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內駐瑞士某機構工作人員,文強兩年前去的瑞士,在解釋自己關注此事的初衷時,她特別向記者提及這樣一件往事:「出國前,一位家長託人找我,要我幫孩子帶點錢過去,說孩子在那邊學酒店管理。帶著幾千美元和家長沉甸甸的期盼,文強來瑞士見到孩子後,卻發現真實情況與母親的描述差距太遠。孩子也顯得很無奈:「告訴家長有什麼用呢?」「其實這裡的許多學生不願回去面對父母、拆穿謊言,可是在這裡又真的學不到什麼東西。實際上很多酒店管理學校都是劣質學校,他們是專門給中國打造的。」文強說,她遇到的一些中國學生,上了幾個學期的課,英語卻還聽不懂幾句。
「我寫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呼籲社會來關注一下這些孩子們,他們的處境很不安,甚至處在危險狀態。」文強在越洋電話裡的語氣有些急迫。在瑞士耳聞目睹的一些事情是,2001年春節前後,洛桑某酒店學校的一名男生,不堪生活和學習的巨大壓力,投湖自殺。同年3月,洛桑某酒店學校倒閉,12名中國學生流落街頭。8月,盧塞恩附近某酒店學校兩名來自上海的學生在湖中游泳時溺水身亡,其中一人年齡不足18歲,一個孩子的父母雙雙下崗,是跟親戚借了許多錢來的。
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這股勢頭有增無減。「兩年前,有一所學校因為『騙』而有名,學生100%來自中國大陸,當時只有200人,現在已近400人,聽說在國內還設立了辦事處,甚至還參加了某城市的國際高等教育展。在國內招來的學生源源不斷。」
目前在瑞士酒店學校中究竟有多少中國學生,沒有人能夠說出一個準確數字。據報導,以中國學生為主要生源的酒店學校有20餘家,保守地推測,學生人數至少在2000人以上。
近年來關於瑞士某些酒店學校的報導從未間斷,但為何仍有人如飛蛾扑火般前仆後繼地求學?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的前教育參贊張祖望直接了當地說:「原因很簡單--瑞士的簽證很好拿。」「美國去不了,加拿大、澳大利亞也難去,瑞士一些酒店學校不要求英語成績,只要肯花錢就行,自然人去的多。」有的如意算盤是把這些學校當作跳板,藉此轉往其他國家。還有一些孩子和家長的想法是,即便去不了其他國家,在外邊「鍍金」回來,也會為孩子找到一份好工作。教育部出國留學服務處的一位工作人員一言以蔽之:「許多家長和孩子已經到飢不擇食的程度。」
四達出國留學諮詢公司專門負責赴瑞士留學的胡雅萍經理告訴記者,近來年去瑞士留學「有突發趨勢」,雖然許多酒店學校要求學生「有一定的英文基礎」,但「測試是委託中介機構進行的,沒有專門的標準,」這種測試能否真正起作用,不難想像。胡雅萍認為。近幾年來,「出國中介」已成了一個有巨大利潤可圖的市場,誰都想從中賺得一筆。凶殺案出來後,四達公司的對口學校馬上發傳真,聲明非本校學生所為--看來,中國市場的確受重視。
張祖望參贊介紹說,瑞士所有的酒店學校都是私人性質,辦學無須審批,也沒有主管部門,任何人只要有錢就能辦,辦不下去就倒閉,辦學純粹是個人商業行為。通俗地說,「就像開商店一樣」。目前,瑞士有30多所酒店管理學校,是由一個民間行業協會來管理的。在當地法律範圍內,政府並沒有管理私立學校的義務,成敗取決於教育市場。
但是將瑞士所有學校「一網打盡」,顯然也有失公平。此裡農布的個人經驗則是,在瑞士兩年的旅遊管理的學習經歷使他受益匪淺:「瑞士和雲南有許多相像之處,有雪山、高原。瑞士在現代文明和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上,確實有許多獨到之處,完全可以借鑒和推薦給雲南。」此裡農布說,「我清楚知道自己出國的目的--是實現人生夢想的一部分,我不是為了出國而出國。」如今在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德欽辦公室工作的此裡農布說。
「這兩年,看見中國人的錢好賺,那邊生出了許多學校。說它們『非法』並不準確,因為按瑞士法律規定,只要經過註冊的就是合法,但註冊很容易。有的學校實際上就是一座房子,媽媽是校長、女兒是老師。」北京四達出國留學服務公司負責瑞士留學的胡雅萍女士說.
