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俄罗斯总统普丁和印度总理莫迪于2025年12月5日在新德里海得拉巴宫举行会谈前合影。（图片来源： Alexander KAZAKOV / POOL / 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2月5日讯】（看中国记者杨天资综合报导）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4日在印度新德里接受媒体专访时，面对“是否相信人类可实现永生”这一挑战性提问，给出了带有宗教色彩的回答：“万物皆有终，只有上帝是永恒的。”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偶然。它直接源于2025年9月3日北京阅兵期间一段意外曝光的对话。在那次活动中，现场麦克风意外录下了普京随行翻译员的中文转述：“生物技术持续发展……人类器官会不断地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习近平则回应道：“有人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可以活到150岁。”这段对话在网络上疯传后，迅速被撤下，但它所引发的讨论却延续至今。
普京新德里突谈“上帝永恒”一句信仰回应对这三件事的终极否定
当地时间12月4日，印度新德里，在结束了与印度总理的会晤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接受《今日印度》（India Today）专访。面对记者抛出的一个略显突兀的问题——“您是否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科技实现永生？”——这位以铁腕著称的领导人罕见地流露出一丝疲惫与肃穆。
“万物皆有终，只有上帝是永恒的。”普京在镜头前缓缓说道，并补充道，“真正的永生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敬畏自然法则。”
普京在12月4日还承认“我们百分之百可以延长寿命，我确定我们做得到”。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以公共卫生的历史性改善为例，指出印度等国在持续的医疗努力下，寿命已明显提高，婴儿死亡率也大幅下降，证明医疗进步确实能够延长人类寿命。
然而，这场看似学术性的讨论背后，却牵扯出一个更为复杂且令人不安的现实：当尖端医疗技术与绝对权力相结合，当资源分配呈现极端不均，当器官移植的数据出现难以解释的疑点。
这句看似普通的信仰感言，瞬间在国际舆论场引发了剧烈震荡。因为全世界都听得出来，这句话是对三个月前那场“麦克风门”风波的直接回应，甚至——是对盟友的一种某种程度上的“切割”。
中共“981首长健康工程” 特权医疗的神秘面纱
将时钟拨回三个月前，北京天安门城楼。彼时，普京与习近平并肩而立，未关闭的麦克风记录下了截然不同的论调。那时的普京还在感叹“器官移植”与“越活越年轻”，而习近平则自信地抛出了“150岁”的具体目标。
为何短短90天，普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是从“技术狂热”回归了“东正教信仰”，还是他意识到了那个关于“150岁”的梦想背后，隐藏着令世界无法接受的伦理代价？普京的改口，让原本处于聚光灯下的中共“981首长健康工程”，显得愈发孤独且惊悚。
普京承认了“上帝”的边界，但中共似乎仍在试图扮演“上帝”。
这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981工程”的疯狂本质。当一个政权试图突破生物学的极限，将目标定在违反自然规律的“150岁”时，它必然需要庞大的生物资源作为支撑。普京的“退缩”与敬畏，反衬出中共高层对逆龄科技的执着不仅没有降温，反而可能正在加速。这种对技术的迷信，在缺乏宗教信仰与道德约束的体制内，极易演变成对生命的傲慢与掠夺。
在多方报导与长期流传的材料中，“981首长健康工程”常被描述为针对中共最高层领导群体的保健延寿专案。这个项目的目标远不止于常规体检与治疗，而是企图透过“器官功能再生”、“跨器官替换”、“逆龄科技”等前沿手段，大幅拉长核心权力阶层的寿命。根据坊间流传的说法，该项目的愿景是将2008年时领导层的平均寿命由约88岁提升至150岁，并以器官相关的医疗技术作为关键支柱。
这种质疑首先体现在资讯的极度不透明性上。公众无从知悉研究方案、伦理审查与资金来源，更不知该等医疗所需的器官、细胞、组织样本来自何处。这种黑箱操作不仅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也为各种猜测提供了滋生土壤。当全国文联原党组书记高占祥去世时，其悼文中提到“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
