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革命”十年后 海外香港离散社群继续为港抗争(图)


2014年10月22日,香港金钟抗议地点游行后,一名民主抗议者在守卫总督府的警察前撑着雨伞。(图片来源: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10月19日讯】“这个活动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雨伞运动’,让那些对‘雨伞运动’不熟悉的人知道当时香港发生了什么事,告诉他们当时的香港市民和学生的诉求是什么,整个运动是如何开始和结束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把还怀揣着当年理想的人重聚在一起,大家思考香港以及中国的民主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香港事务组织的发言人威尔‧林(Will Lin)这样告诉美国之音,为什么他们在“雨伞运动”十周年的时候组织放映一部2016年的有关“雨伞运动”的记录片。

9月下旬至10月中旬,世界各地的香港社团和关注香港的国际人权组织都在举办各种纪念“雨伞革命”十周年的活动。10月11日这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放映反映香港雨伞运动的记录片《乱世备忘》来做纪念。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师生、伯克利市民、旧金山湾区各民主、人权组织成员在内的近百人参加了这次放映会,回忆“雨伞革命”,呼吁关注香港离散社群,为香港的未来继续抗争。

“雨伞革命”又称“雨伞运动”或“占领行动”,是指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争取普选的公民抗命运动。这次运动主要由香港年轻人主导策动,示威者自发占据多个主要干道进行静坐及游行,占领区包括金钟、中环、湾仔、铜锣湾、旺角等。

运动的主要象征是手持黄色的雨伞,源于示威者面对警方以胡椒喷雾驱散时使用雨伞抵挡,运动因此得名。此次运动以占领、包围、罢工、罢课、绝食、游行、抗议、静坐、公民抗命、网络行动等方式进行,共有120万人参与,占全香港人口的六分之一。雨伞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警方于12月清场。“雨伞革命”中有1088人被捕。这次运动是香港历史上第四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运动。

纪念“雨伞革命”,不停止“讲述自己的故事”

《乱世备忘》这部记录片由香港青年导演陈梓桓导演。陈梓桓在这部记录片里跟踪拍摄了数位参与雨伞运动的年轻人,拍摄他们参与运动的原因、在运动中的工作、思考、恐惧、担忧以及对于运动前途讨论与内心的挣扎。

《乱世备忘》是2016年金马奖记录片提名作品,在日本山形国际记录片展获得小川伸介赏,并入围奥斯卡最佳记录片初选。

身在日本的陈梓桓导演在线上分享了他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以及他在雨伞运动中的经历。他说,现在再次展示这部影片非常重要,尤其是香港目前的局势恶化的时候。

陈梓桓说:“它提醒香港人曾经走上街头,渴望为民主而战。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忘记了这些抗争,忘记了这些事情。所以,我认为记录片可以展示我们曾经为民主而奋斗的时刻……。”

他说,对于香港,讲述完整的故事变得非常重要,即使它只是一小部分。“无论你是在香港,还是移居他国,我想告诉大家,拒绝遗忘,不要停止讲述你们自己的故事。”陈梓桓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香港事务组织的发言人威尔‧林当年每个星期都会去旺角见证那里的学生抗议。他说,当时感触最深的就是学生是如何去践行公民抗命的精神。“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自己的犯法,但是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想跟政府表达我们要争取争真普选的决心。‘雨伞运动’是非常悲壮的。”

香港《文汇报》前副总编辑程翔也是“雨伞运动”的参与者,他后来移民到洛杉矶。他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雨伞运动”让他最为感动是“连侬墙”。“它反映了不同阶层和不同年龄层的香港人关于民主的心声和诉求,向强暴的政权说不。”

“连侬墙”指的是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和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期间所产生的粘贴标语讯息等的民主拼接墙。当时,在香港的很多行人天桥、火车站、大学里都有“连侬墙”。

他还谈到了“雨伞革命”中让他感到难忘的另一幕。“年轻人抗议、静坐、露营在帐篷中,非常有秩序。‘占中三子’最终按原计划去警局自首。参与雨伞运动的年轻人也做好了被捕的心理准备。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年轻人一个个自愿坐在地上,等香港警察来抓人。很感动。”

程翔提到的“占中三子”指的当时发起“雨伞运动”的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者陈健民与牧师朱耀明。

曾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的21名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2014年10月底到11月初,“雨伞运动”期间去了香港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他说,“雨伞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是公民抗命运的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是成功的。

他说:“雨伞运动一直在践行公民抗命的方式,它是一个和平抗争,要求民主选举的基本权利。在香港由三位基督徒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一起发起了‘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行动。他们做这一个事情是经过深思熟虑,要用爱与和平的原则去推动政治变革。

