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收入不平等擴大的趨勢難以逆轉

近幾週來，幾乎所有的國際著名新聞媒體都用大量篇幅報導了東北大慶和遼陽的下崗和失業人員抗議示威的消息。兩地各有數萬名下崗工人和失業人員要求有關當局兌現在失業補貼、退休金和醫療費等方面所做的承諾。由於問題積累的很多，加之當地政府處置不當，兩地的示威已經持續了數十天了。在中國大陸，失業人員的示威活動近幾年來已經不是孤立的個別現象。但是此次大慶和遼陽的工潮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卻非同尋常，它再一次引起人們對中國各個社會階層之間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問題的關注。
　　中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現象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呢？經濟學家和政策制訂者們常常用基尼係數作為測量社會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的指標。這個係數的數值在零與一之間。如果基尼係數為零，意味著社會收入絕對平等；如果基尼係數為一，則意味著社會收入絕對的不平等。與任何其他中國的統計數據一樣，以官方數據為基礎計算的基尼係數與國內外學者們自己進行的調查計算有很大的不同。

　　中國經濟學家趙人偉在最新一期《國家行政學院學報》上發表的文章指出，九十年代中期，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計算的中國農村和城鎮的基尼係數分別為零點三四和零點二八。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進行的全國範圍內的抽樣調查計算的農村和城鎮的基尼係數則分別為零點四三和零點二九，如果將非法和非正常收入計算在內，全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零點五。而國際上通常將零點四五作為導致社會不穩定的臨界點。

　　世界銀行在一份關於中國收入分配的年度報告中對中國的收入分配變化的總體趨勢也作出了"更富了，但是卻更不平等了"的評價。

　　在過去二十多年間導致中國社會更加不平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複雜的。有些導致中國社會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同時也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例如私有企業的高速發展、科學技術人員收入的大幅度增長、以及根據勞動成果決定勞動者收入的分配制度等等。毫無疑問，這些措施會直接導致社會不同人群中和同一人群中的不同人員之間收入差別的擴大。這種由市場機制決定的報酬制度會創造出高效率的激勵機制，從而提高社會財富的總量。通常人們不會對此有強烈的反感。事實上這些也並不是中國此起彼伏的工潮的源頭。

　　導致中國工人、農民強烈不滿的是另外一些擴大社會收入差距的現象。在這類現象中，最為突出的是各級黨、政官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聚斂財富。在過去二十年間，這些人已經迅速成為社會的新貴。他們不僅有錢，而且有權。由於他們的錢來源於他們的權力，而他們的權力由不受任何制約，因此由權生錢的過程便特別的明目張膽、特別的鮮廉寡恥。他們不僅各自為政、無孔不入利用手中的權力在自己所能控制的各個部門和地區尋租，最可怕的是，作為一個強大的社會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實際上劫持了整個制度，反對任何制約他們權力的變革，以維護自己在社會財富分配中的強勢地位。這些自然會導致社會底層民眾的極大的憤怒。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方面，統治階層由權生錢的實踐剛剛開始，他們有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因此聚斂財富的過程還有所收斂。另一方面，由於制度變革初期由原始的落後效應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底層民眾也能從發展中有所收益。但是由於人類的利己天性，隨著這個權錢交易過程的逐漸熟練化和制度化，統治者攫取財富的過程必然呈加速發展的趨勢。當經濟發展從最初的高速度回落下來時，權錢交易直接侵蝕底層民眾的利益便不可避免。這些正是近年來中國底層民眾抗議示威不絕的根本原因。

　　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承認中國社會存在弱勢群體，這無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問題的嚴重性。遺憾的是，中國政府不僅沒有拿出有效的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他們的不少措施事實上還在進一步擴大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例如，官員的各類收入早已大大超過工人、農民的收入，中國政府卻不顧大量工人失業和農民流離失所的情景，仍然堅持在三年內將官員收入提高一倍。這一事實再次證明了社會被有權者劫持的觀點。由此看來，在現行體制下，中國的收入不平等擴大的趨勢現象實在難以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