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戰者」的這種訴求表面上看挺高尚，很看重生命，頗有人道情懷，更熱愛和平，但實際上這種不分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不分文明和邪惡，一味盲目地反對一切戰爭，結果不僅會導致更多平民死亡，更多災難；而且等於給邪惡開了綠燈，使和平更沒有保障。「農夫和蛇」式的愚蠢，不僅害己，也害別人。
按照「反戰者」這種邏輯，第二次大戰時美國、英國、俄國、中國等都不應以軍事手段反擊德國納粹和日本帝國，因為戰爭導致大量軍民的死亡。人類為抵抗納粹和日本軍國確實付出了慘重代價，據美國二戰研究資料，俄國有1,300萬軍人、700萬平民死亡；中國有300萬軍人、1,000萬平民喪生；日本有170萬軍人、38萬平民死亡。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中國是整個二戰中平民死亡最多的國家，不僅超過俄國，而且是日本平民死亡人數的近27倍！
如果人類在二戰中不採取軍事手段抵抗，結果會是怎麼樣呢？可能至今全世界都是納粹和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全球60億人都成了亡國奴。中國人習慣說「8年抗戰」，這8年裡中國就有1,000萬平民遇難，那麼如果中國人以及美、英、俄都不使用戰爭手段抵抗，日本再繼續佔領奴役中國人8年，就可能再有1,000萬中國平民喪生（這還不算軍人的犧牲）。
我曾在採訪一位主張非暴力的佛教領袖時問道：「如果你生活在二次大戰期間，面對納粹和日本軍國的屠殺，你怎麼辦？」他沉思了一會兒回答說，「我跑。」我追問：「納粹和日本人有坦克、戰車……」他說「我跑的快。」顯然這位佛教領袖無法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好用開玩笑的方式躲過。像這位佛教領袖這種一概反對所有戰爭的做法起碼有四個誤區：第一，混淆了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性質區別；第二，放棄了人類面對邪惡的自衛權利；第三，在自己逃跑的行為中，放棄了保護弱者、女性和兒童的責任；第四，這種放棄抵抗，將只能導致邪惡更大範圍地蔓延，更多的無辜者喪生，使人類陷入更沈重的災難。而這一切結果都和這種以非暴力來避免更多生命損失的人道願望背道而馳。
美國即將進行的用軍事手段打擊恐怖主義的行為就是人類面對邪惡而進行的正義自衛。如果今天不去摧毀拉登的訓練基地，不去根除他的上萬名狂熱的恐怖主義信徒，明天拉登們可能就不是劫飛機，而是劫持新疆和西伯利亞的導彈發射場，向紐約，或是倫敦、巴黎、柏林發射核子武器，把幾百萬生命連同城市一起從地球上永遠地抹掉。從這次恐怖份子以民航飛機和平民作為飛彈進行襲擊來看，只要他們能夠達到謀殺人類的目的，什麼手段都會使用，問題只是他們能劫持到什麼樣的武器。他們的思維方式已經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基本邏輯。
如果對這麼殘忍地大規模謀殺平民的邪惡勢力都不使用軍事手段鏟除，那麼人類還要保持軍力、發展武器幹什麼？！那些反對使用戰爭手段，而要求用外交手段解決恐怖份子問題的反戰者，實在是弱智到連這樣的道理都不懂的程度：如果這些人能用劫持民航飛機、撞毀有幾萬平民在裡面工作的世貿大廈的方式，那麼還有什麼人類的規矩、原則和道理可以被他們認同？
如果今天美國不使用軍事手段打擊並根除這些恐怖份子，摧毀他們的訓練基地，那麼邪惡勢力就會以為這種恐怖屠殺奏效，明天就可能襲擊更多的城市。那些舉行反戰遊行的美國大學，都可能是恐怖份子襲擊的對象。當那些校園連同反戰者們一起被恐怖份子的炸彈從地球上抹掉時，那些反戰者在另一個世界再後悔也來不及了。
在這次國會投票決定使用戰爭手段對付恐怖份子時，參議院以98對0，眾議院以420對1的絕對多數通過。唯一投反對票的黑人女議員笆波拉李（Barbara Lee）不僅這次反戰，在美國出兵波士尼亞、科索沃等議案中，她都是投的反對票。這種現像在美國的歷史上已經有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也是僅有一名女性議員投票反對美國參與，結果在隨後的選舉中，她就被選民淘汰。後來她東山再起，結果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國會表決是否對日宣戰時，又是她一個人投了反對票。這次選民沒有原諒她，不僅在後來的選舉中把她選下了臺，而且她永遠沒有再獲得足夠的選票返回政壇，永遠地失去了炫耀愚蠢的機會。
戰爭當然會有傷亡，也可能有平民的損失，但正義的戰爭有時不得不以一定數量的軍人和平民的傷亡，來換取大多數平民的生命保障與長久和平。且不說以西方的文化背景，僅以美國是民選政府以及有嚴密的新聞監督，美軍也會在戰爭中注意盡量減少平民的傷亡。這在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時就可以看出，美國用100萬美元的飛彈，打那些幾萬美元且幾乎沒有行人的橋樑，就是為了避免平民傷亡。即使轟炸南斯拉夫政府的大樓等，也是選擇夜間樓空的時候進行，並事先在白天發出警告。
