伏於地，聲稱尚書右丞參政事（副宰相）鐘允章在外謀反。原來南漢重用宦官，有「太監王朝」之稱，鐘允章秉政後肅整綱紀，幾次奏請誅除幾個聲名狼藉的宦官，被宦官們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這一天，鐘允章去南郊巡視祀天的祭壇，他與禮官登壇後，四顧指揮擺設神位，許彥真望見，大呼：「這是謀反！」於是拔劍升壇，鐘允章迎頭喝叱，許彥真馳走進宮。劉長聞報後，不辨真假，下令將鐘允章逮捕入獄，並派禮部尚書薛用丕負責審訊。鐘允章與薛用丕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便泣不成聲地對他說：「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沒想到薛用丕竟將此話告訴了許彥真，「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爾子報仇邪？』復入白長，並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新五代史．南漢世家》），鐘允章因朋友的出賣而遭滅門之災。三年後許彥真也被宦官龔澄樞使人告發「謀反」，全族被誅。

一、「告姦連坐」與「親親相隱」

　　「告密」，又可稱為「告發」、「告訐」、「告姦」等，指向上司或有關部門揭露、揭發別人的隱私或短處。「告密」是為社會上的多數人所不齒的行為，但在幾千年裡卻如長了翅膀的瘟疫虐行於大地，催殘和折磨著無數人的肉體和心靈。中國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樂土，「告密」成為纏繞中華文化揮斥不去的夢魘。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告密者」是崇侯虎，那是商紂王時代，距今約３１００年。紂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的女兒被紂王納入後宮，因為不喜淫樂，紂王就把她殺掉，把九侯也剁成肉醬，鄂侯爭辯幾句，也被做成肉乾，「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裡」（《史記．殷本紀》）。崇侯虎能知道姬昌背後嘆息一事，可見他和姬昌的關係也非同一般，但為了討好紂王，竟幹起了出賣朋友的下作事。姬昌心懷宏圖大略，被囚七年裡忍辱負重，甚至在長子伯邑被紂王殺死、作成肉羹時，「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史記》注引《帝王世紀》）以麻痺紂王，另一方面，潛心研究，將伏羲八卦演為十六卦、三百八十四爻，撰成《周易》。同時，姬昌的手下散宜生、閎夭素、姜子牙等人四處活動，「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史記．周本紀》），在中國歷史上首創「美人計」。紂王大喜過望，說：「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於是命令放掉西伯，並賜給他弓箭斧鉞，讓他有權征討鄰近的諸侯。紂王還裝出一臉無辜的樣子，告訴姬昌：「說你壞話的是崇侯虎這小子！」這有些像斯大林把高崗出賣給毛澤東，因為專制者內心也鄙視告密邀寵者。姬昌後來找了個機會討伐崇侯虎，將其滅掉。

　　商鞅變法為秦滅六國奠定了國力基礎，他在李悝《法經》的基礎上制定了秦律，將「告姦」和「連坐」制度化、嚴密化：「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列傳》）。這一制度建立在「什伍」即裡保戶籍制基礎之上，秦國從此變成了一個大軍營、大集中營。這一舉措招致了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僅在都城「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商鞅採取嚴厲鎮壓、無情打擊的方法，效果顯著，當初的一些反對者改變態度，「有來言令便者」，商鞅卻斥之道：「此皆亂化之民也」，把他們盡遷於邊城，收到了「其後民莫敢議令」的奇效。商鞅把自商紂王、周歷王開始的「鉗制民口」、打壓「言論自由」的鐵血政策發揮到極致。支持商鞅變法的秦孝公死後，曾屢受商鞅羞辱的太子即位，是為秦惠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到了走投無路的境地，才悟到其法之「敝」豈不過晚！害人到頭終害己，商鞅最後被車裂分屍、滿門抄斬。

　　「告密」，尤其是親屬之間的相互「告訐」，其惡果是整個社會倫理盡喪，人性受到嚴重的腐蝕，社會的長治久安終成泡影。先秦時的著名公案「直躬證父」便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爭議和有識之士的憂鬱。「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孔子懷「博愛」之心，以風俗不同來間接譴責直躬的行為。連身為「法家」的韓非乾脆把直躬殺掉了事：「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韓非子．五蠹》）。呂不韋以秦國公子異人為奇貨，贏得了一場政治豪賭，「直躬證羊」的故事在他的筆下便成了「下智上愚」的遊戲：「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所謂「直躬」者竟強詞奪理，方圓任情，把個荊王侃得頭暈腦脹，只好將他放掉，呂不韋借孔子之口對此行為表示不屑：「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呂氏春秋．當務》）。

　　隨著儒家地位的確立，「父子相隱」的主張為後世接受，漢宣帝地節四年（前６６年）頒布「親親得相首匿」的詔令：「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漢書．宣帝紀》）。

　　此後「親親相隱」原則被歷代所遵循，其要有三：一、親屬有罪相隱，不論罪或減刑；二、告發應相隱的親屬有罪，唐至明清的法律甚至規定，審案時如果命令得相容隱的親屬作證，涉案官員處刑；三、兩類罪行例外，一是謀反、謀大逆、謀叛等重罪，因為這類罪或直接侵犯皇權，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另一類是親屬互相傷害罪，因為如果不容許告訴，被告人失去自我保護權利，家族關係也難以維護。

　　東晉元帝時，衛展為晉王大理，他上書反對「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的作法，因為「傷順破教，如此者眾。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晉書．刑法志》）。梁武帝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出庭，作證其母有罪，法官虞僧虯表示：「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景慈宜加罪辟。」（《隋書．刑法志》）景慈被判流放交州。元至治二年，駙馬許納之子蘇拉告發說：「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英宗斥之曰：「人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下命殺掉蘇拉（《續資治通鑒卷二一一．元紀十九》）。

二、「告密」大行其道的四個朝代

　　「親親相隱」原則使親屬之間的相互告發大為收斂，但其他人，如鄉里、朋友、同事、上下級之間的告發綿綿不絕，在統治者有意或無意的慫恿放縱下，時而暗流湧動，時而濁浪拍天。自秦以後，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數次全國性的大規模告密運動，傾家蕩產、人亡族滅者數以千、萬計。

　　一次是漢武帝時「告緡」，嚴格說來，這是一次經濟行為。漢武帝窮兵黷武、驕奢淫逸，國庫為之匱乏。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漢武帝頒布了「算緡」和「告緡」令，搜括財富。「算緡」就是對商人和手工業者徵收財產稅，規定商人財產每二千錢抽稅一算（１２０錢），手工業者每四千錢抽稅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的每輛車抽稅一算，商人的車每輛徵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條徵稅一算。個人財產必須首先自報，如有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的，鼓勵知情者揭發檢舉，此即「告緡」。凡揭發屬實，被告者的財產則全部沒收，並罰戍邊一年，沒收的資產分一半給告發人，以作獎勵。右內史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漢書．酷吏傳》），漢武帝知道後大怒，以「廢格沮事」（即抵制破壞法令實施）的罪名將義縱棄市。於是全國算緡大行，告緡成風，「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漢書．食貨志第四下》）。北宋熙寧七年（１０７４年）實行「手實法」，類似於「算緡」和「告緡」，「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佔。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宋紀七十》）但因弊端叢生，僅實行一年便停止，中丞鄧綰曾指出其危害和廢止的原因：「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即散亡，公家簿書，何刪新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