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性病雖然不受重視，這可以從媒體輿論和大眾話題中得以證明，但梅毒、淋病一類的性病卻很可能造成遠較愛滋病更廣的社會災情。
在江蘇，這種社會災情更多體現在連續幾年的排名第一:長江三角洲是我國發病率最高地區，而江蘇省感染性病的個案數字始終居全國首位。另一個可能是巧合的事實是，中國性病的權威官方機構中國性病麻風病控制中心也在江蘇南京市。
在美國，每出現一個愛滋病例，相對就有300例其他性病新病人出現。在中國，這樣的比例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官方說法。在感染性病的總人口當中，2/3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據估計，性活躍的美國人當中約有一半遲早會感染性病。
在中國，如何解決性活躍人口的問題也一直是爭論焦點。
春節前後，中國首部關於青春期性教育的系列教材近日在哈爾濱正式出版。為此，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各中學和大、中專院校的健康教育教師、校長必須人手一冊。而學生則「可作為課外讀物」。
據介紹，這本教材針對初中、高中、大學等不同年齡段的青春期青少年。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夏國美在接受採訪時說，中國性教育問題僅從名稱上就可以反映出許多問題:我們的性教育一概叫做青春期教育，任何問題都可以包括在青春期教育內容中，為什麼我們不能直接就叫做「性教育」呢？
就在人們還在為這些問題思考不清時，我們的中學生們不斷表現出對性知識的渴求。而比他們更高一階段的大學生們，在大學裡仍然遇到與中學生一樣的困惑。教育制度和施教者面對這種性的社會現實，顯得十分困窘。
更為困窘的是公共政策的執行者，他們面對的不僅是中學生、大學生，還有那些性病源頭的製造與傳播者:賣淫者和嫖娼者。這個群體的存在，對我國道德基礎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承認「性產業」的現實是匪夷所思的，而與之相關的安全套的社會市場化等一系列問題都顯得有些遙遠。但最值得關注的仍然是，中國性病疫情蔓延的事實。
江蘇的「性」困惑
－－－ 一個城市的「性」和「性病」問題調查
根據江蘇省性學會有關人士提供的《性病情況簡報》顯示，「2000年底江蘇省的性病發生率為140.7/10萬，高居全國首位」。這是一個讓多數人都很困惑的結論。
記者接觸到的幾位江蘇衛生部門官員反映，江蘇的「性病高發」與該省疫情監控系統的健全有關。但從江蘇省人大代表連續數年關於《整頓淨化性病醫療市場》的提案來看，問題顯然並非如此簡單。更可能的原因是，「性病醫療市場」、「性產業」、「性態度」之間錯綜混亂的因果關係構成了這個簡單結論後面的特殊背景。
從這樣一個截面上去觀望，江蘇的「性」和「性病高發」問題很「中國化」
在南京的福建人
記者在南京的幾天都下著小雨，車行駛過的路段擁塞的地方不多，因為人群、車流的節奏比較緩慢。多數南京人讓人感覺一直是在慢條斯里地生活，上下班、泡茶館、請客吃飯，很難出現一些節外生枝的意外情節。一個人如果沒有慾望，就不會到處遷徙，一個城市如果沒有慾望，就不會變化莫測。南京給人的印象古老而平靜。
