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角力16大——未來中國控制權》自序三篇

有趣的是，最後印在書上的序言，其實是一篇沒來得及更換的序言。那篇序言是為"大國的民主化"（這是我最後確定的書名）寫的，而出版社卻鍾情於被我廢棄的書名："頭對著牆"。這裡的第三篇序言"頭的權利"，是專門為這個書名寫的。妥協的結果，將兩個書名變成一個書名，一個是主書名，一個是副書名，但序言來不及更換回去了。

因此，將未刊出的三篇序言收進本書，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一，一次探險

這本書你可以不讀。沒有別的損失，頂多損失了一次和我一起探險的樂趣。

寫作這本書，我有三重意義上的歷險。第一是政治風險。我對大陸政體進行了還原。我降下一場語言的暴雨，把大陸皇帝的新衣淋了個透濕。紙衣一片片隨風飄零之後，你看到了它的裸體，並不美觀，甚至還有某些不可看的部分。這個沒穿衣的東西，我稱之為"現代極權僭主政體"。它是偽民主假鈔，也是偽君主皇權，更是偽科學意識形態，還是偽上帝教會。由於缺乏權威來源，目前統治大陸的中共的權威資源像黃河一樣，正在斷流。我為它推薦了一件華裳，不知道是否符合它的審美情趣。

我寫這一切時，只聽從良心的呼喚，上天的啟示，正義的感召和理性的教誨，任何人間的暴力和暴力威脅，沒有進入我的心域。我已經死過一次，我現在活的是生命的利潤。冥冥中的神意，使我遠離恐懼。凡能被別人剝奪的，那原來就不是我的；凡是我的，是人所不能剝奪的，比如思考與求索真相的權力。

我冒的第二個風險，是研究方法上的。你可以說我不合時宜，因為我拒絕像美國大多數社會科學家那樣做顯微鏡下的學問，也拒絕像大多數中國社會科學家那樣，做"規範"的學問。那"規範"是別人的，洋人的，或組織上的。其實，"規範"是大前提，自己的課題是小前提，結論就是科研成果。
我膽大妄為，創造了自己的理論體系，修改了政治科學的基本問題。在我看來，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裡研究的正義，是政治倫理學的基本問題，不是政治科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科學的基本問題是權威與自由的比例。這是馬基雅維裡開創的實證政治科學路線，不是亞里士多德開其先河的以善為主題的價值政治學路線。

但我並沒有完全忽略政治價值。我提出了"政治人假設"，找到了權威化和自由化的微觀動力，設計了政治的理想狀態，那就是自由等於權威。我在歸納的基礎上，得出中程理論概念，從這些概念又演繹出四大政治假說。理論的解釋性、統一性和可預測性我同時並重，當我解讀了歷史和現實中的某些重大政治難題時，我狂喜得瘋喊亂跳的情景，我還記得。我希望與你分享這份喜悅。這喜悅雖然不能和發現新大陸相比，但我擔保，比陶潛發現桃花源時的喜悅差不了多少。

我當然不假裝自己"學院"得不行，我承認我有救世情懷，這是永遠治不好的有士大夫情結的中國知識份子病。推動我廢寢忘食做這項研究的最大動力，還是希望為中國找到一條政治上的活命之路。我從我的理論邏輯出發，提出了某項建議，希望我的心血不會白流。

文體上的試驗是我的第三個歷險。我對優美文體的偏愛有時連我自己都討厭。我渴望一種女體似的語言，有溫度，有香味，有柔軟的觸感，你不能碰她，碰了就拿不開手指。我特別贊成為快感而閱讀的理念。

我有時想，讓先秦諸子不朽的，並不完全是他們卓越的思想，也有他們偉大的文體。舉重若輕，是我對表達的最高追求。深奧的思想，如果不能表達得淺俗，表達得形象，那是一種寫作上的挫敗經驗。我下的最大工夫，有時不是貫通思路，而是尋找最恰當的形象結構來象徵我的思想結構。我在理性的領域裡，使用了某些悟性語言和感性語言，以增加閱讀的樂趣，減少理解的痛苦，我不敢說我做得成功，我只能說我付出了艱辛。

在一次討論會上，一位在哈佛大學讀哲學碩士的中國學生偶然讀到了本書各章目錄，問我："這是武俠小說嗎？"我不知道是該高興，還是該慚愧。不過，讀者不應該期望本書真的像武俠小說那樣吸引人，但我有意設計了某些理論懸念，或許能維持你把它讀完的興致。

不過，你完全可以不讀這本書，損失不大，至多隻是一次探險的樂趣。

二，鱷魚的"蜜月"

1989年1月，我在當時很有影響的《世界經濟導報》上發表了那篇惹是生非的文章：《新權威主義述評》。那篇文章的許多觀點可能已經被人忘記，但我的那個"調情論"還有人記得。前不久，我在哈佛燕京學社演講，主持人王丹先生介紹我時，特別提到這一點，還引起滿堂笑聲。

在那篇頗為煽情的"述評"裡，我寫道："1988年初，十三大的喜慶氣氛使思想界重新復甦，同時，新舊體制不戰不和的僵持局面又使我國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日趨危機。時局把人們推向深沉的思考，新權威主義又開始重新懷胎。2月，我在寫作《萌芽與移栽：個人所有權成長的歷史道路》一文時，發現英國現代化的最早監護人竟是英王，他一夜推倒一百座城堡的驚人之舉，為英國的現代化大廈奠了基。簡單的結論是：在民主與自由'結婚'之前，有一段專制與自由的'調情'期。如果說民主是自由的終身伴侶．則專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

