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會說，平庸是現代化的特徵，因為現代化本身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就是追求利益的合法化，總不能要求不講利益的世俗化吧。
的確，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民主制度－－即多數決定的規則－－肯定是以利益交換為核心的世俗化甚至平庸化的遊戲，但是，第一，利益交換必須有明確的規則，即由外在的法律和內在的良心共同支撐公平交易規則，而在中國，利益取代了法律和良心，成為人治秩序和厚黑學的唯一支撐；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支撐民主制度的價值基礎－－自由－－則具有先天的超世俗的高貴品質，沒有自由優先的價值取向，民主不但可能導致希特勒式的暴政，導致以人民的名義實施的個人或政黨的獨裁，而且會使人性的高貴、尊嚴和美被無名氏多數的平庸所同化。
在民主的規則中，多數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多數一旦動員起來，既可以為任何理想、哪怕是烏托邦理想而慷慨赴死，也能夠充當野心家的工具和不惜血流成河的劊子手。
中國從來不乏民眾造反的「大民主」傳統，卻壓根沒有自由優先的民主傳統，麵包之下，自由難存。與利益至上的平庸相對，自由優先的高貴只能來自少數精英，只有自由才能保護具有高貴品質的少數精英，不被世俗的利益和平庸的多數所吞沒。
古代的貴族階層衰落之後，一個現代社會的品質，取決於自由優先的制度安排中少數精英對多數的制衡能力。少數精英既有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和對政治權力的批判，也有對大眾趣味的抗拒，也就是對政治權力和多數趣味都保持獨立的批判性，並且批判地監督政府、引導大眾。而這，恰是社會品質不斷得到提升的關鍵。
現代化是日常生活的世俗化，民主化是政治生活的平庸化，對於大眾來說，他們要的就是這種世俗的平庸的幸福。如果我們中國人已經有了現代化和民主化，世俗一點兒，平庸一點兒，也就罷了。可悲又可笑的是，我們還什麼也不擁有，還在面對一個專制政權，而包括精英在內的整個社會，就已經世俗得純粹、平庸得透明。
作報告時屢屢念出錯別字的李鵬，在國內的政績乏善可陳，在國際舞台上又不太會自我控制，很容易脾氣暴躁。只因為外國政府沒能按照他的要求制止對他出訪的抗議，他就會突然改變早已安排好的日程，給接待國政府臉色看。對李鵬來說，看不看歌德的故居完全是小插曲，重要的是泱泱大國執政者的尊嚴。何況，本來這種日程的安排，就是附庸風雅大於對偉大詩人的內心敬重。
會說多種外語的江澤民很善於表演，剛在五十年大慶上檢閱完三軍，又於新千年凌時登上沒有竣工的世紀壇祭祖，講完了「三講」又講「三個代表」，鎮壓了民主黨又滅了法輪功，並時不時地以大國主宰的自信頻頻進行國際巡迴演出，在莫扎特用過的鋼琴上歷經坎坷地彈完了「洪湖水」，然後又伸手搶過外國元首授予的勛章，急不可耐地自己給自己戴在胸前。
就連一度被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寄以厚望的朱鎔基，在剛就任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上，以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的充足底氣，語驚四座。接著出訪美國，受到破格接待，頗有大國領袖的風采。但是，僅時隔兩年多，他便在國內的記者招待會上，一會兒炫耀自己追求民主自由的資歷遠在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之上，一會兒反問提問的記者：「你們德國不也有腐敗嗎？在處理腐敗時，你們殺過我們這麼多人嗎？」七月份訪問德國，朱鎔基以黑金政治和不到40%的選票作為論據，輕蔑地向全世界宣布：臺灣大選是個民主的笑話。於是，他宣布的這個笑話，就在國際上成了關於民主常識的最大笑話。
朋友相聚聊天，常講一些聽來的有關中共第三代的政治笑話，但是嬉笑過後便發感嘆：如此喪失民意支持的、有時甚至鬧出常識性笑話的中共第三代，為什麼在大屠殺之後，在中共政權的道義合法性幾乎喪失殆盡的危機中，還能夠穩坐最高權力的交椅十年？這難道不是大陸的知識精英們的恥辱嗎？
沒錯，是恥辱。但是，這決不是傻子統治聰明人、懦夫指揮勇士、平庸領導高貴的恥辱，而是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民族，別無選擇地必須服從平庸的恥辱。正是被統治者本身、特別是精英們的懦弱，才造就了平庸的統治者。反過來，握有絕對權力的平庸的統治者又使整個社會的智慧和人格平庸化。執政者和精英們之間的遊戲，要想達到「雙贏」的結果，只能玩低智商的平庸遊戲，遊戲的規則乃是「惟利是圖」。智商一高，要麼玩不下去了，要麼就是大陰謀大詭計大殘暴。
香港的著名大俠、《明報》的創始人金庸，對新聞自由的好處，應該比任何大陸的新聞從業者，都有更深更豐富的體認。但是，他一旦決定接受大陸某大學的文學院院長之聘，便在演講時聲 稱：無論在哪裡都沒有絕對的新聞自由。所謂的新聞自由，在西方不過是各媒體老闆的自由，打工仔絕沒有自由。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他居然號召新聞記者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而軍人的天職是絕對服從。