據說，許多喜好遷徙的外地人因此來到南京，是來開發這個城市的慾望。經營「性病治療」生意的福建人是其中很大一支。甲醫院是南京市一所綜合性醫院，下屬三個分院，老闆陳經文(化名)是90年代初來南京開發地盤的福建莆田人。和在江蘇的多數福建人一樣，陳起家時的所有家底是再寒傖不過的一間「性病專家門診」。不過，這家現在已經有了三幢頗具規模的門診大樓，上百名醫護人員的甲醫院在報紙和電視上露面的廣告仍然是「主治泌尿系統疾病」。據稱，由於省政協委員「『性病廣告』嚴重影響江蘇省形象」的呼籲，去年底，江蘇省衛生廳開始全面封殺「性病廣告」。而2月27日記者翻看南京的三家報紙，許多版面的70%都被「泌尿系統疾病」的廣告佔據。
一知情人告訴記者，生意上陳經文的出手很大，每月該醫院光南京市內各類媒體的廣告投入量就在萬元以上。
在該醫院擁擠的皮膚病門診裡，記者見到了從高郵市趕到南京來看病的患者宋斌(化名)，四肢細得如同麻稈，耷拉著腦袋坐在椅子上，上面吊著正在打鹽水的藥瓶。宋告訴記者，他是在高郵跑運輸的，一次去興化接貨時「叫小姐」得了這種病。聽說高郵那邊福建過來的騙子游醫很多，又看到當地電視台上有甲醫院的廣告，就到南京來治，「得這種病的一般都不會在本地治」。宋說，正在挂的這瓶藥要200元，他已經來了三次，還要兩個療程，「病，感覺好些了」。
記者撥通了正在上海出差的陳經文手機，採訪主題是要「寫一本書介紹在全國各地做生意的福建人」，但談到「性病治療」這一塊，陳顯得異常謹慎。
在江蘇經營性病市場的福建人之間彼此都認識，但有「誰的生意做得大，誰在這一群體中越有號召力」一說。南京沒有誰不認識陳經文，比較誇張的描述是「陳開大奔，有保鏢」，而陳在圈內做過最有影響的一件事是用了7天時間拿下了三個政府指定的皮膚性病專業防治機構，據說陳的生意也是通過這次做大的。
相比較，另一個福建人陳祥虎(化名)算不上大老闆，他的私車是一輛「凌志300」。最初也在南京發展的陳祥虎在圈子裡被人稱作「阿虎」，現在生意已經做到了常州、常熟、昆山這些江蘇城市。對記者提出的絕大部分問題，陳基本都拒絕回答，理由是:「我們也很難，連名片都不好意思發，再說，我只不過是小打小鬧，要說的話，你去找陳經文，他是大老闆。」電話裡，陳祥虎向記者介紹了在全國各地從事「性病治療」生意的三大幫派:福建的「莆田派」、廣東客家的「梅州派」和「山西派」，「不過，在南京，我們福建人最多，大概有一兩百人」。
多數情況下，異地謀生的福建人之間有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定，像「討媳婦只找老家的姑娘」，「生意上各發各財，互不拆臺」。據說，這些莆田人的生活作風很檢點，生意上需要有專門的開支打點一些地方衛生部門的官員，去「夜總會」等場所消費時，自己只作場面應酬，絕不涉足於這種性交易。陳說:「出來闖蕩不容易，因為這個而栽了跟頭就不值了。」
也有避免不了的生意衝突。2000年5月，兩個福建人陳海和林業文(均為化名)承包的皮膚病診所開到了一塊，大約相隔百米的距離。當一家在電線桿上粘貼的性病廣告把另一家的廣告覆蓋後，相安無事的局面發生了改變。數次言辭的爭執後，14日下午，陳僱人在林出門的時候下手把林幹掉，然而刀直接刺進了和林一同出門的胞弟林業武(化名)的肝臟部位，林弟當場死亡。事後，凶手被擒獲，而雇凶殺人的陳海一直在逃，南通警方刑偵大隊以「仍有案犯在逃」為由，拒絕向記者透露任何與案件相關的信息。
「他們只是福建人裡面的小角色，他們勢力如何完全要看背後的老闆有多大。」江蘇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蔣遼遠跟記者敘述此事時說。
