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

原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余英時的評論: 最近大陸出版了一本非常暢銷的書。是一月出版的，作者叫李昌平，它的書名是<<我向總理說實話>>,完全為農民請命的一本書，據說五萬冊已經銷光了。而且有很多的農民也花錢去買這本書看，這是一個很突出的現象，知識界也對這本書討論得很熱烈。再加上前幾個月我們提到的一本書叫<<黃河邊的中國>>，專講河南農民的痛苦的情況，跟這本書配合起來看，可見得農民的問題現在已經是對政治、社會關心的人最集中的一點了。這一點再加上朱溶基總理所說的農民已不堪重負，裡面在沸騰這種話，可見得中國問題之所在。農村怎麼樣跟上現在的時代，特別是這個市場日益擴大的情況之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中國有13億人口，農民至少佔有9億，這是一個不得了的數目字。我們知道美國農業人口頂多不過5％，甚至還不到。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農民的前途怎麼樣？是最值得關心的問題。因為農民是散在各地的，又沒有全國性的組織，所謂的農會也都是地方性的，而且現在也不准組織。李昌平這個人我不認識，只知道他大學畢業，還得個碩士學位。但是他是從農村裡面出來的，擔任過四個鄉村的黨委書記。我們知道，今天的黨委書記已經是一種土皇帝了，為所欲為，許多黨委書記都是壓在農民頭上致富的。這位李昌平居然跑到北京研究農民問題，變成農民的代言人。這也看得出來中國的知識人的一個傳統，就是要為民請命。現在是他是為農民請命，所以他在書上印的是農民真苦、農民真危險，而且還說要給農民以國民的待遇，那就是說，現在的農民是二等公民。這是一個極端不平的一個現象。

1954年共產黨在北京開政協會議，那時候的梁漱溟是一個很有名的思想家，一直是關心農民生活的，替農民說話。他那個話是說，今天的農民在九地之下，和工人相比，工人在九天之上。這句話觸怒了共產黨，只有共產黨能夠有資格為農民說話，你是什麼東西？可以以農民的代言自居？從此以後，梁漱溟就受到圍剿，使他不能說話。這個人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所以他堅持自己的意見，人沒有屈服。在今天看來，他的話看來要修改了，不只是農民在九地之下，工人也一樣也在九地之下。農民和工人階級現在處在很困苦的一種階段，農民尤其在許多地方收到很多白條，可見苛捐雜稅之類的負擔非常大。李昌平主張取消這些，不是說減輕，而是跟其他人一樣，照收入比照交稅。事實上農民生活很苦，交不到什麼稅的，如果這樣一來，農民就等於說是負擔大減了，中央以至地方很難維持了。

中國從明清以後，交稅的錢完全在田上，誰有田，誰就交稅。本來有一個人口稅，這個稅就拼到田裡邊去了，攤丁入畝。所以換一句話說，在明清兩代，一直到民國，你沒有田，根本就不要交糧，地主非交不可。所以我們可以說，大家有一個誤解，以為共產黨革命是為農民翻身。其實農民的情況在傳統的制度之下，有它的基本保障在那，而且它不要交付銳，也不要出勞力。並不是過去農民好得不得了，但是確實比共產黨之下多一點保障，共產黨現在的田實際上還不是給你的，在你交的稅上，錢還是屬於共產黨的，屬於公家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農民比過去以來，只有更慘而不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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