令人心碎的失踪潮：百万孩子去了哪里？
近年来，中国各地频繁传出未成年人与青年离奇失踪的消息，这些案例的数量之多、性质之诡异，与官方“天罗地网”式监控宣传形成鲜明反差。据中国民政部《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显示，2020年走失人口达100万人次，但在拥有数十亿监控摄像头的环境下，找回比例竟不到1%。这个惊人的数据背后，隐藏着多少家庭的破碎与绝望？
胡鑫宇事件成为近年最受关注的青少年失踪案之一。这位江西致远中学15岁的学生失踪106天后，被通报于校外林地“自缢身亡”。官方结论并未平息疑虑，反而因现场细节、时间线与“鞋带自缢”的合理性问题，引发大规模质疑。网络舆论甚至延伸到对“器官是否齐全”的追问，突显信息不透明下的集体不信任。更令人震惊的是，据报导仅胡鑫宇就读的致远中学，近年来失踪人员就达21人，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有良知的人感到不寒而栗。
温州吴姓青年案例同样令人疑窦丛生。这位18岁青年在3月25日失踪，家属悬赏20万寻人，两周后却被发现为江中浮尸。中国网友直接质疑：“器官还在吗？”、“又是水边，要嘛水里，想想都知道器官现货。”这些质疑虽然尖锐，却反映了公众对失踪案背后可能存在的黑暗真相的深切担忧。
武汉刘奥成事件中，14岁少年下楼扔垃圾后失踪多日，警方迟至第八天才寻获遗体，并限制家属查看。有爆料称其脏器“被掏空”，虽未见权威司法鉴定公开佐证，却在社交网络引发对“器官交易”的恐惧性联想。当家属与公众习惯性遭遇延迟报警、程序不透明、调取监控受阻、验尸报告不公开等情况，便会自然地将个别案例与器官移植需求、黑市供体等议题连结起来。
这些失踪案件不仅是个别悲剧，更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失灵的警讯。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莫名消失，当家属的追问得不到回应，当监控系统在关键时刻总是“恰好”失灵，人们不得不怀疑：在这些失踪案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系统性的黑暗力量？
器官移植的数据迷雾：难以自圆其说的数字游戏
中国自2015年宣布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转向公民自愿捐献与脑死亡判定体系后，官方多次强调器官移植的规范化进展。然而，国际学界与人权组织对若干指标始终存疑，这些疑问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严谨的数据分析与国际比较基础之上。
移植量与捐献量的匹配度问题最为突出。据2018年官方公布数据，当年仅有六千多例器官捐献，但根据调查报告，每年实际手术量约6至10万例，过去15年总计手术量约150万例。这种巨大的数据落差让外界对器官来源产生合理怀疑：如果官方公布的捐献数据属实，那么其余的器官从何而来？如果实际手术量的统计有误，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偏差？
学者指出，在某些中心，患者等待相容器官的时间显著短于国际平均，尤其在肝肾移植领域。这在缺乏庞大捐献池与完善配型数据库的条件下，理应极为罕见。在西方国家，患者通常需要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获得合适的器官，而在中国某些医疗中心，这个过程却可以在数周甚至数天内完成。这种“效率”的背后，究竟是医疗技术的突破，还是另有隐情？
捐献增长曲线的合理性也受到质疑。一些统计数据呈现出高度平滑、近乎“工程化”的增长态势，引发外部质疑是否存在报告与统计的“整形”。在自然的社会系统中，捐献率的增长通常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波动性的特征，而非如此平滑的线性增长。
艺人Tank日前高调提及在中国接受“脑死者”心肝移植，在两岸掀起“国有器官”风暴。这类高难度、高匹配要求的移植手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器官来源和分配机制的质疑。一个外籍人士能够如此迅速地获得匹配的器官，而许多本国患者却在漫长的等待中失去生命，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深思。
监控社会的荒谬悖论：看得见病毒，却看不见孩子
在新冠疫情高峰期，基层部门能在极短时间内锁定密接轨迹、定点封控，显示数字监控与数据整合的强大能力。健康码系统可以精准追踪每个人的行动轨迹，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在茫茫人海中迅速锁定目标，大数据分析可以预测疫情的传播路径。然而，反观失踪人口搜寻，却屡见“调不到监控”、“摄像头坏了”、“画面恰好缺失”的情况。