在南京的街頭里巷，記者並沒有看到像許多城市裡「牛皮癬」氾濫的情況，也沒有見到個體性質的「性病」診所。向南京警方瞭解的情況是，2000年12月25日，南京衛生部門聯同警方出動577人對南京市13個區縣的游醫進行集中打擊，分布於各個城郊結合部的175個游醫窩點被取締。而事後發現，所有被查獲的個體游醫都來自河南，沒有一個福建人。
「對福建人來說，這種方式太低級了！僅憑一次突襲式的打擊活動已經很難動搖他們的生意。」蔣遼遠向記者描述了福建人在江蘇經營的版圖網路，「以南京為中心，向北進入江都、泰州、鹽城、淮陰直到連雲港，向南打入丹陽、錫山、常熟、太倉、昆山、吳縣。」
從這樣的網路圖看，福建人發展生意的地方無一不是江蘇省「性病」重災區。在「性病」吸引了「治療性病」生意這一最為簡單的直線邏輯外，還沒有更清晰的因果關聯將「性病」和「游醫」劃上等號。但個體游醫對暴利的追逐導致了性病診療市場的混亂，從而帶來了對性病的誤診、錯診以及對疫情的誤報、重報，都已經清楚地成為單純性產業以外「性病元素」。
福建游醫的家族傳奇
江蘇省完善的交通網路成為「游醫」這門依賴人流、物流的生意更容易生長的另一個背景。江蘇境內以南京、徐州為樞紐，有北京至上海、南京至蕪湖、連雲港至烏魯木齊三條鐵路幹線通過，旅客列車可直達國內40多個大中城市，快速火車由南京至上海僅需兩小時30分鐘。
在南京做皮裝生意的浙江海寧人孫波告訴記者:「因為直接進入上海的各項成本都過於龐大，大多數處於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生意人都會選擇把控制江蘇地盤作為最終操縱整個華東地區商業網路的『跳板』。」從80年代中期就開始看好「性病治療」生意的福建游醫也不例外。
最早來到江蘇，後來在這上面做得最大的福建人叫佔金昭，福建莆田秀嶼鎮馬廠村人。
佔金昭最初的經營手段仍屬於早期的「游醫方式」:在廁所、電線桿等地方貼「包治性病、皮膚病」廣告。因為長期生意不景氣，他放棄了性病治療，在江蘇揚州的街頭賣了兩年年糕。90年代初，江蘇的梅毒發病率開始回升，佔金昭也重拾舊業，幹起老本行，並以令人驚異的速度進入揚州市兩大醫院－－第三人民醫院和工人療養院的皮膚科。佔何以憑藉一窮二白的家底很快在江蘇性病市場上立足？居間的具體操作過程現在已經很難有人說清，但江蘇性病防治單位的人都回憶到一個具體細節:在佔的勢力迅速生長時，揚州發生過幾起外地人群毆的流血衝突，沒有多長時間，揚州地區一些中小型的皮膚病診所都逐漸掛上了「佔」字號的金字招牌。
從記者掌握的材料無法確認江蘇佔金昭和前幾年在王海打假中被警方端掉的佔國團非法游醫集團有什麼直接的血緣聯繫。仍有充分的跡象顯示，在佔國團垮掉的1998年，佔金昭也在江蘇境內銷聲匿跡。然而，揚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的皮膚科仍在繼續運作，名稱叫做「三院泌尿疾病治療中心」，並且依舊「鋪天蓋地的性病廣告，並向江都、高郵、儀征等縣市輻射式擴散」。而記者瞭解到，在雙方合作協議簽字的另一方正是佔國團經營數十年的「福建閩南醫療設備投資公司」。
佔金昭在江蘇的發跡故事在某種意義上幾乎已經成了一種傳說。沒有人能弄清佔金昭到底有多少資產，到底在江蘇多少個地方經營了他的生意分點。一個說法是，佔金昭現在去了加拿大，並轉移了他的大部分家當。另一個頗有意思的形容是，「佔金昭的發家史也是江蘇省性病的飆升史」。而以佔為代表的第一代福建游醫更現實的一層影響可能是:對不斷來江蘇「性病市場」淘金的福建人，佔成為一個榜樣和誘惑。在佔後面崛起的一代福建人裡，甲醫院的陳經文是個典型。比較兩代游醫，蔣遼遠說，這一代福建人的生意做得「更大」、「更合法」、「網路更完備」。