即使從二戰時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這個極端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以少數人的犧牲而換取更多人倖存的道理。據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遜（Paul Johnson）的《美國人民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一書，美國當年向日本投原子彈之前兩天，曾派飛機向廣島空投了72萬張傳單，警告這個城市將遭原子彈攻擊而毀掉，呼籲人們離開。
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不僅不是沒有考慮平民的傷亡，而恰恰是為了避免更多平民和雙方軍人的傷亡。根據美軍攻佔沖繩一戰雙方死亡人數推算（美軍陣亡12,520，日軍死亡18,500），如果這樣打到東京，美國將犧牲100萬人，日本將喪生1,000萬到3,000萬人之間，因為日本本土有235萬正規軍，400萬海空軍後勤人員，和2,800萬後備民兵。當美軍和這麼龐大的日軍決戰，除了雙方軍人以外，自然會有非常龐大數量的平民傷亡。而至今仍被反戰者們譴責、詛咒的美國在日本扔的兩顆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所造成的死亡人數總共是15萬2千人。
同時，日本晚一天投降，被日本侵佔的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就會有更多的軍民死亡。如果僅計算平民的話，以美國方面統計的「中國在二戰中平民喪生1,000萬」（北京軍事科學院發表的數字為，軍民共傷亡2,100萬）的保守數字來看，中國人八年抗日戰爭的三千多天中，平均每天也約有3,500名平民死亡，這就是說，如果美國不投擲原子彈，逐個島嶼地和日軍爭奪，日本晚投降6個月的話，那麼別說美軍和日軍的死亡，僅中國一個國家，就會再有60萬平民被殺害，這個數字不僅是因原子彈喪生的日本人的4倍，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些中國平民比日本平民更加無辜□□美國之所以選擇廣島，因為它是日本第二集團軍總部所在地和軍工基地，而且當地民眾相當狂熱地支持日本軍國主義向外侵略。
既進行正義的戰爭，又完全不傷害到平民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態，但這兩者經常是無法兩全的，最理想的狀態從來都是最不可能實現的狀態。人類的歷史已經證明，烏托邦只是給人類帶來更大災難的幻想。如果什麼都想全得的話，其結果就只能是全部失掉。
美國為盡快結束戰爭，減少更多軍人和平民的死亡而向日本投擲原子彈一事，一直成為反戰者和左派們反對任何性質戰爭的理由之一。美軍在越戰中就是被對邪惡根本不瞭解的左派們，包括狂熱的大學生、左派媒體和好萊塢牽制而無法打勝的。後來當上了美國第一夫人、現在又利用丈夫的名聲而當上了紐約州聯邦參議員的喜萊莉，當年就是狂熱反戰的左派之一。她當年帶領學生上街高喊「F---尼克松」的口號；她崇拜的精神領袖，並準備畢業去實習的加州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是越共領導人的好友和座上客。好萊塢的著名女星、後來做了一陣CNN總裁泰特．特納妻子的簡．方達，當年竟跑到河內和越共一起手持機槍對天空的模擬美國飛機射擊。
這種左派狂熱我來到美國後也親眼看到。波斯灣戰爭爆發時我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目睹哥大上千名學生高喊著「要和平不要戰爭」，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百老匯大街。這些狂熱的學生們，根本不懂什麼是正義戰爭，什麼是邪惡，就是一味反對所有的軍事行動。那種不可阻擋的狂熱勁頭，似乎是邪惡用多少次殘忍、多少次屠殺、多少次血腥，都無法使他們醒悟（難道非得殺到他們自己頭上？）。可笑的是，在波斯灣戰爭打勝後，這些「雄赳赳們」卻又若無其事地去歡呼美國的勝利了。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慶祝成立50週年時，西班牙總統致詞說：「為了和平，就必須準備戰爭」。今天，人類又一次到了這種時刻，為了和平，為了更多平民的生命得以保障，必須進行正義的戰爭，使用一切軍事手段，根除恐怖份子！(9月30日於紐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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