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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逐鹿非洲(一)--当中国遇上非洲

 2013-04-02 00:16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非洲三国的访问。习近平履新后首次出访四个国家,非洲三国列在其中,中国对非洲的重视可见一斑。这同时也给希望加强与非洲关系的华盛顿敲响警钟。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长达几十年,而美国对非洲的兴趣越来越大。随着非洲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与美国在非洲会产生冲突吗?请看《中美逐鹿非洲》系列片的第一集--《当中国遇上非洲》。

3月底,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非洲的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南非的德班参加了“金砖五国”峰会。“金砖五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访问期间,习近平还承诺,三年内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对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做出如下表示:“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削,只会加强。”

*1950年代,政治为主*

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的明朝。当时,郑和的船队曾至少3次到达东非海岸。不过,其后的几个世纪,中非几乎没有接触。

中国与非洲的再次接触开始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当时,刚刚建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在自身财力、物力相当匮乏的情况下,为了赢得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持,开始向非洲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帮助非洲国家脱离西方的殖民统治。著名的坦赞铁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成的。作为回报,非洲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大卫.希恩(David Shinn)曾经是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和布基纳法索的大使。他最近与人合作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与非洲:一个世纪的交往》(China and Africa,A century of Engagement)。

他说:“回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国对非洲主要兴趣是支持当地的解放运动,支持非洲那些对中国共产事业感兴趣的政府。那个时候,政治关系多过经济联系。”

*1990年代,经济贸易成为主导*

1990年代中期,随着北京寻求满足日益增长的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中非交往方式也从中国单纯地援助非洲发展,变成由贸易和投资为主导。

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方式就是中国帮助非洲国家修建大坝、公路、铁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然后换取非洲的石油、矿产和其他资源。现在,非洲每个国家的首都和主要城市几乎都有中国人帮助修建的政府大楼。坐落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的非盟总部就是中国援建的。

2000年,中国和非洲建立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打下框架。现在,这个对话机制已经举行了五届。2006年的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48个非洲国家领导人齐聚北京,一时景象蔚为壮观。

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非贸易额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超过2000亿美元。同时,非洲还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劳务工程承包市场,在非洲的中国人已经将近百万,在非洲开展经贸活动的中国公司已达2000多家。

现在,中国人的脚印几乎遍布非洲大陆的各个角落。中国人经营的商店、中国制造的产品随处可见,另外,非洲还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旅游者。最新的趋势是,一些中国人选择去到非洲做义工。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很多人在开始学习中文。

*中国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

但是,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越来越遭到质疑。西方国家和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不关注非洲的人权和劳工权益,而非洲国家也开始提出疑问,中国在非洲一切果真是非洲的“福音”吗?

美国国防大学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的雷蒙德.吉尔品(Raymond Gilpin)说:“有很多人对中国在非洲发展的步伐和规模感到恐惧。中国与非洲的贸易确实在加大,但是,同时,很多中国人来到了非洲。非洲人的一个担心是,中国公司进来了,比方说,一个工程项目进来了,工人们也跟着来了。他们利用自己在中国国内的关系来帮助完成工程所涉及的各项贸易。很快,他们就挤垮了当地人。随着雇佣增多以及非洲社区对经济的担忧,这在将来越来越会是造成关系紧张的缘由。”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写文章称,中国拿走了非洲初级商品,石油和矿产,同时向非洲出售中国工业制成品,这是殖民主义的本质所在。他呼吁非洲人从对中国的浪漫期待中醒悟过来。

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前大使大卫.希恩说:“这篇文章非常令人吃惊,因为非洲政府高级官员中很少有人持这样的态度。非洲的学术界、民间机构,有时侯,一些国家的反对党领导人会提出这样的批评,但是政府高级官员这么做,很罕见,特别是尼日利亚这样一个与中国关系不错的国家。”

他说,获取非洲的石油和矿产只是中国对非洲的兴趣之一。他还说:“第二,简单地说非洲在联合国有54张投票,另外,非洲在其他多边组织中有代表权,像世界贸易组织等。中国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第三,中国希望得到非洲所有国家的承认现在有50个非洲国家承认北京,另外还有四个国家承认台湾,中国希望这些国家转而承认北京。最后,中国希望向非洲出口。”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她说:“非洲的绝大部分原材料确实出口了,工业制成品流入非洲,美国和欧洲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殖民关系。这是非洲的经济结构问题,这是非洲政府的错误,尼日利亚政府的错误,他们没有为尼日利亚的企业家创造环境来改变国家的经济形式,使其成为一种以制造业和更高端服务为基础的经济。非洲政府没有做足够的工作,你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中国。”

她补充说,中国在非洲投资的20%-25%是制造业,而非采矿业。布罗蒂加姆曾经撰写了一本书叫做《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这本书澄清了很多西方对中国在非洲的误解,包括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刚刚开始,包括中国在非洲抢占了大片土地,用于生产出口作物的故事等。

*‘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原则遭遇挑战*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一次记者会上曾表示:“中国从来坚持中国对非援助的原则是不附加任何条件。”

中国这种“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原则正是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指责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们认为,这样的原则让中国与非洲政府打交道时占据极大的优势,更方便中国与前苏丹总统巴希尔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这样的独裁者合作。

美国国防大学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吉尔品认为,中国在非洲并非无条件,“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先决条件。除此之外,近年来,在非洲国家频频发生中国公民被绑架、中国设施遭到袭击事件,他认为,这些都给中国的“不干涉内政政策”提出了挑战。

他说:“关于这个‘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条件’的政策,中国自己也在提出疑问。因为当你看到这些对中国设施以及中国公民的威胁,你不得不问,中国当局是否该对内政有所干预,以确保他们的公民和设施得到安全保障。”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布罗蒂加姆说:“中国不干涉内政的政策确实有些改变,不过,这种变化是温和的。过去,你不会看到中国外交官在热点地区穿梭斡旋。在苏丹危机上,你看到中国第一次派出了非洲事务特使刘贵今,他不仅到苏丹,还前往其他地区,例如津巴布韦,和其他那些需要进行外交斡旋的地区。这种穿梭外交、谈判和劝解对中国来说是新的事情。”

布罗蒂加姆说,中国公民的安全问题诚然是中国在非洲遇到的挑战之一,但这不是针对中国一国的。她认为中国在非洲最大的问题是透明,对非洲投资和援助计划的透明。她说:“例如出口额度、对外援助,有多少进入了非洲?每个国家又得了多少?我们应该能掌握这样的信息,其他国家这方面的信息都是公开的。这至少可以帮助澄清一些误解,例如,大家认为中国给了非洲巨大的援助,但是,实际上这种援助相当少,是有限的。”

国防大学的吉尔品说:“我认为中国未来中国最大的挑战是找到与非洲公民团体相处的方式,与那些重视良政、多元化、自己决定自己事务能力的团体和组织相处。第二,他们应该真正要找到将非洲商业多元化的办法,现在的情况是,太偏重石油和矿产了。另外,还需要与非洲公司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这方面,美国公司要做得好些。”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非洲经贸活动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美国是否在非洲会落后于中国。美国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新上任不久表示,非洲到处是中国,美国要在非洲与中国竞争。我们将在下一集为你介绍《美国重返非洲》。

来源:美国之音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看中国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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