從1998年起歷時兩年，全國性病麻瘋病控制中心疫情室的研究人員龔向東和他的同事開始對性病門診承包情況展開全國性調查。龔向東向記者出示了這份尚未完全公開的報告，情況讓人吃驚:「江蘇省78個政府指定的皮膚性病專業防治機構中69%被承包。」
在這個意義上，新一代福建人裡已經沒有了嚴格定義上的「游醫」。「與前代游醫最大的區別是這一代福建人已經不需要『坐堂』而只負責經營，他們更把『性病醫療』當作一種生意來做。」
被許多福建人找上門來要求承包聯營的高郵皮膚病防治所所長顧昌林告訴記者:「完善的生意網路使得他們可以迅速融集大量資金，錢在極短時間內從分散的各地向大老闆那裡匯聚」，「拿下一個小型診所一般需要20萬元，拿下一個地級市的綜合醫院大約價位在100萬元左右，而通常的情況是，生意剛談成，錢就用麻袋拎過來了。」
南京的性和性產業
被描述為「十里秦淮」的南京並沒有人們想像中火爆的夜生活場面。12點不到，各個商場、酒店、茶樓都陸陸續續地打烊，街上的人已經相當的稀疏。在不多的卡拉OK廳、迪廳裡面熱鬧著的也就是一些正在興頭上的小年輕，成群結夥地出入，勾肩搭背，並沒有更多離譜的舉動。
2月28日凌晨，記者打車從南京中山路到建寧路把城南、城北逛了一圈，大多數容易與性交易發生聯想的場所，像洗浴中心，一般在凌晨兩點鐘之前都關了門。到近郊的路邊飯館，才看到有三三兩兩的女人在路邊攬生意。這使南京的夜晚安靜得讓人覺得有些循規蹈矩。司機告訴記者，南京更多的色情服務是打著公開名號的，去年底，南京警方在一次掃黃運動中剛端掉一個以「心理研究所」為幌子的賣淫窩點。據稱，這個當時在南京剛剛開辦一個月的「現代心理研究所」，從全國各地招收的從業人員就有200餘人。
記者瞭解到，早些年，作為江蘇境內無錫、蘇州等幾大國內重要景區旅遊線路的匯聚點，南京一些星級賓館的生意相當紅火。許多南京人反映，當時玄武湖邊上一家四星級旅遊涉外賓館通宵達旦會有濃妝艷抹的女人出入，「來這裡消費的多數是外地客商，偶爾也會看到些外國人」。這些被旅遊業招徠來的性生意從前幾年的數次大規模嚴打之後，開始逐漸收斂陣線，「多數賓館變得很規矩，個別在晚上10點鐘之後開始的艷舞表演算是最過分的『擦邊球』，不過也都小心翼翼。」「但客觀上來看，江蘇省『性病』問題的嚴重和80年代中後期江蘇旅遊市場的極度繁榮是呈正比的，來自蘇北農村、安徽、浙江和雲貴川的『小姐』都是在這個時候開始進入南京。」在南京居住了30年的中國性學會理事儲兆瑞說，「通過旅遊經濟的拉動效應讓蘇南帶動蘇北發展的想法，使這一方面的政策口子一度時間相當寬鬆。」
而從90年代中期開始，江蘇警方對色情業打擊力度的加強引起了整個南京地下性產業消費格局的變化。南京市區類似「洗浴中心」、「足療按摩」和「洗頭房」這些以現場交易為主要形式的性交易場所和「坐臺」式的經營方式都已經不為嫖客和「小姐」們所選擇，因為「風險太大」。
原先集中於南京娛樂服務業的「小姐」開始出現分流:姿質稍差的一般在南京和周邊縣市交界的城郊結合帶活動，服務對象主要是一些建築工棚的外地打工人和過往的貨車司機，價格便宜，「一般在20元左右」。「(小姐們)每天接客的次數在五到十人次，基本上都是無保護性交」;素質好一些的則進入上檔次的星級賓館的「按摩中心」工作，因為「多數情況下，這裡的客人相對乾淨，被查的可能性也小很多」。
許多有身份的南京人為了避免這種「危險係數」，選擇了「異地交流」的方式。一位南京官員向記者介紹，一到週末，會有許多公車開出南京，它們的目的地一般是馬鞍山、蕪湖、杭州、寧波這些與南京交通便利的外省城市，據說，都是為了「找樂子」。「那裡的小姐『安全』、『漂亮』，有許多蘇南和南京本地女孩」。