「很多家長認為,對孩子負責任的表現,就是『砸鍋賣鐵』也要把孩子送出去。這實際上加重了孩子們的心理負擔。他們在外面再怎麼不愉快,在家長面前也只能報喜不報憂。」張祖望一語道破:望子成龍的急切心理為國外形形色色的「克萊登大學」創造了市場條件。
一言難盡的教育困境
1月18日,楊寶元坐在編輯部,向記者講述了他女兒的遭遇。楊寶元的女兒楊爽原在北京某私立中學讀書。1999年9月,楊爽從學校帶回一份招生簡章,稱學校可以免費為學生辦理赴加拿大留學手續。
「說句老實話,孩子的分數要想在國內上所大學不太容易,再說家裡也有這個條件,我們報了名。」除去必要的銀行存款證明不算,楊先生將16萬餘元交給學校,作為在加一年的費用。去年3月,簽證終於辦下來,本來說好8月啟程,可7月的某一天,"學校緊急開家長會,說趕緊走吧,再不走就出不去了。我特納悶--我們是光明正大去上學的,怎麼整得像偷渡似的。」11個孩子結果「非常狼狽」地上了飛機。楊先生事後知道,學校本來允諾聯繫的是加拿大莎蒂斯中學,後不知為何轉到了臺灣人辦的某學院,學校意欲打一個時間差--拿著莎蒂斯中學的邀請函得到簽證,目的卻是另外一所學院。
到了該學院後,楊爽發現所謂的「學院」其實只是一個英語培訓班,只有半天課程,其課程內容對申請大學不起任何作用。此時宿舍發生了盜竊事故,「孩子打電話來,告訴我每天都背著護照、銀行卡上學,『挺害怕』的。我心裏不是滋味,決定給孩子轉學。」原本答應可以自由轉學的私立中學,此時卻拒絕了楊先生退錢的要求,經過一番交涉,只答應退6個月的生活費,約2萬人民幣。「這意味著孩子呆了3個月、花了14萬人民幣,這不是天價嘛!」
與學校協商無果的楊先生決定將其告上法庭。但還有更多的孩子「前仆後繼」。據楊先生瞭解,「(從該校)後去的十幾個孩子更慘,學校只有100多平方米,連半天學都上不了,交了學費之後愛幹嘛幹嘛,整個是交錢買個在那兒混的身份。」
對自己遭遇的反思,楊先生說除了對那所私立學校太輕信外,並無其他。「我們是傳統意識比較濃的人,總想著孩子應該受過良好教育之後再出來面對社會。」因此對「送孩子出去讀書」這一點,他堅信「沒辦錯」。但楊先生的另外一番言論著實令人震驚:「中國的教育能力太不足了,我們是被『逼』著出去的!誰不知道北大、清華好?我也知道北大、清華的教育並不比國外差,但有幾個人能進去?以我女兒的成績,大學的門還進不了,更別說好大學了。從根上講,這個現象產生的原因,在於中國自己的教育制度。」
網上一位與凶殺案中17歲的凶手來自同一所學校的的網友言辭激烈地說:「家裡拿了好多錢出來,為的是我能有個好前途。在國內我沒能考上本科,專科我也可以上,有什麼用呢?本科學生畢業了連個工作都找不到,何況專科呢!誰都有理想,都想有好發展,遺憾的是中國不是這種年輕人成長的好環境,沒有學歷你什麼都不是。」
這些觀點在教育學者余聞那裡或多或少地得到了驗證。余聞介紹說,雖然國內經過幾次擴招,2001年高校的入學比率已達11%、並預計在今年擴大到15%,「但反過來說,仍有85%有孩子上不了大學。因此,一部分人轉到海外接受教育順理成章。「這些孩子的特點可以大致歸納為,學習成績不拔尖,家境不是太差。另外,獨生子女的增多,更使得家長把全部的賭注都壓在「出國」上。
余聞向記者介紹說,目前,許多發達國家出現老齡化趨向,適齡人口中上大學的減少,這個問題在日本、澳大利亞乃至歐洲都普遍存在。國外許多大學都是私立大學,它們同樣面臨著一個「經營」問題,缺乏生源即面臨著生存危機。於是他們要開拓海外市場。另外,有研究表明,留學生市場對一個國家經濟的促進也起很大作用。除了向學校繳納學費外,租房、吃飯,包括上學打工期間提供的廉價勞動力,都刺激了經濟增長。
現在國外的許多學校熱衷到中國辦教育展,「用我們的行話來說,這叫教育貿易,也是教育產業的一部分。但是真正的好大學不存在生源困難問題,選拔學生的標準依然很嚴格;相反,一些不怎麼有名、生源有困難的大學,惟一的指標就是錢。這樣與國內的需求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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