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从“同归于尽”现象看推倒专制高墙的未来趋势(图)

吴建民（本人提供）

【看中国2024年10月8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报导）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不断加剧，特别是权力中心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极端事件如同归于尽的现象不断增加，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官僚体制内部的腐败和权力斗争，也揭示出人民对专制制度的深层次失望与不满。时评人吴建民通过分析湖南邵阳公安局枪击事件，揭示了这类事件背后的制度性危机，并预测未来推墙运动不可避免，人民的力量会让中国迎来真正的民主。

“同归于尽”的现象与背后的社会危机

吴建民在其油管《建民论推墙》节目中指出，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权力的集中和专制体制下的腐败现象时常出现，人民与当权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而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当不公与压迫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时，一些极端事件如同归于尽的悲剧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他特别提到10月1日发生的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湖南邵阳公安局的一名民警段鹏枪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长跃的事件，反映出中国政治制度中的深层次危机。

当天，在中共篡政75周年庆祝活动中，段鹏选择在升旗仪式上开枪，袭击了身为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李长跃。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揭示出中共官僚体制内部日益加剧的冲突和矛盾。

吴建民强调，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例，而是中国社会体制下矛盾不断激化的体现。他指出，这种“官官相残”的现象反映了中国体制中的深层次腐败和社会不公，这类事件的频发也显示出更多民众对当权者的失望与愤怒。

段鹏与李长跃之间的冲突背景

吴建民分析，段鹏作为邵阳市公安局巡警二大队的副大队长，是公安体系中的中层官员，他与李长跃的关系并非普通的上下级，而是有着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根据吴建民的推测，这起事件可能涉及到几种原因。

“要么是局里面有些封官许愿的问题，最终没有兑现承诺，要么是他们两人之间有贪赃枉法的行为，最终分赃不匀。”这反映出官员之间因利益纠纷而导致的冲突在中国官场并不罕见。段鹏在事发当天将自己所有的荣誉奖章晒图发在微信朋友圈，这似乎预示着他已决意行动，并且希望通过展示自己的过去荣誉来告诉世人他并非无名之辈，而是迫于无奈走上这条不归路。

此外，吴建民还强调，“这些事官员之间彼此互相争权夺利，已经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了。”这番话揭示了中共体制下权力斗争的本质，即在许多情况下，当权者所关心的不是如何造福百姓，而是如何保护并扩大自身的权力和利益。

中国百姓不再逆来顺受 

吴建民在评论中指出，这类“同归于尽”的现象可以追溯至以色列的摩萨德（Mossad）战略，并且他认为这一模式正在中国社会内部被逐渐“内化”。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以色列模式”，即让“领导先走”的理念，指的是人们在无法改变现状的绝望中，选择与当权者同归于尽。

他进一步解释道，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社会中“老百姓已经不再逆来顺受”，而是选择直接对抗。这种演变过程可以从“从下跪求情到跳楼自杀，再到现在的同归于尽”来看出，人民对制度的失望和绝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吴建民指出：“这就是以色列模式——让领导先走的效应，这都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同归于尽”的现象不仅局限于湖南的这起事件，吴建民还举例提到其他近期发生的类似事件，比如湖南省财政厅厅长被杀害，陕西咸阳副市长全家被灭门等，这些事件都表明中国社会中的底层与权力中心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并且逐渐走向极端化。

中国体制下官场斗争的普遍性

段鹏枪击李长跃的事件不仅是一个个案，而是中国专制体制内部腐败、权力斗争以及人性扭曲的冰山一角。中国的官僚体制中，贪腐现象层出不穷，而权力的竞争往往不是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是通过暗中交易、利益交换甚至暴力冲突来达成。

吴建民指出，类似事件的发生反映出中国体制内部的矛盾已经到达无法调和的程度。正如他所说：“这个事件就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所有的斗争都是权力和利益分配上的不均。”对于这些事件，他强调这不是偶然，而是体制性问题的表现。

此外，吴建民还特别提到，“中共的权力斗争从来都是无情的，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游戏，谁占据权力高位，谁就掌握了生杀大权。”在这种制度下，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压榨底层民众，而底层官员也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向上爬，这导致了整个体制内部的竞争异常激烈，并最终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悲剧事件。

“同归于尽”事件背后的制度性危机

在吴建民看来，这些“同归于尽”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专制体制下的制度性危机。当人民无法通过正当渠道表达不满，当官员之间的斗争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解决，最终导致了这些极端现象的出现。他认为，当前的体制已无法维持长期稳定，因为“专制体制的本质就是压迫和控制，而这样的体制终究会面临崩溃。”

这些制度性危机不仅体现在权力的集中和腐败问题上，还体现在人民的绝望与社会矛盾的激化。吴建民指出，“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不再相信官员，不再相信共产党，这样的信任危机是整个社会走向分裂和混乱的前兆。”

他强调，这种社会危机的演变并不会因为经济的改善或短期的政治改革而得到解决。相反，他认为“即使中共再多印钞票、再多发放补贴，也无法平息人民的怒火。”经济上的补贴和政策上的小修小补，无法改变体制性问题，只能在短期内缓解，但从长期来看，这样的社会不满和权力斗争只会更加激化。

摩萨德模式的启示：高科技时代的权力对抗

除了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分析，吴建民还将讨论延伸到了国际层面，特别提到了以色列摩萨德的“定点清除”策略。他认为，以色列摩萨德的现代战争策略代表了一种新的权力对抗模式，即“送领导先走”。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针对战争发起者和领导者，而非普通士兵或平民，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对无辜生命的伤害。

吴建民在节目中详细讲解了摩萨德如何通过高科技手段实现精确打击，以黎巴嫩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的定点清除为例，他指出：“摩萨德的成功在于他们能够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定位，最终用高科技的钻地炸弹将所有真主党领导人消灭于地下掩体之中。”这样的战略代表了现代战争的新趋势，也启发了其他国家在处理内部冲突时的应对方式。

吴建民认为，中国的同归于尽现象虽然与摩萨德的策略有所不同，但同样反映了一种针对权力中心的对抗模式。这一模式的出现意味着“以人海战术来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而现代社会的冲突将更多地集中于权力的源头——那些掌握实权的领导者。

段鹏枪击李长跃的事件以及中国内部越来越多的同归于尽事件，无不反映出中国专制体制内部的深层次危机。这些事件不仅是个别官员之间的斗争，更是整个制度性矛盾的集中体现。吴建民认为，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未来将会有更多类似的事件发生，将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瓦解。

他强调，“推墙运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专制体制的高墙终究会被人民的力量所推倒。”中国社会内部的裂痕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问题，更是制度性问题。吴建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的力量将最终改变中国的现状，实现真正的自由与民主。