南京市市政公用局局長朱自強成為第一個因為沾上這種性交易而被撤職的人。
朱自強在南京的家喻戶曉不是因為他在任期間所做的政績，而是去年11月26日他在浙江寧波喝了通酒，和其他4個下屬官員在當地一家酒店夜總會裡大叫「我們要玩小姐關你們屁事」，然後他們把夜總會裡的四名服務員硬拽進了包廂後關了燈。據當事人的筆錄記載，在服務員的不斷反抗和呼救中，「五個人撩起她們的衣服，上下亂摸」。
儘管後來讓這樁醜聞被廣泛注意的是南京政府「糾風辦」隨後組織的「萬人評議機關活動」，朱自強在強烈的民意聲討中下了臺，事情本身的「桃色性質」和消費地點在相當程度上被忽略了。這一事件客觀上在一個特殊消費群體內暫時遏制了這類的「性消費」行為，有人向記者反映，今年以來，馬鞍山、蕪湖等地的娛樂場所前挂「寧」字牌照的公車已經減少了大半。「然而，這讓這一群體和這種感染性病的方式變得更為潛在和不引人注目」。
目前，南京市更龐大也更難確認其交易性質的是一種被稱為「公關公司」的情感服務產業。
「還沒到掛牌應召的地步，但交易的性質完全取決於客人是否會有進一步暗示。」暗訪過這類公關公司的江蘇電視臺「大寫真」記者李崇德粗略算了一下，這些公關公司僅在南京各大報紙登廣告的就有30多家。
這種頗為暗晦和特殊的交易方式形成了一種相對固定的性伴結構:一個「小姐」會有許多固定的熟客，而在一定時間內，一個客人也會固定找幾個「小姐」。全國疾病控制中心王全佩研究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性病正是在性關係的錯綜混亂中找到了最理想的傳播路徑」。
一位南京衛生部門的官員表示了他的憂慮，「這種性質上曖昧不清的服務業實際上在南京已經形成了一個有著巨大消費力的潛在性產業，而讓人頭疼的是，這種『辦公』式的坐臺和出臺方式使警方根本無計可施，而它的潛在狀態讓我們要進行健康干預也變得相當困難」。
靖江的安全套運動
靖江是世界衛生組織在中國推廣「100%安全套」的兩個定點城市之一，另一個是湖北武漢。在江蘇選擇靖江，主要考慮是靖江的交通便利、經濟條件和開放程度介於蘇北和蘇南之間，比較具有典型性。
記者到靖江的時候發現，靖城鎮裝置的四個安全套投放機已經有三個吐不出安全套，還有一臺機子被撬壞了外殼，聽當地人說，因為有兩臺投放機離一所小學比較近，許多小孩放學後拿安全套灌水玩或當氣球用。
靖江市防疫站門口立著那幅濮存昕作為「防艾宣傳大使」的廣告牌，據說這是靖江「安全套運動」惟一的宣傳道具，「以任何方式宣傳都怕有傷風化」。
「一開始就遇到了麻煩。」靖江市衛生防疫站站長杜亞平告訴記者，「去年，我們最初打算在推廣活動之前搞的『基線調查』，定在7月份，主要是弄清楚在靖江這一地方到底有多少性服務場所，性產業從業人員的基本數目，性生活方式以及就醫方式的基本情況。」「沒想到整整三個月我們一個人也找不著。」
問題出在2001年6月4日。江蘇省公安廳直接出動了近兩百名警力把靖江市所有的娛樂場所搜了個底朝天，事後人們得知這次突然行動是與一起重大強迫少女賣淫案有關。「因為碰巧這次推廣活動剛剛啟動，當時，我們工作組的人特別害怕，以為是衝著我們來的。」杜亞平說，「我們宣傳工作剛開始的時候才發現，幾乎所有可能有色情服務的場所都關了門，勉強經營的酒店裡也找不到任何『小姐』。」
