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無可奈何的調子中，包含著一種極不合邏輯的自我辯護：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認，開放國際貿易將對大陸的農民帶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他把這種負面影響僅僅歸因於國外農業的技術和成本優勢。既然如此，人們要問，為什麼現在一定要犧牲廣大農民的利益來加入WTO 呢？為什麼不能先幫農民一把，再加入WTO呢？朱鎔基顯然知道自己的邏輯矛盾，他在後面的講話中說，大陸加入WTO是一個實現自己平等權利的政治問題。言下之意，為了大陸在國際社會的平等權利，只好犧牲農民的利益。
朱鎔基的這套說法中，最荒唐之處就在於他把大陸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平等權利與農民利益相對立。他好像不知道，今日大陸農民面臨的最更本問題，恰恰就在於沒有平等的權利。大陸農業處於弱勢，與農民沒有充分的財產權利、沒有自由遷徙的權利和沒有政治權利有非常直接的關係。而中國大陸之所以多年不能夠進入世界貿易多邊組織，也並非是因為國際社會有意排斥大陸的平等權利，而是與大陸內部排斥平等權利的體制有非常直接的關係。事情非常明白，如果大陸是一個建立在平等權利基礎之上的體制，大陸的農業不會是如此的沒有競爭力，而大陸應該早就加入到世界貿易組織中了。
具體來說，大陸農民長期缺乏平等權利，導致了一系列結構性的問題，嚴重阻礙了大陸農業的發展。首先，農民多年沒有遷徙自由，造成農村人口過多；其次，農民沒有貿易自由，又造成自給性農業的生產比重過高，而且國內市場支離破碎，地區間貿易壁壘重重；最後，農民沒有政治權利，使他們遭受多種盤剝，內地農村的現金收入很少，而稅賦卻奇高。正是在這種極度扭曲的生產和收入分配結構下，農民完全喪失了投資現代化農業的可能。更可悲的是，在人口增長和高稅賦的雙重壓力下，大陸的小農還要不斷增加自給性農業生產的投入，使其成本越來越高於國際水平。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國外廉價的農產品湧入大陸，對小農的打擊將是災難性的：農民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繼續生產，但是其現金收入又不足以補償其投入的成本。
朱鎔基等大陸經濟決策者完全不懂大陸農業的癥結何在，以為可以通過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緩解農民收入問題。非常滑稽的是，朱鎔基一方面與發達國家談判加入WTO的條件，另一方面卻在拚命地貫徹與自由貿易格格不入的糧食、棉花等政策。在WTO談判終於完成的時候，朱鎔基勞民傷財的糧食、棉花政策也遭到了完全的失敗。當朱鎔基知道市場干預無法保護沒有權利的小農的時候，他已經不得不在開放農產品貿易的協議上簽字。這就是朱鎔基在得知大陸加入WTO的消息時，高興不起來的真正原因。
中共領導人一談到WTO，就要提十五年談判的艱難。但是，十五年大陸當局費盡心力的一個內容，就是保護與WTO的原則不相容的各種制度安排，尤其是保護城市特權和國有企業的特權。正是他們這樣一個基本方針，拖延了大陸農村各種基本制度的改革，時至今日，大陸農村的土地問題還遠沒有解決。現在回過頭來看，大陸當局的作法確實有點令人難以理解，他們努力地想加入一個以以自由貿易為宗旨的世界組織，可是，他們有堅定不移地維護妨礙自由貿易的各種制度。難怪西方國家一直對大陸是否能夠兌現談判的承諾，始終抱有極大的懷疑。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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