這個觀點當時受到不少仁人志士的批評和訕笑，有一個自稱擅長老佛之學，但又混跡於學界官場的熟人預言說："你呼喚的新權威主義是一條鱷魚，它一出來，首先咬死的就是你。"這句話幾乎成了我的讖言。1992年9月，當我被咬得躺在醫院裡急救時，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正在召開。而此時，遠在法國的嚴家其先生著文說："吳稼祥光照十四大"，文章認為中共十四大實行的就是我的建議：政治上獨裁，經濟上自由。嚴先生有長者之風，並沒有挖苦我的意思。但我後來看到這篇文章時，心裏是苦澀的。讓人感到幽默的是，一個被認為"照亮"了中共代表會議的人，當時正被中共迫害得奄奄一息。我非常感激的是，那個說我要被鱷魚咬死的朋友後來見到我，並沒有得意之色。

"六四"11週年紀念日前後，海外中文網站上發表了不少反思文章，我的反面作用被進一步誇大。有人認為胡耀邦和趙紫陽先生之所以下臺，就是用了像我這樣的新權威主義者；還有人說，"六四"鎮壓是實行新權威主義的結果。看得我毛骨悚然，脖子後面嘶嘶冒著涼氣。心想，這些人如果上臺清算，我的小命休矣！

說老實話，在寫這本書的第六章之前，我對上述的批評或褒揚感到委屈。對新權威主義提出的原由，我在本書第一章有詳細敘述。簡言之，提出新權威主義，第一是想把分裂中的中共最高權威統一到趙紫陽先生身上來；第二，新權威主義的矛頭指向的是維護舊體制的實權保守派，而不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不是要求自由和民主的民眾。接近新權威思想的，荷蘭歷史上有格老秀斯，法國歷史上有波丹，英國歷史上有霍布斯。

即使為代議制政府唱最美讚歌的英國著名思想家密爾也特別強調：專制的"有限的中央權力"即王權對摧毀舊制度的巨大作用不能低估。他說："國王的利益在於鼓勵各地農奴從領主控制下解放出來的一切分散努力，並把他們置於直接從屬於他本人的地位。在他保護下形成了為數眾多的只服從國王的社會。同鄰近的城堡中的領主的統治比較起來，服從遠處的君主，本身就是自由……就這樣，一個原則上專制的但在實踐上一般是很有限的中央權力，成了幫助人民通過必要進步階段的主要手段，而真正的代議制政府就很可能妨礙他們進入這個階段。俄羅斯帝國農奴的解放只有不折不扣的專制統治或是一場全國範圍的屠殺才能實現得了。"（《代議制政府》，中文電子版，第61頁，《家庭藏書集錦之五：哲學》，紅旗出版社）

當我寫到第六章，寫到"解凍原理：自由化假說"時，我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嚇了我一跳：所有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有一個政治上專制、經濟上自由的時期，也就是我在《新權威主義述評》裡所說的"專制和自由的'調情'期"，這個時期，是自由和權威不均衡的時期，是權威大於自由的時期，是所有民族歷史上最危險的時期，是侵略性最強也最容易走向全面反動的時期。幾乎所有民族歷史上最野蠻的事件和可怕的征服與擴張，都發生在這個時期。

在這個時期，政治上專制的獨裁者有政治權威極大化衝動，經濟上自由的新生有產階級有自由空間極大化衝動，前者要征服別國領土擴大政治權威，後者要開闢海外市場獲得廉價資源。兩個衝動疊加，於是有了葡萄牙、荷蘭、西班牙和英國瓜分世界的早期殖民主義，有了想改寫歐洲版圖的拿坡侖主義，有了重新瓜分世界的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德國納粹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俄國和中國的共產主義表面看來不是專制和自由合作的產物，其實，如果沒有農奴的解放，為俄國的工廠補充了大量自由雇佣工人，俄國的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獲得成功的。

等我寫到第十章，我又發現一個後起大國當其"國際權威指數"（我用的一個術語，用以衡量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在世界上的威望）上升到一定程度時，如果不幸這個大國在獨裁者統治下，就有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和洗雪國仇民侮的壯志。當年的德國、義大利和日本，就是這樣走上了戰爭之路。由此看來，所謂"專制和自由的'調情'期"，雖然是所有國家走向現代化道路難以避免的，雖然有現代化取向的專制權威對拆除舊社會的藩籬有過積極作用，但這個時期卻是十分危險的。這個調情期，可以恰當地稱為"鱷魚的蜜月"，必須及早結束，否則後患無窮。

這就是我對新權威主義的反思。這就是促使我從一個新權威主義者轉變為一個聯邦主義者的思想根源。根據我在本書裡提出的自由與權威的均衡理論，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唯一妨礙民主進程的就是中央集權。在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大國實行民主化，有導致分裂的可能。既要民主，又要統一，舍聯邦化別無他途。

或者分裂，或者法西斯化，或者通過聯邦化和民主化走向中華民族的空前團結和興盛，何去何從，要看中國的鱷魚想度多長的蜜月。

三，頭的權利

這本書，完全可以被看成是理論化或思想化的個人經驗。一個思想者在極權社會裏的生活經驗，大概沒有比"頭對著牆"這個短語更貼切的表達了。
這個短語不是我的發明。如果我沒有記錯，它是法國著名詩人艾呂雅一首詩的題目。我被關在秦城監獄的時候，囚室牆壁上的喇叭播送過它，喇叭轉播的是北京廣播電臺文藝臺的節目。那首詩是艾呂雅在德國佔領期間，他本人被關(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