儘管工作組進行安全套推廣宣傳的時候，靖江市警方基本保持「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防疫站推廣工作組的處境仍然很尷尬，遇上嚴打，他們的工作就得中斷。原來集中在一些場所從事性服務的「小姐」分散到城郊和農村的各個角落。「我們甚至根本沒辦法進行效果評估」。
一位當地衛生部門官員向記者分析在中國推行這種安全套運動的困境，「除了中國人對性特有的羞澀之外，絕大部分不是認識上而是經濟利益上的原因，各地疾病防治單位的醫生和公安部門的警察，有很大一筆收入都間接來自性產業，這是許多人不願意承認的一個現實」。
一些數據
*目前中國男女性成熟比10年前提前了一年，為12∼13歲左右，最早月經初潮在9歲。((《人之初》，2000年11月)
*中國大陸青年初夜年齡為21.9歲,為全球最保守，美國最開放，是16.4歲。臺灣地區青年首次性行為的平均年齡是17歲。(《中國青年研究》，北京，2000年5月)
*自1998年以來，在北京婦產醫院接受中期引產的女性中，50%左右是未婚，其中20歲以下的佔14%。◎1996年，上海中醫藥大學樊民勝教授等對上海5000名大學生抽樣調查，贊成婚前性行為的男生為79.3%,女生59.4%;贊成婚外性行為的男生50.8%，女生45.4%，接近美國60年代水平。
*《青年探索》(廣州，2000年5月)報導，對上海七所大學700名大學生調查，7.2%的大學生有過性行為，1.9%正在同居，其中大四學生有性經歷的人數為13%。另有研究者對500名女大學生進行為期4年的跟蹤調查，發現女大學生有性行為者比例隨年級遞增:大一:7%大二:13%大三:20%大四:25%
性病依然是我國「一個較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和社會問題」
性病流行譜
梁國鈞掌握的數據是:解放初期中國主要流行的性病是梅毒，佔到60%左右;而到了現在，愛滋病又「太有名」，還容易致死，因此人們常常忘了性病還包括淋病和梅毒。
不過這種距離感很快就會被直觀的中國性病圖譜打消。在圖譜中，梅毒是一條陡升的曲線－－梅毒的增長幅度很大:自1979年我國再次報告梅毒後，報告病例數逐年增多。在1993年到1999年之間成倍增長，年均增長85%，2000年全國梅毒報病數為80181例，是1993年的40倍。
2000年我國8種性病的構成已發生改變，其中淋病第一，佔33.25%，梅毒位居第三，佔9.33%。在1999年以前，我國性病的流行就基本以淋病為主。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性病研究所梁國鈞記得，1977年湖南出現一例男性淋病患者，這成為一個標誌性事件，結束了1964年中國宣布「基本消滅性病」後十幾年的無性病歷史，性病由此迅速蔓延。梁國鈞說，「那時連我們學醫的都沒有學過性病，那個經常往返於廣州與長沙兩地的湖南人，最初被確診為尿路感染。但用了一段時間的常規藥物治療後，醫生們覺得有些不對勁了。一個年紀較大的醫生推斷是淋病，但是沒有相應的技術手段支持他的說法，最後請出一位解放前曾看過性病的老大夫，老大夫反覆看了片子後才一錘定音。」
性病流行譜充滿變數。王千秋說，2001年前3個季度全國NGU(非淋球菌性尿道炎)的報告病例數已超過了淋病，位居第一位，這幾乎也反映了2001年整個的趨勢，而在2000年，天津、廣東、廣西和海南等省市的NGU的報告病例數就已經超過了淋病，位居第一位。新的排序是;NGU、淋病、尖銳濕疣、梅毒和生殖器皰疹等。
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的戴志澄指出，性病已經躋身為我國三大傳染病之一。