这种“选择性失明”让公众不得不提出尖锐拷问：同样的技术与人力，为何在不同治理目标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效率？监控的本质是“对谁负责”。当其主要服务于稳控与维稳目标，而非以人身安全与公共善治为导向，就会出现“对体制需求高度敏感，对个人权利相对迟钝”的结构性偏差。
于是，社会便出现了令人心寒的悖论：我们能精准识别一个核酸检测异常者，却常常找不回一个失踪的少年。我们可以追踪一个人14天内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却无法找到一个孩子最后出现的位置。这种效率上的巨大反差，不仅导致公众对监控系统的不信任，更让人怀疑在这些失踪案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系统性原因。
当一个社会的监控系统可以如此精密地追踪病毒的传播，却无法保护孩子的安全，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价值选择的问题。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这个体系中，维稳比人命更重要，控制比保护更优先。这种价值倒错，正是导致公众对整个系统失去信任的根本原因。
国际视野：文明社会的器官移植伦理标准
多年来，联合国人权机制、国际人权团体与移植伦理学界曾多次表达关注，要求中国就器官来源透明度、死刑犯器官使用的终止情况、捐献—分配—移植全链条的可追溯性，提供可验证的数据与接纳独立审核。这些要求并非针对中国的政治攻击，而是基于普世的医疗伦理原则和人权标准。
美国的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OPTN）、英国的NHSBT、西班牙的国家移植组织，均对捐献、分配、移植、随访建立标准化资料，对外发布年度报告，部分数据对研究者开放。这些国家建立了独立于单一医院的伦理审查与质量评估机制，并对异常等待时间、非典型来源进行审计。以色列在2008年立法严禁器官交易，并透过保险给付引导国内合法捐献；西班牙以“软性社会工程”提升自愿捐献率，建立全球标杆。
这些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负责任的器官移植体系必须建立在透明、可追溯、可问责的基础之上。它需要独立的伦理审查机制，需要第三方的监督评估，需要对公众的充分信息披露。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每一个器官的来源都是合法的，每一次移植都是符合伦理的，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应有的尊重。
科技进步的道德底线：谁的150岁？
“981工程”被指涉的“150岁目标”在科学上或许终有一天可被突破，但公共资源的道德排序不容颠倒。当下中国大量家庭因罕见病、肿瘤治疗陷入经济困境，基层医疗与护理人力长期吃紧，而尖端资源若被一味用于少数人的“逆龄实验”。
普京在访谈中承认医疗进步可以延长寿命，这本身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自然结果。然而，当这种延长寿命的技术只服务于极少数权力阶层，当普通民众连基本的医疗保障都难以获得，这种“进步”究竟是文明的象征，还是不平等的加剧？
真正的文明，不在于少数人的长生不老，而在于大多数人的有尊严地老去。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不应该以最高层能活多久来衡量,而应该以最底层能否获得基本医疗保障来评判。当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轻松地谈论“150岁长寿”时，那些因病致贫的家庭、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那些在医院走廊等待床位的患者，他们的处境又有谁关心？
普京说得对：“万物皆有终，只有上帝是永恒的。”但在这有限的生命中，我们至少应该确保每个人都能活得有尊严、死得有尊严。我们不需要少数人的“永生”神话，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让每个生命都受到尊重。
普京在印度选择了向神低头，这或许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精明，也或许是作为老人的顿悟。然而，太平洋西岸的那场关于“150岁”的实验仍在继续。如果不给权力套上信仰或法律的缰绳，那么普京口中的“万物皆有终”，在中国可能演变成“弱者皆可杀”的终局。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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