到底是武俠小說的高手和著名報人，才會如此執著地「語不驚人死不休」。有人會問：作為知名報人的金庸，其報業的成功完全受惠於香港的言論自由制度，他怎麼可以無視幾十年的新聞從業經驗，說出這樣有違於良心的屁話？獨行於香港的大俠，怎麼一來大陸，立馬就變成了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解放軍士兵？
而這，就是大陸中國的獨特魔力。在這塊土地上，再高貴的品質和健全的常識都無法生存。同質化的平庸抹平了一切其它的差異，滿腹經綸的碩儒、腰纏萬貫的大賈、紅得發紫的明星、一手遮天的高官……面對制度性的絕對權力，他們的表情完全一樣，訓練有素的肌肉運動，只能做出滿臉媚態和一身酥骨。來自香港的金大俠尚且如此懦弱，大陸的精英的委縮就更讓人不忍目睹了。
六月初揭曉的「長江《讀書》獎」的評選結果，就是這委縮的最新例證。《讀書》雜誌聲稱堅持民間立場，這已經很可疑了，因為目前的中國還沒有一家正式的民間出版機構，三聯出版社也不例外。再看評選結果：評委會名譽主席費孝通獲「特別榮譽獎」，《讀書》主編汪暉獲「著作獎」，評委錢理群獲「文章獎」，其中還有若干評委的著述被推薦入圍，可惜最後落選。
名譽主席、主編、評委的作品入圍，這已經有違公認的評選規則了；最後又得了獎，就是拿屁股當臉的無恥了。世界上好像還沒有這樣的比賽規則：裁判兼球員，結果還進了球，通贏其它的競爭對手。
即便比賽中不能完全避免的黑哨黑球，也至多藏著掖著，那敢像「長江〈讀書〉獎」這樣明火執仗且義正詞嚴，用誰也無從把握、內功頗深的「本質正義」，取代可以一目瞭然的公開的「程序公正」。
像費孝通或汪暉這樣的一貫幫閑的文人如此下作也就罷了；像《讀書》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正式聲明，為其違背最起碼的學術公正和世俗常識的行為進行強詞奪理的狡辯，還拿起訴之類的法律手段嚇人，像主編黃平接受採訪，那種顧左右而言它、不觸及問題實質的圓潤，也可以一笑了之。因為《讀書》近幾年早就變味了，已經不願意遭那份帶著繩索抗爭的活罪了。以學術自由和民間立場的假面，參加「主旋律」的盛大舞會，才叫自在、滋潤。
但是，像錢理群這樣在九十年代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盡量保持清白名聲，一直自稱「堅持獨立寫作」且有些文章寫得好看，居然也不顧起碼常識而以評委的身份獲獎，居然沒有拒絕，居然面對社會上的異議而沒有任何內心不安，反而聲稱：他儘管作為評委獲獎，卻沒有感到此次評獎中有任何學術腐敗？！
出任一種重要獎項的評委，這本身就是很高的榮譽，榮譽也會作為象徵性資源帶來巨大的無形利益；而獲得此種獎是另一種榮譽，利益也會隨之而來。但是，人不可太貪婪，貪婪就要過界、犯規，鬧出有違起碼常識的笑話。如此簡單的公理，絕不會比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更難理解，難道他居然就不明白嗎？
曾經有朋友對我說：「現在，拿出十萬元錢就可以收買任何一個大陸學者。」當時，我覺得他說得太絕對了，而「長江《讀書》獎」一出，方覺如斯言哉。著作獎十萬，文章獎才三萬。
曾有過不止一個老外問我：「六四這麼大的血案，捲入那麼多的人，死了那麼多人，怎麼一夜之間，說平靜就平靜了？屠殺真的能夠殺死正義嗎？中國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時，我似乎無言以對。現在，如果有人再問我同樣的問題，我就會把「長江《讀書》獎」的故事講給他聽。
怎麼可以指望一個只產生如此見利忘義的精英階層的民族，能夠見義忘利呢！這無疑是以競相無恥方式向社會公正和學術良知挑戰。在中國，以無恥的方式向道義挑戰的勇氣，幾乎人人具有。但是，以道義的勇氣向無恥的現實挑戰的人，卻幾近滅絕。
「六．四」的血腥恐怖使中國陷入倒退的泥潭而難以自拔。雖然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打破了死一樣的沉寂，但是朱鎔基的經濟鐵碗所創造的「軟著陸奇蹟」，也只是延緩了深層經濟危機的提前爆發，而並沒有消除任何危機的制度性根源。而在文化上政治上思想上，先是一片肅殺之氣中的萬馬齊喑，繼而是極盡渲染太平盛世的貧血喧囂、腐敗橫行和鎮壓異己。
港臺文化的大舉登陸、本土的大眾文化的沸沸揚揚，伴著以「三講」和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主旋律」，人們似乎陶然於繁華和享樂之中，鄧小平用「小康」購買著民眾的記憶，不僅歷史上的無數大悲劇被遺忘，就連最近期的慘案也被淡化得幾近於空無。
在這種全民族的遺忘和麻木之中，精英們形成了一股以學術化本土化為藉口的與主流意識形態共謀的「豬的哲學」。它緊緊地攀附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話語霸權，把所有的智慧都用於論證怎樣才能保持穩定以發展經濟的「小康哲學」，論證「歷史缺席權」式的逃避的合理性，一句話，就是論證怎樣讓豬們吃飽了就睡，睡醒了就吃，至多讓它們停留在飽暖思淫慾的階段，再不能有其它的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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