旧金山湾区居民里克.沃里克(Rick Weyrich)2014年曾在香港工作,并参加了“雨伞运动”。他认为“雨伞运动”和公民抗命行动唤醒了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年轻的大学生,并且开启了一系列后来更加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虽然我知道北京政府会采取强硬措施。但香港的年轻人还是尝试了,做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这也是必要的。雨伞革命向世人展示了香港人要求民主的决心和意志。”沃里克说。

中国维权人士、“709大抓捕”的当事人之一赵威来参加了伯克利分校的电影放映会。她告诉美国之音电影中有好多镜头让她几度想落泪。

“就是尤其是在警察和人们站得非常近的时候,基本上脸对着脸的时候,香港市民对警察说的那些话,他们来自他们内心的心声:你要看到你的下一代也是这样吗?香港人的未来也包括了这些香港警察的未来的。在抗争的过程中,他们不断的跟这些警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是所有人的事情,大家都是不可割裂的一个整体。看到香港年轻人在街头风餐露宿,淋着雨,我非常的感动。”赵威说。

香港“离散社群”继续抗争,传承香港文化

“雨伞革命”后,2019年,香港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反送中”运动。反送中运动的第二年,北京通过了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展开一系列政治整肃。许多香港知名民主派政治人物和民运人士陆续遭到拘捕,其中包括戴耀庭廷等47名民主派人士和香港《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等。更多的香港民运人士选择出走、移民海外。有媒体今年4月份报导,“反送中”后,香港大约有20万港人离港移民,多数人选择移往英国、加拿大。

这些流亡在海外的香港人建立了“离散社群”。香港《文汇报》前副总编辑程翔说,虽然香港离散社团的成员普遍比较困难,需要更多人的关注,但离散社群的存在很重要。

“它们除了让流亡的香港人抱团取暖之外,它们还举办了很多活动,保存、传承香港文化,这一点很重要。”程翔强调说。

他提到,流亡出来的香港学生缺乏生活经验,面对严峻的流亡生活,装备不足,比较吃力;流亡出来的年纪大一点的人在语言能力和谋生能力上也面对考验;有的人比较颓废,需要心理建设和治疗。他呼吁外界给这些流亡国外的香港人提供更多的语言学习便利和更多的工作机会,帮助他们融入美国社会。

目前仅旧金山湾区就有十多个香港离散社群。海外香港人最大的社群是“香港人社区中心”(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最初于2022年在旧金山湾区的弗里蒙特市成立,现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本地的群组。周末“香港人社区中心”的朋友们会一起组织打球、烧烤等活动,还有免费教孩子中文的学习班。在活动中海外离散的香港人的关系得以拉近,也会关心需要帮助的成员。

“瞳行者人道基金”(Walk With Hong Kong)是旧金山湾区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它于2019年开始救助因为香港的各种运动,遭受中共迫害的香港年轻人。在全球范围内,他们已经救助了近百位香港流亡者。

“瞳行者人道基金”的成员帕特里克‧(Patrick Mai)是早期来美国的香港人。他说,香港人流亡出来也有积极的一面。

“就是香港人现在不是在一个小岛里面,现在全球都是香港人。这些香港人平时看不见,但需要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站出来的。”帕特里克‧麦说。

流亡在海外的香港人还在继续抗争。当年的“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周永康流亡到美国和罗冠聪都流亡到了英国。两人继续在为香港游说,也在帮助美国政府制定一些制裁和策略,让全世界知道美国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旧金山湾区居民沃里克说:“全球香港离散社群的发展将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它能够让更多人了解香港的真实情况,支持香港本土的抗争。”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认为香港现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不光对于在香港本土的人,对于在海外的香港社区也都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时刻。作为八九六四学运的领导人之一,周封锁认为,香港民主运动的抗争过程与经历天安门民主运动所抗争的过程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离开香港的港人刚刚在海外开始立足,也像大陆民主运动一样,要准备一个长期的抵抗,而且要面临海外很多人的自我审查。还有远离本土,没有办法在本土推动民主运动,在海外把香港民主运动这个火炬坚持下去,这是一个现实的挑战,还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香港人做的还是不错的。现在就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坚守。”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主席,在八九六四中失去双腿的方政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认为,“雨伞革命”十周年,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他说,香港人精神、自由精神不是那么容易会被中共被摧毁的。“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放映会,纪念‘雨伞革命’,让香港的抗争精神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希望更多的人去看这些香港抗争的记录片,有更多人更多的了解香港的抗争历史,激发更多的人群去关注香港的现状,也是为了未来应对将来更严峻的中共对香港人的逼迫和抗争。”

伯克利居民音乐人艾梅柏‧张(Amber Zhang)告诉美国之音:“其实在很久之前都看过这个电影,但是现在是在雨伞十年之际再看,感觉恍若隔世。印象最深刻是港大的一位老先生讲的,中国人争取权利的运动就是像一场接力赛,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跑的是最后一棒。我们每个人都要,跑好自己那一棒。自己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希望自己把这件事情做好。再次听到这句话,我仍然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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