疫情蔓延是全球性的。50年代的美國與全世界,梅毒和淋病是僅有的兩種重要性病,其他種類性病幾乎只在娼妓中發現。然而在過去的近半個世紀間,性病流行已經從兩種擴大到二三十種。有些情況已經嚴重到以前只能在娼妓與嫖客中發現的性病,現在也在一般年輕人中普遍出現。有一個數據說,淋病以及其他性病的感染率,在15歲到19歲的年輕女性中保持最高。在我國的性病發病年齡也逐漸呈現低齡化趨勢，媒體報導說，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以無業、中專職校及大學生為主)發病率約佔總數的30%。
「性」化社會
流行病學專家們掌握著性病傳播途徑的一種社會因素推導公式，根據是男女患者的比例。梁國鈞介紹說，一般認為，如果男女比例相似，說明性亂行為已經相當普遍;如果女性比例低於男性，則說明性產業是主要原因，而目前我國性病男女患者的比例是1.4比1－－按流行病學的觀點，性產業與性亂兩種情況都有可能。
無論性產業，還是性亂，都明確地指出了傳染源－－傳染源既包括性病病人，也包括無症狀的病原攜帶者。
賣淫婦女－－比較無歧視的稱呼為「性工作者」，她們是性病傳播的核心人群。「核心」體現在她們具有的高患病率上，梁國鈞說這個高危人群的性病發生率可以達到15%。核心人群向外傳播，嫖客起了一個傳播的「橋樑」作用。嫖客及其家屬因「經常有此類危險行為」，被歸為脆弱人群之列，他們的性病發生率在5%∼8%左右。性病患者的性伴，作為潛在的重要傳染源，在性病控制上起重要作用。一個易被忽略的人群是:無症狀性病感染者，在維持性病的流行中這個人群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女性，比如70%以上的女性感染淋球菌和衣原體可以無症狀。
王千秋說:「在我們對門診的調查中可以看出來，出差在外的和出門打工者就診率相當高。」北京市性病防治所辦公室副主任劉惠介紹了北京市性病投病者的基本排序:在前幾位的是個體戶、干職人員、無業人員、工人。這些不同的人群患上性病的一個共同因素是區域間的流動。」
更多的越軌性行為難免會有更多的感染性病的機會,一項調查顯示:在性病患者中,按人口所佔比例計算,個體經營者、私人企業主之類的先富起來者位居首位－－嫖娼已經成為先富起來的男人們的某種常規行為。王千秋說在國外還有一個有趣現象，收入階層不同，所患性病也不同，淋病人群一般為收入較低者，而NGU則集中於收入較高者。
龔向東還提出了「年輕型」金字塔人口結構與性病的關係問題。「20∼40歲的性活躍人群所佔的比例越高，性病越易發生流行」。他說，我國人口結構今後多年仍將以「年輕型」人口金字塔結構為主，即20∼40歲的性活躍人群仍將佔35%∼40%，這個人口結構恰恰是性病流行的「危險型」人口結構。
從各種社會環境因素考量，性病在人群中流行，而且其流行速度的攀升成為一種趨勢。夏國美說，在1990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性病防治大會上她就指出:消滅性病是不可能的，控制也是不可能，我們要做的是降低發病率，但是我們不一定能夠做到。
懲罰與保護
就在社會大眾大體上都不明白性病的風險與後果時，很多人已經染上了性病。性病問題首先成為一種醫學問題。不過龔向東強調，性病其實也是由細菌病原體引起的，只是感染部位不同－－生殖道牽扯到了性，就涉及到了倫理道德，實際上這個病可以預防，可以「像治感冒一樣，甚至比感冒還好治」。
但是在治療過程中卻形成了惡性循環:性病流行形勢嚴峻，而性病醫療服務市場又嚴重混亂－－這裡成了私人牟取暴利的主要場所，從而加重了性病進一步流行。劉惠說，任何一種性病的診斷治療過程，直到病癒的花費不應當超過1000元，而梅毒可能只用100元就夠了。但實際情況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10年中，游醫和巫醫用自己製造的「藥粉」，每診治一例性病病人收取100元到400元不等。到了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在游醫、巫醫及個體診所形成的性病醫療服務市場中，出現了一定數量的挂靠、承包門診，而到了90年代的後半期，承包門診則唱起了主角。劉惠說這些私人診所的要價是:打一個點滴300元到400元，而點的藥可能只是一些糖水、鹽水。而承包挂靠的診所通過尋求合作的方式，利用原有的正規醫療單位的一整套的審批手續，堂而皇之地進行性病治療:一般他們每年向區級醫院繳納20萬元到40萬元數目不等的錢，而包括進藥渠道等與經濟相關的方面都由他們把持。
龔向東說，他們對全國24個省份的1516家公立醫療單位開設的性病門診調查時發現，有63.3%的性病門診被私人承包,而這些承包性病的門診大多以協議處方治療,一般每個病人治療費至少4000元。梁國鈞補充的情況是，就是在正規的醫院中也存在檢測手段混亂的情況，除了技術原因，更多的是利益驅動，「結果假陽性滿天飛，很多人都成了性病患者」。
對於診療市場的規範，是公共政策中著重於以「治療」－－事後行為的干預上;大多數學者則更贊同直接干預個人高危行為的事前干預。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景軍說，社會公共政策在控制性病中肯定要起到作用，問題是現在是懲罰型的政策，而不是從管理的角度出發。
公共政策直接反映的是國家成本的付出。王千秋記得在1997、1998年前，國家在這方面的投入很少，「還不如越南、泰國這樣國家投得多」。愛滋病的出現，死人的可能轉變了政府的重視指數。而最主要的一點是，王千秋說，性產業確實是中國性病的源頭。
對於這個源頭，國家的態度是，夏國美說，「在堅決取締的過程中防治性病」，所以針對賣淫嫖娼的專項行動一波接著一波。打擊需要花費的成本相當可觀:昆明市公安局冒錫昆副支隊長說，每抓一個三陪女，基本國家要付出400元到500元左右。公安方面的調查經費是一方面。夏國美的說法就是「要伏擊，要證據，要收容，要審判」，而對於那些收容教養的人的費用則更大，「原來看性病的錢是幾十塊錢，後來有關部門漲到了120多元錢，所以現在的費用越來越高」。冒錫昆說去年他們支隊搞了一個案子，一次抓獲了22個人，花去了18200元。
昆明市去年出臺了一個新的打擊方法，「一次性死亡法」－－打擊的對象由賣淫女和嫖客變成打擊「老闆」－－有賣淫嫖娼行為的行業場所中，提供這種性交易的老闆。冒錫昆介紹，去年一年昆明市一共「一次性死亡」了60家。改變的動力有一個無奈的原因:掃黃不能治本。龔向東說，掃黃確實使性病的門診量下降了，不過值得關注的一點是，掃黃是用「堵」的辦法，將其掃到地下，但是沒有從根源上清除掉，因為沒有教人怎樣去預防。
景軍說，中國的性產業這麼龐大，形式又這麼隱蔽，政策付出的代價太大。（完）
《三聯生活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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